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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献帝初平四年，诏曰：“今耆儒年逾六十，去离本土，营求粮资，不得专业。结童入学，皓首空归，长委农野，永绝荣望，朕甚愍焉。其依科罢者，听为太子舍人。”唐昭宗天复元年，赦文令中书门下选择新及第进士中，有久在名场、才沾科级、年齿已高者，不拘常例，各授一官。于是礼部侍郎杜德祥奏拣到新及第进士陈光问年六十九，曹松年五十四，王希羽年七十三，刘象年七十，柯崇年六十四，郑希颜年五十九，诏光问、松、希羽可秘书省正字，象崇、希颜可太子较书。此皆前代季朝之政，当丧乱之後，以此慰寒而收物情，非平世之典也。《实录》：宣德二年六月己卯，行在礼部尚书胡淡奏：“北京国子监生及见拨各衙门历事者，请令六部尚书、都察院都御史、通政使司、大理寺、翰林院各堂上官、六科给事中，公同监官拣选凡年五十五以上及残疾貌陋不堪者，皆罢为民。”上从之。凡斥去一千九十五人，其南京国子监生亦准此例。三年四月丙辰，行在吏部尚书蹇义奏：“拣择吏员年五十以上，及人物鄙狠不谙文移者，皆罢为民。”四年九月甲寅，放南北两京国子监生年五十五以上及残疾者二百五十三人还乡为民。九年九月戊寅，行在礼部奏：“取天下生员年四十五以上者考试，其中者人国子监读书，不中者罢归为民。”宣庙精勤吏治，一时澄清之效如此。後人不知，即知之亦不肯言矣。
○年齿《记》曰：“四十曰强而仕，七十曰老而传。”是人生服官之日不过三十年。汉顺帝阳嘉元年，用左雄之言，令孝廉年不满四十不得察举。皆先诣公府，诸生试家法，文史课笺奏。宋文帝元嘉中，限年三十而仕，梁武帝天监四年，令九流常选，年未三十，不通一经不得解褐。今则突而弁兮，已厕银黄之列；死期将至，尚留金紫之班。何补官常，徒隳士习？宜定为中制，二十方许应试，三十方许服官。年至六十，见任官听其自请致仕，无官之人一切勒停。是虽蚤于占《记》之十年，要亦不过三十年而已。三十年之中，复有三年大忧及期丧不得选补之曰，则其人在仕路之日少，而居林下之日多，可以消名利之心，而息营竞之俗。洪熙元年四月庚戊，郑府审理正俞廷辅言：“近年宾兴之士，率记诵虚文，求其实才，十无二三。或有年才二十者，未尝学问。一旦挂名科目，而使之临政治民，职事废隳，民受其弊。自今各处乡试，宜令有司先行审访，务得博古通今，行止端重，年过二十五者，许令人试。”上虽嘉纳，而未果行。今则积习相沿二三百载，青云之路，跬步可阶。五尺之童，便思奔竞。欲以成人材而厚风俗，难矣。
○教官汉成帝阳朔二年，诏曰：“古之立太学，将以传先王之业，流化于天下也。儒林之官，四海渊源，宜皆明于古今，温古知新，通达国体，故谓之博士。否则学者无述焉，为下所轻，非所以遵道德也。丞相、御史其与中二千石、二千石，杂举可充博士位者，使卓然可观。”
元仁宗时，方以科举取士。虞集上议曰：“师道立则善人多。今天下学士，狠以资格授强，加之诸生之上，而名之日师，有司弗信也，生徒弗信也。如此而望师道之立，能乎，今莫若使守令，求经明行修为成德之君子者，身师尊之，以教于其郡邑；其次则求夫操履近正、而不为诡异骇俗者，确守先儒经义师说，而不敢妄为奇论者，众所敬服而非乡愿之徒者；其次则取乡贡至京师罢归者。当今之世，欲求成德之人，如上一言者而不可速得；若其次之三言，则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亦未至乏才也；而徒用其又次之一言，则亦不过以资格授之，而毫鄙之夫遂以学官为糊口之地，教训之员名存而实废矣。”明初教职多由儒士荐举。景泰二年，始准会试不中式举人考授。
