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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申报》，1879年 3月 21 日。
们设厂的阴谋活动一直未能得逞。②左宗棠可以算是反对和抵制外商在华设纺织厂的代表人物之一。
左宗棠善于把反对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同近代反侵略战争联系起来。在中法战争期间，他针对法国驻华公使福
禄诺在天津议订《简明条约》的五条内容，于光绪十年（1884年）写下了《时务说帖》，其中就该约第三条内所谓的
“中国宜许以毗连越南北圻之边界，所有法、越与内地货物听凭购销，商约税则务期格外和衷，其于法国商务极为有益”
的论调进行了驳斥。左宗棠指出：查越南南折西贡六省沦为异域，该国精华已竭，局势岌岌不支，犹幸有北圻堪以支格。
而北圻尤滇、粤屏蔽，与吾华接壤，五金之矿甚旺，法人垂涎已久。若置之不顾，法人之得陇望蜀，势有固然。追全越
为法所据，将来生聚、训练、纳税、征粮，吾华何能高枕而卧？若各国从而生心，如俄人垂涎朝鲜、英人觊觎西藏、日
本并琉球、葡萄牙据澳门，鹰眼四集，圜向吾华，势将狧糠及米，何以待之？此固非决计议战不可也。？？
论通商，必指定南北圻交界之所设立码头，红河行船必权操自我。而与欧洲各国公立条约，皆得通商，毋使法人专
利，庶彼此铃制，俾法人不另生希冀之心。如犹不从，则仍示以战。此时左宗棠能够意识到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将
导致中国面临着被列强瓜分的危局，表明他已站在时代的高度思索这一关系到中华民族存亡的问题。同时左宗棠主张同
各国“皆得通商”，也反映出他的经济思想中已带有浓厚的开放色彩，而且这一思想恰是以“权操自我”为核心的。
道光十一年（1885年），左宗棠在福州奏请创办机器制糖厂时，强调必须“收回洋人夺去之利”。他指出，自与外
洋通商以来，外商每年从福建购买红白糖数十万石，按说当地农民本来可以富裕起来，但他们愈加勤劳的结果却是愈来
愈贫困，“考厥缘由，证诸西艺，盖中国贫农制器不精，熬煎失法，不能与外夷比”。“今外夷互市，彼精我粗，彼巧
我拙，虽购华糖，并非自食”，外商在“香港等处已广设机厂，提红糖变为白糖，以其半载回彼国，半仍卖还华商，皆
获重利。中国贫农之辛苦，不能自享其膏腴，岁产徒饶，利权外属，无如之何”。其实，制糖“由红提白之法，中国亦
可自行”。
中国设立机器制糖厂，“不夺民间固有之利，收回洋人夺去之利，更尽民间未尽之利”。他建议“先派熟知糖务之
员，亲赴美国产糖之区，参观做法，购小厂机器，兼雇洋工数名来华试制”。糖厂由那些“不搭洋股”的商人“呈资入
股”兴办。①
（三）听任商办企业
左宗棠经济思想中能够反映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趋向的部分是其听任商办的思想。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没有能
够像西方资本主义经历了简单协作、手工工场和产业革命后出现的大机器工业三个阶段，而是走上了一条艰难的独特道
路。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已经孕育的资本主义萌芽，在封建势力的压抑下，没有发展到直接向近代工业过渡
的阶段。外国资本主
②李时岳、胡滨：《从闭关到开放——晚清“洋务”热透视》，第 215页，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①《时务说帖》，《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577—579 页。
①《试办台糖遗利以浚饷源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六三，页五四至五五。
义的入侵，又斩断了中国社会经济正常发展的道路。直到 19 世纪 60 —70年代，随着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
济的逐步解体和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的不断扩大，才使中国资本主义民用企业的产生和发展具备了客观的条件。从 70
年代初开始，洋务派创办了一批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近代民用企业。同时，一批拥有财富的地主、商人（包括
