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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我曾祖父连惊吓加气愤，“唠病加重”生命已危在旦夕。据说，当时连下人都不大听他使唤了（极像当年的齐桓公，临死连口粥都喝不上了）。实际管家的已是我二曾祖母。
说到这儿，必须交代一下我曾祖父的婚姻了。我曾祖父一生娶了两个妻子。大曾祖母（即我的亲曾祖母）是淄川的一个陶瓷商人的女儿，算是大家闺秀。她为我曾祖父生了二男二女。二男即是我爷爷及他那7岁时被淹死的哥哥。二女均很普通，当时，早已嫁人。最远的嫁到了青岛，最近的也嫁在了临朐冶原镇。
我的曾祖母因大儿子被淹死，脑子受了刺激，已经犯了轻微的精神病。在我们老家，人称为“疯汉”。故平日里就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我爷爷身上。旧社会里是讲“母以子为贵”的。所以，平日里由于我爷爷的争气。她的精神状态尚好，可现在，我爷爷被土匪绑了票，她一下就完全变疯了。
曾祖父病了，曾祖母疯了。
这王家的权力自然就落到了我二曾祖母的身上。我二曾祖母人很漂亮，是青岛胶县一家大户的女儿。有个哥哥在青岛海关做事，会说洋话。她打小就没裹过脚（这在当时是非常值得骄傲的），且又年轻我曾祖父17岁。故平日里十分娇横，我曾祖父也让她三分。
说也奇怪，她自生下我爷爷的二哥以后，便没再怀过身子。据说，她是学外国娘们儿，为了保持体型，不想再要孩子，为这一说法佐证的是我爷爷的二哥生下后，她就没有喂过他一口奶，而是吃奶妈的奶长大的。在科学十分发达的今天，人们都说母乳的营养最大，提倡母乳喂养。但那个时候的人们意识不到这一点，大凡有钱人家妻子生了孩子，都是找奶妈喂奶，自己图个轻闲，也为保持体型。
像是验证现在人们的这一结论，我爷爷的二哥从小就体弱多病。最大的病症是胃疼（老家人称“心口疼”）。吃不多，不能见凉，腻油晕，只吃鱼，肯定是营养跟不上，爷爷的二哥长得又瘦又矮，面色腊黄。他的大烟瘾也是坏在这胃疼上——有一次，他实在疼得熬不了，我二曾祖母就让他抽了口大烟。当时疼是止住了，但却落下了大烟瘾。这也是我曾祖父最终没有把他驱逐出门的一个原因。
但无论是什么原因，大烟这玩意儿是沾不得的。人一旦沾上，哪怕你是佛祖，也会彻底变坏，这个坏就是不要脸面，不顾廉耻，男的可以去盗，女的可以为娼。因为抽大烟要耗费巨资，你纵有万贯，家底也会被抽空的。抽空了怎么办，就只有……后来，爷爷的二哥变成败家子也就不奇怪了。
爷爷的二哥虽然不争气，但毕竟是二曾祖母的亲儿子。在嫡庶之问，二曾祖母当然选择自己的亲生……故，这位狠心的后娘作出了一个恶毒的决定：不再赎我爷爷，最好是让土匪杀了。这样一来，她的亲生儿子便可以独自继承整个王家的家业了！
。。。。。。
第一部分
第3章
能赎不赎，该撕没撕……（2）
能赎不被赎，理当要砍头。但马大眼却没有杀我爷爷。不但没杀，而且还由称呼其“学生”改为称呼其“先生”。因为他发现我爷爷不但有文化，知书达理，而且还特讲仁义，义气十足。这两点，是做土匪最为重要的。
大约在我爷爷被绑的一个月后，一件事情彻底改变了马大眼一伙对我爷爷的看法。
那时，我爷爷虽被称为“先生”，教土匪们认字了，但一到晚上，还是要关“号子”的（土匪的土牢房）。有一天晚上，轮到一个50多岁的老土匪老赖疤看守我爷爷。看到半夜，这老赖疤的烟瘾犯了，一个劲地打哆嗦，流鼻涕，并把头碰了个大血窟窿，血一个劲儿地直冒，人也昏了过去。这时我爷爷完全可以逃跑，但是他却没有跑，不但没跑，还撕破了自己的绸布长衫替老赖疤包好头，并使劲掐他的人中，守护着他直到天亮众土匪起床。
马大眼问明了事由，当即赞扬我爷爷够仁义，并宣布他不再是肉票，可在山上玩一阵子后下山。那位被救的老土匪获救后，扑通一声跪在我爷爷的面前，一个劲地称他为救命恩人，并说，你这是救了我全家。因为他的家里还有个80多岁的老母亲和一个瘫子老婆、两个未成年的孩子。老赖疤同大多数土匪一样，亦农亦匪，年景好点或农忙的时候，下山为农。年景不好，农活不忙的时候，上山为匪，我爷爷告诉我，这才是沂蒙土匪的真实情况。