天顺三年十二月庚申，建安县老人贺炀言：“朝廷建学立师，将以陶熔士类。奈何郡邑学校师儒之官，真材实学者百无二三，虚靡廪禄，狠琐贪饕，需求百计，而受业解惑莫措一辞。师范如此，虽有英才美质，何由而成？至于生徒之中，亦往往玩忄曷岁年，桃达城阙，待次循资，滥升监学，侵寻老耋，授以一官。但知为身家之谋，岂复有功名之念？是则朝廷始也聚群而饮啖，终也纵群狼以牧人。苟不严行考选，则人材日陋，士习日下矣。”上是其言，命巡按御史同布、按二司分巡官，照提调学校例考之。
太仓陆世仪言：“今世天子以师傅之官为虚衔，而不知执经问道；郡县以簿书期会为能事，而不知尊贤敬老；学校之师以庸鄙充数，而不知教养之法；党塾之师以时文章句为教，而不知圣贤之道。慑捷者谓之才能，方正者谓之迂朴。盖师道至于今而贱极矣，即欲束修自厉，人谁与之？如此而欲望人才之多，天下之治，不可得矣。”又言：“凡官皆当有品级，惟教官不当有品级，亦不得谓之官。盖教官者，师也。师在天下则尊于天下，在一国则尊于一国，在一乡则尊于一乡，无常职，亦无定品，惟德是视。若使之有品级，则仆仆亟拜，非尊师之礼矣。至其官服亦不可同于职官，当别制为古冠服，如深衣幅中及忠靖中之类，仍以乡、国、天下为等。庶师道日振，儒风日振，而圣人之徒出矣。”按《宋史》黄祖爵言：“抱道怀德之士，多不应科目，老于韦布。乞访其学行修明，孝友纯笃者，县荐之州，州延之庠序，以表率多士。其卓行尤异者，州以名闻，是亦乡举里选之意，”而朱子亦云：“须是罢堂除及注授教官，请本州乡先生为之，年未四十，不得任教官。”昔人之论即已及此。
《孟县志》曰：“高皇帝定天下，诏府卫州县各立学，置师一人或二人，必择经明行修者署之。有能举其职而最书于朝者，或擢为国子祭酒及翰林侍从之职。英宗以後，始著为令：府五人，州四人，县三人，例录天下岁贡之士为之，间有由举人、进士除授者。而其至也，州县长官及监司之临者，率以簿书升斗之吏视之，不复崇以体貌，是以其望易狎，而其气易衰。即有一二能诵法孔子，以师道闻，而得荐擢者，亦不过授以州县之吏而止。其取之也太滥，其待之也大卑，而其禄之也太轻，无怪乎教术之不兴，而人才之难就矣。”
士风之薄始于纳卷就试，师道之亡始于赴部候选，梁武帝所谓“驱迫廉，奖成浇竞”者也。有天下者，能反此二事，斯可以养士而兴贤矣。
○武学《山堂考索》言：“武学置于庆历三年，阮逸为武学谕。未几省去，熙宁复置，选知兵书者判武学，置直讲，如国子监。靖康之变，不闻武学有御侮者。《实录》：正统六年五月，从成国公朱勇等奏、以两京多勋卫子弟，乃立武学，设教授、训导、如京府儒学之制。已而武生渐多，常至欺公挠法，正德中，钱宁已嗾武学生朱大周上疏劾杨一清矣。崇祯四年，南京武学生吴国麟等殴御史郭维，经掌都察院张延登奏黜，是则不惟不收其用，而反贻之害矣。
《太祖实录》：“洪武二十年七月，礼部请如前代故事，立武学，用武举，仍祀大公，建昭烈武成王庙。上曰：‘太公，周之臣，若以王把之，则与周天子并矣，加之非号，必不享也。至于建武学，用武举，是分文武为二途，轻天下无全才矣，古之学者，文武皆备，故措之于用，无所不宜，岂谓文武异科，各求专习者乎？大公但以祀帝王庙，去武成王号，罢其旧庙。’于是勋戚子孙袭爵者习礼业于国子监，被选尚主者用仪制主事一人教习。”文事武备统归于一，呜呼，纯矣。
宋刘敞《与吴九书》曰：“昔三代之王，建辟雍、成均，以敦教化者，危冠缝掖之人，居则有序，其术诗书礼乐，其志文行忠信，是以无鄙倍之色，斗争之声。犹惧其未也，故贱诈谋，爵人以德，褒人以义，轨度其信，壹以待人。故日勇则害上，不登于明堂。民知所底，而无贰心，是以其教而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未闻夫武学之科也。夫缦胡之缨，短後之衣，目而语难，按剑而疾视者，此所谓勇力之人也，将教之以术，而动之以利，其可得不为其容乎？为其容可得，无变其俗乎？而况建博士之职，广弟子之员，吾恐虽有智者，未能善其後矣。夫战国之时，天下竞于驰骛，于是乎有纵横之师。技击之学以相残也，虽私议巷说，有司不及，然风俗犹以是薄，祸乱犹以是长，学者之所甚疾，仁人之所忧而辩也，若之何其效之？且足下预其议而不能救与？吾所甚惑也。”
