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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中所处的地位和中国本身所面临的危局，这种对“变局”的认识恰促成了“借法自强”的洋务运动的产生。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朝统治集团中的一部分有识之士探讨“自强”之策的过程中，左宗棠的洋务思想日臻成熟。
咸丰十年（1860年），左宗棠在为两江总督曾国藩“捉刀”③而作的《复陈洋人助剿及采米运津折》中提出了如此见解
：
①［清］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卷下，页一○○、一○一、七三、六九。
②咸丰十一年（1861年）成立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被时人习称为“洋务衙门”。《洋务运动》（资料丛刊），第 1
册，第 288页。
③《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七二，页一一。
④［清］王韬：《韬园文录外编》，第 33 页。
⑤［清］王韬：《韬园尺牍》，第 7卷，第 2页，中华书局 1959 年版。
①［清］薛福成：《上曾侯书》，丁凤麟、王欣之编：《薛福成选集》，第 22 —24页。
②［清］李鸿章，《复朱九香学使》，《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六，页三七。
③曾国藩致胡林翼信中说：“得惠缄承奖，借夷助剿一疏，系左季翁捉刀为之，鄙人不办此也”，但“鄙见与翁公
相同”。见曾国藩：《复胡宫保》，《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一三，页四七。
驭夷之道，贵识夷情。？？此次款议虽成，岂可一日而忘备？河道既改海运，岂可一岁而不行？如能将此两事妥为
经画，无论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远，得纾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史学界常以此说把曾国
藩视为洋务运动的首倡者，而真正的倡导者当属左宗棠。事实是，左宗棠能够提出这一主张并非偶然，这恰是他自鸦片
战争时期就建议“讥造船之厂”，“更造炮船、火船之式”想法的延续。更重要的是，左宗棠通过以曾国藩的名义上奏
的形式，率先向清政府正式提出将来学习西方以造炮制船的主张，这就为几年后洋务派创办近代军事工业举动之开始和
洋务运动的兴起与发展，起到了具有倡导性的历史作用。因此，可以把此说定为左宗棠洋务思想开始形成的标志。
同治二年（1863年），左宗棠上书总理衙门，强调中国今后“当图仿制轮船”，以此“为海疆长久之计”。②两年
后，左宗棠又把仿造轮船的主张同“求强”思想结合到一起。他指出：至中国自强之策，除修明政事精练兵勇外，必应
仿造轮船，以夺彼族之所恃。此项人断不可不罗致，此项钱断不可不打算，亦当及时竭力筹维。转瞬换约，届期须预为
绸缪也。这表明左宗棠以谋求自强为目的的洋务思想业已成熟。所以，左宗棠于同治五年（1866年）在关于筹议洋务事
宜的奏折中认为：“西洋各国，向以船炮称雄海上。？？道光十九年海上事起，适火轮兵船已成，英吉利遂用以入犯。
厥后寻衅生端，逞其狂悖，瞰我寇事方殷，未遑远略，遂敢大肆狓猖“。要改变这种状况，中国必须”习造轮船，
兼习驾驶“。对此，左宗棠说他”怀之三年，乃有此请“。②这一年，他在致总理衙门函中也说：”宗棠于此事思之十
余年，诹之洋人，谋之海疆官绅者又已三载“。③可见，左宗棠在同治二三年间已决心仿造轮船，至同治四年他把仿造
轮船纳入”自强之策“也就顺理成章了。
于是，同治五年五月十三日（1866年 6月 25 日），左宗棠正式向清廷上奏提出了设厂造船的主张。他认为“东南
大利，在水而不在陆”。“我国家建都于燕，津、沽实为要镇。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各国火轮兵船直达天津，藩篱竟
成虚设，星驰飙举，无足当之”。显然，左宗棠已对鸦片战争以来的“变局”有了清醒的认识。正是基于这种“变局观”，
