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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侍萍又抓住这个话题：旧衬衣。旧衬衣乃旧人所有。周朴园说：“你告诉她，在我那顶老的箱子里，纺绸的衬衣，没有领子的。”就是当年穿的。
下面一句话更妙了：“老爷那种纺绸衬衣不是一共有五件？您要哪一件？”她本是调动周朴园，但是终于忍不住要相认，说“要哪一件？”，简直神了，“不是有一件，在右袖襟上有个烧破的窟窿，后来用丝线绣成一朵梅花补上的？”
我们可以想到二人当年的旖旎风光，当年衣服破了，补一朵梅花，因为她姓梅。所以这是一个坏少爷玩弄少女的故事吗？他们两个到底是什么感情，是黄世仁和喜儿的感情吗？当然不是！就看她补衬衣补梅花这个情节，我们会想到一部名著中的哪个人物哪个情节？——《红楼梦》里的晴雯！他们两个人是什么关系？就是贾宝玉和晴雯的关系。难道这两个人不能有真爱情吗？我们不能说只有劳动人民有爱情，资产阶级就没有爱情。可见两个人当时是超越自己的阶级、地位、身份，才会产生这样的感情。
所以她一说这个梅花，周朴园就惊愕至极。
“旁边还绣着一个萍字。”说到这儿，简直就是心痛欲碎，这必须演出来，如果说出来就不好了，要把一切都演出来。
周朴园激动地说：“你，你是——”
这个时候还有什么怀疑？也不可能再有另外一个人知道这件事。可曹禺却让鲁侍萍这么说的：“我是从前伺候过老爷的下人。”再捅他一刀，我跟你不是平等的。
“侍萍！怎么，是你？”就像在梦中一样，心里有多少感受？你想到侍萍的容貌老到不能相认了，一旦相认就开始批判没有良心的家伙。周朴园突然变得很严厉，说：“你来干什么？”下面就有一段他们两人争吵指责的话。这段话在50、60年代很受重视，说这才是他们两人真实的身份，暴露周朴园如何残忍，如何坏。但是周朴园做为一个社会生活非常丰富的人，做为董事长，能够不考虑这个事情在他当下生活中的影响吗？过了30多年，鲁侍萍的身份还没有说。当年虽然是纯洁的少女，但是现在完全可能有黑社会或者其他背景支持，一切事情都是有可能发生的。这种情况大多数人都会像周朴园这样处理，这样处理已经是难能可贵了。难道说你要求周朴园马上跟她热烈拥抱吗？那反而不现实。两个人赶快畅叙旧情，把衬衣拿出来一块欣赏？执手相看泪眼？那是不可能的。阅读文学作品，要学会历史的同情，必须为人物设身处地。我们看这一段对话，何其精彩，我扪心自问，我是写不出来的。这样的对话还有很多，它们构成了《雷雨》这部戏的魅力。这个魅力不管换什么导演，你只要大概台词不错，总是能够吸引人。即使演得很差，或者是剧团水平不高，只要演《雷雨》，没听说有赔钱的，没听说票卖不出去的，戏本身就吸引人，就保证了市场。
除了精彩的对话，《雷雨》的独白也一样魅力非凡。我们再举周冲的一段话。周冲在第三幕跑到鲁家去，对四凤表达情怀，我们且听一听。周冲对四凤说：
当年海上惊雷雨：曹禺的《雷雨》（12）
有时我就忘了现在（冥想），忘了家，忘了你，忘了母亲，并且忘了我自己。我想，我象是在一个冬天的早晨，非常明亮的天空，……在无边的海上……哦，有一条轻得象海燕似的小帆船，在海风吹得紧，海上的空气闻得出有点腥，有点咸的时候，白色的帆张得满满地，象一只鹰的翅膀斜贴在海面上飞，飞，向着天边飞。那时天边上只淡淡地浮着两三片白云，我们坐在船头，望着前面，前面就是我们的世界。
因为有了周冲这样梦幻的台词，《雷雨》是有光明的，而周冲的梦想是典型少年人的梦想，也是曹禺内心的梦想。这里面周冲说的“飞，飞，向着天边飞”，我们看到曹禺很多戏里面都有这样的冲动意象，要向天边外飞去，都是说这里太压抑了，这里不好，有一个地方，在远方，那里更好，但是他说不清楚。后来有一些人强做解释，说他要去投奔革命，那个地方就是革命圣地延安。这是牵强附会，那时候曹禺根本没有这样的思想，毛主席也还没到延安呢。