我爷爷急着下山回家，他也是担心家里急（但他并不知道家里的变故），担心我曾祖父的身体。可马大眼却不让。他说，反正我现在一不要你家的钱，二不要你的命了，你急啥？再说，现在是冬天，是山上一年里最清闲的时候，咱弟兄俩多玩玩。比如讲，玩玩抓狐狸、雪地里罩兔子，砸开三龙潭里的冰抓老鳖等。
另外，就是让我爷爷再帮着认字，我爷爷就在那棵高大的银杏树下教他们。当时，他们认的除了三字经外，就是些常用字（别忘了，我爷爷可是上的新学）。比如讲“农民种地”、“水浒梁山”（因为马大眼自称是草莽英雄，并说自己算过命，58岁那年他能当皇上）。“官军、政府”、“东边青岛，西边济南”、“土木水火”、“兄弟一家”、“中华民国”、“革命党孙文”、“大总统袁世凯”等等。
喜庆的日子终于过去了。我爷爷急匆匆下了山。他揣着马大眼送给他的50块大洋直奔王家老镇。但一进门，第一眼看到的是我曾祖父的灵牌位。原来老人连惊带吓、加气，已命赴黄泉。而他那个变疯的母亲仍是一无所知，仍关在自己的西厢房里吱吱呀呀地唱她的《小寡妇上坟》。
接下来的消息更让我爷爷心寒，我那冷冰冰的二曾祖母阴风阳气地说，你弟弟为了赎你，去潍县买快枪，被人家设“骗局赌”给骗了，家产差不多快输光了。现如今，你们的父亲也不在了。不如弟兄俩现在趁早分家算了。赶明天我先回胶县一趟，把你舅舅请来当个中人，操操心……
细心的爷爷早就发现自己虽为长子，但已不是合法继承人了。原先的账房先生已经换了，所有的账本已经封存。家丁也全部换成了二曾祖母的娘家人。二曾祖母的两个远房侄子，整天挎着盒子炮，寸步不离她的左右。
爷爷平日里就对下人不错。下人们几乎都很敬重我爷爷这位“三少爷”。第三天夜里，有三个下人冒着生命危险来到我爷爷屋里，告诉了他二曾祖母故意拖延不赎他，好独吞家产的整个毒计。我爷爷正值血气方刚的年纪，当下就想找我二曾祖母拼命。但被下人拦住了，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眼下的上策就是赶快远走高飞，留下来是凶多吉少，别说家产，恐怕连命都保不住。
事实上，我二曾祖母已经有了除掉我爷爷的恶毒计划，那就是借沂源县的另一股土匪郑五麻子，来杀掉我爷爷。不过，当我爷爷知道了这一秘密时，已是他与郑五麻子联合打下沂蒙县城以后的事了。
爷爷听从了下人的劝告，将带来的50块大洋分给几个下人，叮嘱他们照顾好自己的疯母亲（我曾祖母亦于半年后去世）。第二天早上，天还没亮，人就撒了丫子。家里财产一分没带。就这样，家有万贯的王家三少爷，一夜之间成了分文不值的穷光蛋。
接下来的发展，想必大伙也想到了，我爷爷无处可投，一咬牙，又上了老鹰崮。
第一部分
第4章
二上老鹰崮，当上三掌柜
爷爷的主动上山，高兴死了马大眼等一伙土匪，他们设宴为我爷爷接风洗尘。我爷爷不太能喝酒（他说，这是随了他的母亲，他母亲就不能喝酒，喝一点就脸红，而他的那位二哥，不但能抽大烟，还能喝酒）。喝了一点就号啕大哭起来，哭自己命苦。
马大眼当下就劝他说：“兄弟别哭，天无绝人之路。不行你就留在山上，入伙一块干。如今是乱世，有枪就是草头王，那袁大总统不过如此，也是仨饱一个倒。咱在这沂蒙山里也算得上一方英雄了。冬天不冷，夏天不热，官府抓不着，百姓还怕咱，这小日子也算得上赛神仙了。”
马大眼当下还推举我爷爷为“三掌柜”的。
“怎么样，弟兄们，这王先生，不……王兄弟够不够格？”
“够，够……”众土匪又是一阵欢呼。
就这样我爷爷稀里糊涂地入了伙，并一下当上了三把手……
。。。。。。
现在我该向大伙交代这支杆子的二把手了，这是个在我爷爷的一生中有着重要关联的一位人物。正是他，在不久的将来，推举我爷爷从三掌柜的位置一跃而坐上了大掌柜的头把交椅。也正是他“拐”走了我的二奶奶（爷爷的第二个妻子），但我爷爷却没有杀他们，反而让他们远走高飞。抗战中，俩人又再度合作……