他进一步指出：“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①清廷认为左宗棠奏
陈各条实乃“自强之道”而加以肯定。
左宗棠以“求强”相标榜的洋务思想与 19 世纪 60 年代出现的洋务思潮既有相通之处，也存在自身的特性。
就洋务思潮的共性来看，“自强”思想的内涵起初是以“制洋器”，即追求和仿制西方的坚船利炮为主要内容的。
同治三年（1864年），奕䜣上奏指出：“查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
①见《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一二，页五七至五八。
②《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六，页一○。
①《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七，页二五。
②《复陈筹议洋务事宜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3册，第 67 、69页。
③《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八，第六二页。
①《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3册，第 61 页。
以制器为先。“奕䜣把”制器“提到”治国之道“的高度来认识。他感到”外洋如英法诸国，说者皆知其惟恃此船
坚炮利，则置焉弗讲。即有留心此事者，因洋人秘此机巧，不肯轻以授人，遂无从窥其门径“。因此，他建议”将外洋
各种机利火器实力讲求，以期尽窥其中之秘，有事可以御侮，无事可以示威“。②同一年，丁日昌在给李鸿章的一个”
密禀“中提出设厂制造船炮的主张。他指出：”不可不熟思所以自强之策“，”船坚炮利，外国之长技在此，其挟制我
中国亦在此“。”既不能拒之使不来，即当穷其所独往。门外有虎狼，当思所以驱虎狼之方，固不能以闭门不出为长久
计也“。③李鸿章接受了丁日昌的建议，他在同治四年创办江南制造总局的奏折中说：”机器制造一事，为今日御侮之
资，自强之本。“”转危为安、转弱为强之道，全由于仿习机器。“”庶几取外人之长技，以成中国之长技。“①左宗
棠于同治五年创办福州船政局时同样认为：”以机器制造机器，积微成巨，化一为百。机器既备，成一船之轮机即成一
船，成一船即练一船之兵。比及五年，成船稍多，可以布置沿海各省，遥卫津、沽。由此更添机器，触类旁通，凡制造
枪炮、炸弹、铸钱、治水，有适民生日用者，均可次第为之。“②他还强调采用机器”制造轮船为中国自强之策“，无
论如何为难，必须设法办理”。③同治五年底，清朝满族贵族鉴于汉族地方要员设厂制造枪炮、轮船的状况，也未等闲
视之，急于在畿辅重地天津设局。奕䜣亲自出面，上奏清廷，强调指出：“练兵之要，制器为先，中国所有军器，固应
随时随处选将购材，精心造作，至外洋炸炮、炸弹与各项军火机器，为行军需要。”他建议由满族贵族、三口通商大臣
崇厚在天津设立机器局，认为于天津设局制造军火，不但“取用甚便”，而且“在我可收临阵无穷之用，在彼不致有临
时挟制之虞”。对此必须细心筹划，“力求实效，尽得西人之妙，庶取求由我，彼族不能擅其长；操纵有资，外侮莫由
肆其焰”。④清廷发布“上谕”：“著崇厚督同天津道专设局厂，遴派妥员认真赶办。”⑤这样，在洋务派把“制洋器”
以仿造坚船利炮从而谋求“自强”思想的指导下，从 1865 年至 1867 年间，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福州船政局、
天津机器局先后创办，中国近代第一批以机器生产力特征的军事工业便应运而生，中国的近代化也由此发韧。与此相反，
顽固派照样抱守残缺，认为：“不可购买洋器、洋船，为敌人所饵取；又不可仿照制造，暗销我中国有数之帑项，掷之
汪洋。”①“中国数千年来，未尝用轮船、机器，而一朝恢一朝之土宇，一代拓一代之版章。”②相比之下，洋务派
“制洋器”的主张确实较顽固派的迂腐之见高出一筹。
纵观中国近代历史，随着外国侵略的日益加剧，近代军事工业的创办无疑已经成为历史的必然。具体而微，则各个
军事工业局厂有其不同的特点。
②《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五，页一。