由于《雷雨》高度的戏剧性，使它演过大半个世纪，仍然保持了这么久，保持了这么高的魅力，我相信它还会继续演下去。因为《雷雨》的演出已经证明它是中国话剧最成功的典范，而其戏剧的形式非常经典传统，“三一律”，就是同一时间，同一人物，同一故事，却又表现了这样的人性的深度。在那个时候，在30年代的中国出现了这样一个戏剧，你除了强调积累的这种原因那种原因之外，最核心的因素还是天降其才。文学这个东西很多情况要强调天才，曹禺个人的天才使中国戏剧的黄金时代提早到来。可以说他写《雷雨》发挥了他全部的艺术细胞的精华，以后他虽然还写了很多很好的戏剧，但是在我看来，其实没有超过《雷雨》。比如说从社会批判的角度来讲，《日出》当然批判性更强，《日出》更多是揭露社会的罪恶。《北京人》更有文化意味，而《王昭君》写得比较差。但他一出手的《雷雨》，是中国二十世纪话剧第一经典，以后再也写不出这样的戏。但是后来他说《雷雨》写得太像戏，太像戏不一定是缺点，而毋宁看成是一个标准。
说到现在，可以说，现在中国话剧普遍提高非常多，但是缺乏那种能够几十年保持自己魅力的东西。比如说八十年代出了一批好戏，可是到九十年代看来，到现在看来，又觉得还是不能和《雷雨》比，还是太局限于它自己的时代，不能像《雷雨》穿过半个多世纪仍然魅力四射。但是我想中国这样复杂的社会生活，我们今天受到了这么多的教育，今天的话剧观众比当年不止多了百倍，所以也许将来会出现比《雷雨》更好或者是跟《雷雨》差不多的作品。我们已经有了“当年海上惊雷雨”，希望还会有“他年海上惊雷雨”。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沉重的幽默：钱钟书的《说笑》（1）
同学们好！
可能有的同学不认识我。我是北大中文系年轻的老教师孔庆东。我来和大家一起欣赏一篇钱钟书先生的散文，叫做《说笑》。我想在前面几次呢，很多我们现当代文学专业的老师已经给大家讲过一些高深的、严肃的文章，那么，在我这里呢，我的本意是想让大家轻松一下，讲一个跟幽默有关的问题，但是结果呢，也未必就能使大家轻松。
因为我们当前这个社会，很讲究娱乐、休闲、轻松、幽默。幽默似乎成了当下社会一个非常时髦的话题。我自己也常接到媒体的约稿，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呢，口气很霸道，它给我限定的是命题作文：请给我们写一篇幽默文章。我感到非常悲哀，我不知道从何时何日起就成了一个专门写幽默文章的人了，这个事情本身对我来说是非常不幽默的。还有呢，也有一些读者对我进行批评，说我的某些文章呢，是不幽默的。好像我就不能写不幽默的东西了。如果有不幽默的东西，就是欺骗读者、假冒伪劣，那就是水份，所以呢，很多很多的事情使我回过头来考虑一下什么是幽默。也有一些好事之徒，经常问我，说，有人把你和钱钟书比，您的幽默和钱钟书的幽默有什么不同。我回答这样的问题不下二三十次了。我最近在江苏、在陕西、在湖南，到处都回答了这样的问题。有的时候使我感到不胜疲惫。那么我也希望通过学习一篇钱钟书专门谈论幽默的文章，看看是否能够提高一下我们彼此对幽默问题的见解。
我刚才看到一些同学，问他们是否已经读过钱钟书的这篇文章，同学们都说已经读过《说笑》了，那我想这就会为我们的授课节省很多时间。
首先我想来介绍一下作者。因为大家还没有完整地学习过文学史。
钱钟书，大名鼎鼎的学者、作家，他生于1910年11月21日，也就是说10天以后，他就该出生了。他逝世于1998年12月19日，也就是说他活了88岁，属于比较长寿的。在文人学者中，尤其属于长寿的。大家知道，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以早夭见长。曾经有统计数据，中关村一带的知识分子平均寿命只有50多岁。这是我们中国社会的一个悲哀。但是在如此的悲哀艰难中，钱钟书先生活了那么长，幸运啊幸运。钱钟书为什么叫钱钟书呢？他一岁的时候，他家里给他举行了一个封建迷信活动，叫做“抓周”。