现在，再让我们回到这支队伍的二掌柜，那四的身上。对，他就是姓那，歌星那英的那。他在家排行老四。
说到那四，就必须说到山东的一段近代史。遗憾的是，这段近代史，相当多的中国人都不曾知道……
在清初的1729年，具有战略眼光的雍正皇帝下令在山东青州（今益都市）驻兵。
青州，古代九州之一，位于山东中部，东西扼中原大地至胶东半岛通路，南北控沂蒙山区到鲁北平原的走廊，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清朝雍正年间，山东德州已有清兵驻防，青州一带的防备则隶属登州总兵，为什么又要在青州大兴土木，驻扎重兵呢？
这就要谈到雍正的执政方针和战略眼光了。
雍正皇帝执政期间不但进一步巩固了康熙年间的中华版图，而且注重加强国内沿海地区的海防力量。当时驻扎在山东德州的清兵职责是保护南北大运河通道的畅通，而对登莱地区及胶州半岛沿海防御却是鞭长莫及。在青州驻扎一支精锐的嫡系部队，一旦遇到海防战事，随时可以驰援，而且还可以兼顾浙江沿海及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军事行动。
因此，雍正指示当时的河南山东总督田文镜：“若登莱胶州有必不可驻防处，青州酌量定议。”
就这样，雍正七年七月清政府决定“青州城外建造新城后，自京派拨八旗满洲兵二千”，并且“永远设防”。
按照雍正的旨意，青州八旗共有官兵2000人，建一座普通兵营根本无需大兴土木加建新城，但清代八旗制度实行兵民合一、军政合一，带有明显的游牧部落特征，军队携眷定居。这样加起来人数达到1万多人，还有战马3000多匹。
那四一家，就是这众多官兵中的一支。据我爷爷讲，他的祖上应是下级军官。
1732年9月，一座新城在青州府北城外拔地而起，按编制设官署58所、兵房2016所，其他还有学堂、演武厅、庙宇等，共4899间，占地746640平方米。
旗城的住宅面积，风格按官职等级排列森严。旗城的最高长官为将军一品，乾隆二十六年裁撤，最高长官为副都统（从二品），而当时的青州知府才官至四品。将军住在为他建造的将军府，协领衙门4所，每所16间。
普通旗兵不论携眷多少，每户均为官房两间，独门独院，房为木结构，四梁八柱，青砖灰瓦，大花格木雕窗棂，房后有便门，屋内盘火炕。
那四的祖上分得的官房为六间，是座四合院式的建筑。但那四经常对我爷爷说，他的祖上是很了不起的统领大将军，立下过战功，他们祖上在北京的房子才气派哩，甚至还有公主下嫁过他们家。我爷爷说，凭那四的人品，应该不是吹牛。可惜的是，那四家也应验了“富不过三代”的历史定律，也是黄鼠狼生老鼠，一窝不如一窝。
青州的这支旗兵一直实行“供给制”，俸饷及粮食按照官职大小统一由当时的户部发给，官兵待遇极其悬殊，例如雍正年间青州八旗的最高长官将军，一年所得俸银为2100两，家属可得米150石；而普通骑兵每月军饷2两，每年配给其家属米15石，已足以养活六七口人。
这支队伍随着清王朝的兴衰而兴衰，到了清朝末年，清政府腐败透顶。青州旗城的兵额有增无减，粮饷却被层层克扣，只能发到六成，一个普通士兵的收入已经无法养活全家老小，只能靠赊账和变卖家产度日。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清政府颁布了要求驻防八旗“另筹生计，各自食力”的诏书，旗城才出现了由满人自己经营的工艺局、丝厂作坊等，甚至还组织部分闲散劳力去沂山鲁山的军马厂垦荒，但由于这些八旗子弟早已丧失了生产能力，马是越喂越瘦，甚至出现了倒卖军马的荒唐事。
辛亥革命的胜利预示着清代八旗制度已经走到了尽头，不久，这支在1842年7月（第一次鸦片战争）的镇江阻击战中大败英军的精锐之师，便作鸟兽散。此后，这些人中的大部分分赴济南与青岛（回北京的是极少数），有的去纱厂当了工人，有的拉三轮，有的干搬运工。女眷中亦有不少当了妓女。
那四便是这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