因勋卫子弟，不得已而立武学，仍宜以孔子为先师，如前代国学祀周公，唐开元改为孔子。周公尚不祀于学，而况太公乎？成化五年，掌武学国子监监丞阎禹锡言：“古者庙必有学，受成、献馘于中，欲其先礼义而後勇力也。今本学见有空堂数楹，乞敕所司，改为文庙。”可谓得礼之意。
○杂流唐时凡九流百家之士，并附诸国学，而授之以经。《六典》：“国子祭酒、司业之职，掌邦国儒学训导之政令。有六学焉：一曰国子，二曰太学，三曰四门，四曰律学，五曰书学，六曰算学。”欧阳詹《贞元十四年记》曰：“我国家春享先师後，更日命太学博士清河张公讲《礼记》。束修既行，筵肆乃设，公就几，北坐南面；直讲抗犊，南坐北面。大司成端委居于东，小司成率属列于西。国子师长序公侯子孙自其馆，大学长序卿大夫、子孙自其馆，四门师长序八方俊造自其馆，广文师长序天下秀彦自其馆，其馀法家、墨家、书家、算家术业以明亦自其馆。没阶云来，即席鳞差，攒弁如星，连襟成帷。”观此可见当日养士之制宽，而教士之权一，是以人才盛而艺术修，经学广而师儒重。今则一切摈诸桥门之外，而其人亦自弃，不复名其业，于是道器两亡，而行能兼废。世教之日衰，有由然也。
○通经为吏汉武帝从公孙弘之议，下至郡太守卒史，皆用通一艺以上者。唐高宗总章初，诏诸司令史，考满者限试一经。昔王粲作《儒吏论》，以为先王博陈其教，辅和民性，使刀笔之吏皆服雅训，竹帛之儒亦通文法，故汉文翁为蜀郡守，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後汉奕巴为桂阳太守，虽干吏卑末，皆课令习读，程试殿最，随能升授。吴顾邵为豫章太守，小吏资质佳者，辄令就学，择其先进，擢置右职。而梁任有厉吏人讲学诗。然则昔之为吏者，皆曾执经问业之徒，心术正而名节修，其舞文以害政者寡矣。东京之盛，自期门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经》章句。贞观之时，自屯营飞骑，亦给博士，使授以经。有能通经者，听得贡举。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岂不然乎？《周官？太宰》：“乃施典于邦国，而陈其殷，置其辅。”後郑氏曰：“殷，众也。谓众七也。辅，府吏，庶人在官者。”夫庶人在官而名之曰辅，先王不敢以厮役遇其人也，重其人则人知自重矣。
欧阳公《集古录？晋南乡太守碑阴》：“官属何其多邪，盖通从史而尽列之，当时犹于其问取士人，故吏亦清修，其势然尔。”
《元史？顺帝纪》：“至正六年四月，命左右二司六部吏属，于午後讲习经史。”其时朝纲己弛，人心将变，虽有此令，而实无其益。是以《太祖实录》言：“科举初设，上重其事，凡民间俊秀子弟，皆得预选。惟吏胥心术已坏，不许应试。”
又诏：“凡选举，毋录吏卒之徒。”
然而尝与群臣言，元初有宪官疾，吏往候之。宪官起，扶杖而行。因以杖授吏，吏拱手却立不受。宪官悟其意，他日见吏谢之。吏曰：“某为属吏，非公家僮，不敢避劳虑，伤理体。”是则此辈中未尝无正直之人，顾上所以陶熔成就之者何如尔。
陆子静尝言：“古者无流品之分，而贤不肖之辨严；後世有流品之分，而贤不肖之辨略。”能于分别之中而寓作成之意，庶乎其得之矣。
《大明会典》“洪武二十六年，定凡举人出身，第一甲第一名从六品，第二名，第三名正七品，赐进士及第；第二甲从七品，赐进士出身；第三甲正八品，赐同进士出身。”而一品衙门提控，正七品出身；二品衙门都吏，从七品出身；一品、二品衙门掾史、典吏，二品衙门令史，正八品出身，其与迸士不甚相远也。後乃立格以限其所至，而吏员之与科第高下天渊矣，故国初之制，谓之三途并用。荐举，一途也；诏罢举保经明行修及贤良方正，以言者谓其奔竞冗滥，无稗实用也，进士监生，一途也；吏员，一途也。或以科与贡为二途，非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