买办商人）及官僚认识到投资于新式工业的好处，便把他们积累的一部分资本开始投资于洋务派创办的民用企业，还有
一部分人则独自投资经营近代工业，创办了许多商办企业。这样，在兴办近代企业的过程中，官办与商办既有联系又有
矛盾。特别是在企业的经营过程中，官办的弊端不断暴露，日益成为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于是，一些进步思想家
纷纷批评官办的弊害，主张商办企业。王韬（字紫诠，江苏吴县人）认为：“官办不如商办，官办费用浩繁，工役众伙，
顾避忌讳之虑甚多，势不能展其所长。”①郑观应说：“一归官办，枝节横生，或赢或亏，莫敢过问。”②本书传主同
样意识到这一问题，指出：“招商办理，乃期便利。一经官办，则利少弊多，所铸之器不精而费不可得而节。”③因此，
由官办而转向商办代表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向。
左宗棠作为清政府的地方要员主张兴办近代工矿业，不反对官办企业，强调“官商合办”，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左
宗棠立论的角度则是在主张官办的前提下，更侧重于商办的意义。左宗棠说：“大抵矿务须由官办，无听民私采之理。
惟官开之弊防不胜防，又不若包商开办，耗费少而获利多。似须以官办开其先，而商办承其后。”④这同郑观应论开矿
的思想颇有吻合之处。郑观应指出：矿务“全归商办，则土棍或至阻挠，兼倚官威，则吏役又多需索。必官督商办，各
有责成：商招股以兴工，不得有心隐漏；官稽查以征税，亦不得分外诛求。则上下相维，二弊俱去。”①在 19 世纪 70
年代以前，清政府对矿务控制颇严，把商人开采视为例禁。左宗棠能够提出“商办承其后”的主张是非常可贵的。
在左宗棠论述近代工矿业的言论中，对听任商办问题多次提出了颇有见地的主张。
光绪三年（1877年），左宗棠在评议官办的基隆煤矿时说：即台郡近事言之，鸿荒乍辟，物产丰盈，煤矿樟脑本有
可言之利。西法听商经营，官收其税，故所为多成，国计亦裕。若由官先给成本，并商之利而笼之，则利未见而官已先
受其损。盖商与工之为官谋，不如其自为谋。其自为谋也尚有工与拙之分，其为官谋更可知也。左宗棠对西方资本主义
的“听商经营”之法是赞叹不已的。
光绪四年（1878年），左宗棠在新疆主张“为政先求利民”。他的利民措施之一是为农民制造适用的农具。左宗棠
指出“农器为作苦所必需”，应当在乌鲁木齐开采生铁，设立铸厂。铸厂的创建“须招商办理”，不能官办，因为官办
“利少弊多”，“不如其已也”。左宗棠还主张：“金河一带淘取
①［清］王韬：《韬园文录外编》，卷一○，页三○一。
②［清］郑观应：《船政》，《郑观应集》，上册，第 212页。
③《署镇迪周道崇傅禀乌垣等处善后事宜并金巡检劣迹及捕蝻诸事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428页。
④《与周渭臣提军》，《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三，页二四。
① ＇清＇ 郑观应：《开矿。上》，《郑观应集》，上册，第 704页。
②《答何小宋制军》，《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九，页七。
沙金，从前既未设厂，应即听民自采，官只抽分可耳。“①第二年，左宗棠在批复其部下禀请是否到远离肃州八百
里的山中采金问题时指出：”官采不能获利，徒耗采本，应作罢论。“②左宗棠还在新疆提倡使用制钱，主张”开设钱
店汇庄，应候地方富庶，商贾流通，听民自谋，无须官为之强，强也不行也。“③左宗棠认为经营商务要按”商规“办
理。光绪八年（1882年），他在徐州利国矿务招商章程的批示中指出：”集资开采利国驿煤铁，仿用西洋，购买机器、
铁炉，酌雇一二洋人管理机器，事属可行。“”所请矿务一应事宜，概照买卖常规，以免糜费，最为扼要。“集商招股
中”商本赢亏“均”由商任“。④在官办与商办这一组关系中，前者体现的是清朝封建政权对企业的控制，后者反映的
则为新兴的资本主义力量在企业中的活力。左宗棠对官方办企业的弊端给予了充分的揭露，并且指出”以官经商可暂而
不可久“⑤，表明他的经济思想已开始冲出封建传统思想的樊篱而逐步跨入资本主义思想的门槛。他上述思想言论的归
结点即是：”听商经营“，”听民自采“。左宗棠的这一思想有利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综观左宗棠的经济思想，他对关系国计民生的农业和工商业均提出了具有进步意义的思想。当然，左宗棠在对待农