“周”就是“周岁”，一周岁的时候“抓周”，就是弄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给小孩来抓，看他抓到什么就象征着他未来的命运。比如说抓一把小刀，将来就能够杀人放火。抓一只笔，就能够写字或者帮人家打官司。要是抓了一盒胭脂口红呢，那就不知道干什么了。钱钟书先生很聪明，他竟然抓到了一本书，使家里的人特别高兴，因此他的父亲给他起名为“钟书”，“钟”就是“钟情”的意思，钟情于书。这倒很符合他的命运。加上他的姓也很符合，“钱钟书”么，把钱都用来买书了。也的确，钱钟书一辈子都没有离开书，读书非常多。读书之多，很难有人敢说我超过钱钟书。写书、论书都是一流的。钱钟书除了他的名字之外，还有字、号。他的字叫“默存”，“沉默”的“默”，“存在”的“存”。这个字很有意思，“默存”，沉默才能生存。这似乎好像是讽刺，但又似乎是事实。在很多情况下，沉默是保持生存的一个不错的办法。他还有一个号，叫“槐聚”，“槐树”的“槐”，“聚集起来”的“聚”。钱钟书是江苏无锡人。无锡、南通、镇江这一带，历来都是我们国家盛产文人学者之地。在这里出个把钱钟书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他如果出产在冰山雪域、沙漠荒丘里，倒是可以论一论。一个现代的文人作家生在江浙一带，几乎可以不论，应该的。他的父亲是一位著名的古文家。我们不讲他的父亲了。讲他的父亲也是一部学术史了。
钱钟书是家里的长子。他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有一种说法，说钱钟书考清华的时候，数学得了0分。这是不正确的，其实他数学得了15分。数学得0分的据说另有人在，就是后来的北京市长吴晗先生。但是由于他中文和英文成绩特别优异，所以被破格录取。所以后来成为清华大学著名的才子。由此可见，素质教育是多么重要，不拘一格选拔人才是多么重要，当年的清华大学心胸是多么宽阔，都由此可见一斑。
沉重的幽默：钱钟书的《说笑》（2）
钱钟书1933年大学毕业之后，又到英国和法国去学习文学。1938年回国。回国之后，一直以一个学者的身份来从事学术研究。如果大家读过他的《围城》，会知道他写的那个方鸿渐从海外归来，成为一代海归派领袖，也是在1938年之际。但是钱钟书并不完全是方鸿渐。方鸿渐也许是钱钟书想成为的几种人中的一种，但是他本人并不是那样。他学术成就是非常高的，但是并不多。真正的大学者一辈子写不了多少东西。如果让一个学者每年都填表格，今年你写了什么，今年你完成了什么项目，这个国家就没有希望了。所有的教授都忙于填表格，都忙于申报项目，那两弹一星是永远搞不出来的。一个真正的学者、一个科学家，一辈子搞一两件能够传世的东西，就是这个民族的大幸。你要求他成天填表格来换职称、换房子、换待遇，这是整个民族的文化自杀。
钱钟书的著作，大家都知道，就那么几本：《谈艺录》、《管锥编》等等。在五六十年代的时候，他还负责和参与把毛泽东诗词和毛泽东选集翻译成英文。关于这项活动，近年来也有一些人提出批评，似乎是说，钱钟书先生由于这个特殊的身份得以免过在政治运动中受到冲击。我觉得从钱钟书主观来讲，他有这样做的资格，有这样做的自由。他没有从事过损人利己的活动，为什么不能翻译毛泽东诗词和毛泽东选集呢？有些批评恐怕是过苛之言。
在学术研究之余，钱钟书也进行一些文学创作。文学创作也不多，大家都知道。著名的就是长篇小说《围城》、短篇小说集《人·兽·鬼》、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就这么多。而且这些文学作品，都是四十年代出版的。或者说都是他学术研究之余累了写着玩的，写完了给杨绛看看，让杨绛一乐。很多伟大作品都是不小心写出来的。故意在那儿埋头苦干的人也许能干出来，但未必就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