③《海防档》（丙），《机器局》，第 1册，第 4—5 页。
①［清］李鸿章：《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九，页三四至三五。
②《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3册，第 61 页。
③《开造轮船请暂动结款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3册第 197页。
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四，页一七。
⑤《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五，页六二。
①《光绪元年二月二十七日通政使于凌辰奏折》，《洋务运动》（资料丛刊），第 1册，第 122页。
②《同治六年五月二十二日杨廷熙条》，《洋务运动》（资料丛刊），第 2册，第 46 页。
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以制造枪炮为主，天津机器局以制造火药为要，福州船政局则专门以制造轮船为特色。
这些特点是与各局厂创办者的思想分不开的。
左宗棠所以重视轮船制造缘于其思想认识动因。他除了认识到仿造轮船是为了抵抗外国资本主义的军事侵略、经济
侵略和政治侵略的目的之外，还在于他善于对西洋的长技探赜索隐，认为仿造洋枪洋炮并不难，最难的是仿造轮船。还
在同治元年（1862年）他与太平军交战时，就发现“江西所存五千斤木壳铜心大炮，能发三十七八斤重炸弹，其制与洋
人落地开花炮略同”。
“可见西洋所恃为利器者，亦只能惊可动之众、无备之城，无他谬巧也”。①这种认识尽管不十分正确，却是他经
亲身实践所得。左宗棠对轮船的“偏爱”
是从鸦片战争以来的教训中得到的。他认为鸦片战争前“各国未造火轮船，彼尚无所挟也”。然而，“道光十九年
海上事起”，则恰“适火轮兵船己成，英吉利遂用以入犯”。所以他深感“彼之所恃以傲我者，不过擅轮船之利耳”。
他还指出：“若枪炮之制，广东无壳抬枪，三人可放两杆，一发可洞五人，无需洋火药、铜帽之费，足收致远命中之功，
较之洋人所推来福炮更捷而更远。大炮之制，新嘉坡所铸不如其祖家之良，中国若讲求子膛、药膛、火门三事合式，改
用铁模，净提铁汁，可与来福炮同工。硼炮一种又称开花炮、天炮，用生铁铸成者重百余斤，可放十余斤炮子；用熟铁
制成者重四十五斤，亦要放十斤零炮子，远可三里许，落地而始开花，其巧在子而亦在炮。”他在福建督匠铸制这种炮
30余尊，“用尺测量施放，亦与西洋硼炮同工”。因此，他进一步认为：“至轮车机器、造铁机器，皆从造船机器生出。
如能造船，则由此推广制作，无所不可”。“陆地之战，彼之所长皆我所长，有其过之，无弗及也；若纵横海上，彼有
轮船，我尚无之，形无与格，势无与禁，将若之何？”②显然，左宗棠并不反对仿造外国的枪炮，只是他误认为早已把
洋枪洋炮的制造学到手了，甚至已超过了外国的制造水平。但他作这样论述的用心则是为了证明自造枪炮并非难事，而
中国没有轮船与外国在海上争衡，“自强”之说只能是一句空言。所以，他把自造轮船视为“自强之策”的关键，并藉
此“以夺彼族所恃”，可谓切中要害。
据左宗棠自己说，他对外国的“火轮兵船之制”，自“道光十九年海上事起”即已予以注意。他在任闽浙总督后又
与法国人德克碑、日意格“往返讲论，渐得要领”，且“谋之海疆官绅者又已三载”。因此他才敢于力排雇船和买船的
议论，毅然提出自造轮船的设想和具体计划，并反复向清廷和总理衙门陈述防止外人干预和不为浮言所惑的主张。左宗
棠说：
就局势而言，借不如雇，雇不如买，买不如自造。①至自造轮机成船，较买见成轮船多费至数倍，即较之购买见成
轮机配造成船，亦费增过半，所以必欲自造轮机者，欲得其造轮饥之法，为中国永远之利，并可与别项之利，而纾目前
之患耳。外国多方阻挠，乃意中必有之事，见在英国领事等屡以造船费大难成，不如买见成船为便宜，此即暗中使坏之
一端，不然伊何爱于我，而肯代为打算乎！惟既能造船，必期能自驾驶，方不至授人以柄。②
①《附陈贼情并监放炸炮片》，《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1册，第 1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