业同工商业的关系方面，虽然都予以重视，强调“以农为经，以商为纬”，但他仍然摆脱不了传统的本末观的影响，这
是毋庸讳言的。如左宗棠认为：“税厘一项，取之商贾较之取诸农民本末攸分。”①他还说：“民安于陇亩，人心既固，
民气自强。彼以逐末而终致贫寡者，我以务本而自致富强。”②说明左宗棠在农业和工商业的重心方面有偏重于农业的
倾向。然而，必须明确的是，左宗棠并不是要限制和阻止工商业的发展，而是大力主张振兴工商业，通过盐务和茶务的
改革以纾商力，通过自办工商业以挽回被外人夺去之利，通过提倡听任商人办理企业以增强经济活力，这是有助于中国
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壮大的，左宗棠经济思想的主导方面顺应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潮流。
①《署镇迪周道崇傅禀乌垣等处善后事宜并金巡检劣迹捕蝻诸事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427—429
页。
②《刘道璈禀省城东关外地方宽厂堪以建造机器房屋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443页。
③《札镇迪周署道筹办善后事宜》，《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526—527 页。
④《徐州道详转陈胡恩燮拟办利国矿务招商章程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466页。
⑤《试办台糖遗利以浚饷源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六三，页五五。
①《巩秦阶唐道启荫洋据阶州禀报商民滋事厘局一案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213页。
②《病势增剧恳恩开缺回籍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五九，页六四。
第三章左宗棠的文化思想左宗棠说过，他“不为名儒，即为名将”，展示出其人生追求的价值取向，表明他是怀有
当一“名儒”抱负的。左宗棠还常常以“一介寒儒”自称，也说明他把自己纳入通儒学的文化人圈内。左宗棠从幼年起
便诵读《论语》、《孟子》，兼读《大注》，青少年时代一面学制艺，应科举，一面研学经世有用之书，形成了自己的
文化观。他对儒家学说尊崇备至，表示要“纳轨躬儒行”，强调“儒术盛而世教修”。他尤其重视程朱理学，决心“格
以程朱为宗”。他将传统文化中精华部分的“通经致用”之说发扬光大，反复强调“穷经将以致用”，大力提倡实学，
主张“实事求是”。因左宗棠所处时代的缘由，西学东渐的风风雨雨已对中国原有的以儒学独尊于思想文化界的结构予
以冲击，左宗棠很快适应了新的文化氛围，反对当时居正统地位的“严夷夏之大防”，视西学力“奇技淫巧”、“雕虫
小技”的思想，承继鸦片战争以来林则徐、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阐发“中不如西，学西可也”的观点，
形成了具有开放意识的新型文化观。
一、“俗以程朱为宗”
左宗棠终其一生都服膺儒家学说，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左宗棠对儒学的两个主要流派宋学和汉学则是褒贬不一的。
他对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宋学倍加尊崇，主张“恪以程朱为宗”，“以程朱为准”，“宗程朱以探原孔孟”。
①他对汉学，特别是清代乾嘉年间盛行的以训诂考据为特征的汉学则多有微词，指出：“自乾隆中叶以来，声音训
诂校雠之习盛，士竞时局，逐声气，以搏击儒先为能，放言无忌。”②“近世士大夫专尚考证、训诂、书数之学，以窥
隙攻难为功，至标立汉学名字号召后进，于书之言身心性命者相戒为空疏迂阔之谭，弃置不一顾。其甚者乃敢躬冒不匙，
轻议先儒，及问以四子书义，不能答，尝以利害细故，颓乱而无所守。”③为此，左宗棠主张“箴汉学之膏盲，而一以
朱子为归”，以实现“儒者传道报国之功”④，并达到“入宋儒之堂奥”⑤的目标。
左宗棠所尊崇的宋学是宋儒以理学为代表的义理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