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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开始对社会进行了他极为独特的“报复”，拼命生孩子，一气生了六个，三男三女——后全部上完了大学本科。按我们老家的说法是“吃金喝银”的命。“祈安哥”（他以后成了我的好朋友）的故事我后边会适时介绍。
。。。。。。
到了第三天，一枪准的老婆又来“送吃的”了（那个时候的探监不像现在有明文规定，基本是可随便探望），实际是来给他送信的。老婆说，见到大掌柜的了。大掌柜的一听就急了，连夜下山进了城，直接面见了县委书记，并给了县委书记一封信。
“信上咋写的？”
老婆说：“俺就知道你要问，俺就背下来了。信上说，李丰收同志不是历史反革命，最多有几年为匪的历史，但没有祸害老百姓，没有人命。抗战期间，英勇杀敌，从没同八路军搞过摩擦，本人愿以身家性命担保……”
“大掌柜的，恩人哪！”一枪准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失声大哭起来。
同监的囚友们说，这是“喜哭”，应该祝贺！就把他老婆带来的一只烧鸡、20个煮鸡蛋、5个咸鸭蛋、2斤青萝卜给“共产”了。一枪准乐得屁颠屁颠地给大伙分发，自己连个萝卜皮都没要：“我等着出去吃更好的，给，给……”
俗话说，祸不单行，喜也成双。他老婆还带来了个好消息：媳妇生了，真是个小子，八斤重，哭声特别大。
一枪准喜极而泣，大喊：“哈哈，俺有孙子了，俺有孙子了……”
哭完，又认真地对老婆说：“告诉媳妇，她还年轻，想改嫁也行，但孩子得给咱李家留下，这是李家的种。”
由于种种原因，大贵的媳妇一直没有改嫁，含辛茹苦地将孩子抚养成人。李祈安长大后非常孝顺，是沂蒙县有名的孝子。如今，当年的大贵媳妇已经当了老奶奶。2003年，我为写作此书专赴老家采访，在吃完了祈安哥（他大我6岁）的全羊宴后，还专程去他家——玫瑰别墅园，沂蒙县惟一的高级住宅区——看望了老人。老人的第一句就是：“要不是你爷爷，祈安当年早就饿死了。祈安这条命是你奶奶的命换的……”至于这一点，我会慢慢地告诉大家。
春雨下起来了，而且是少见的连阴天。整个天空黑沉沉的，雨丝不大，但也不停，淅淅沥沥的没完没了。直下得路边的青石板生了青苔，直下得老屋里的椽子头起了白毛。处在这样的天气里，人们的心情除了烦躁还是烦躁，没有半点敞亮。
早就传来了消息，说五月一日前要杀一批反革命，人数为全区之首。
五月一日的前一天，雨突然停了，街上有了行人，小鸟也出来觅食了。但天还没放晴，仍是阴沉沉的，似乎随时都可能重新下雨。
开午饭的时候，突然飘来了红烧肉的香味，每个号子里还破例发了一瓶景芝白干。有经验的犯人马上明白了：这是上路饭！这么说，马上就要……
果不其然，院里响起了美国道奇大卡车特有的轰鸣声。院里一片嘈杂，间或还有拉枪栓的声音。大伙很快听明白了，趁着天放晴，决定提前在今天下午行刑。因为不下雨，可以召集更多的革命群众观看，以壮革命声威。事情就这么简单。
监房里立刻陷入了一片骚动。有人当场大哭起来，有人瘫倒在地上，有的两眼发直，神志混沌。也有的在做最后的喊冤：“报告政府，俺冤哪……”
那位60多岁的老油子哈哈一阵大笑，抓起酒瓶就喝：“不吃白不吃，死也要当饱死鬼！”
一枪准也不免有些忐忑不安，他不相信这是上路饭，更不愿相信这批即将上路的人里也会有自己。他坚信肯定会有人打开牢门喊道：“李丰收，出来……”
也许，大掌柜的正在跟县委书记据理相争。也许，县委书记说，这事还算事吗？我马上给公安局长打个电话。也许公安局长已经接到了电话。也许公安局长正坐着美国小吉普向看守所驶来。也许，这些人要跟自己开个小玩笑，直到枪响前的一刹那，才拍拍自己的肩膀：起来吧，老哥，没你的事……因为那时陪绑是常有的事。
但是，这些“也许”都没有出现。
一枪准还是同所有的犯人一样，被五花大绑押上了第三辆美国道奇大卡车。他这车一共装了20多个死刑犯。
犯人先是游街示众。小小的沂蒙县被游了两个来回。正好是风停雨霁，街上行人正多的时候。很多人朝这些反革命分子扔石头、土块。这些人中小孩居多，越是小孩扔得越起劲。
“贵他爹呀，听说县委书记已经批了……这是咋回事呀……”
一枪准迷迷糊糊中听到车下有人在大声喊，他一个激灵，听清了，是自己的老伴在喊。他急忙循声望去，见自己的老婆正踮着个小脚跟着他的车跑哩。他一下像是抓住了救命的稻草：“怎么，县委书记批了？可信呢？”
“批了，肯定的，大掌柜的亲眼看见的……”
“那这是咋回事……”一枪准还想喊，但让押解的解放军战士照头拍了一巴掌。
“俺有县委书记……记的保信……”
“还省委书记呢？谁都想拉大旗……”说话的是押解的班长，最多十八九岁，挎了一支冲锋枪。
“轰……”首先是犯人们笑了起来，笑声里充满了幸灾乐祸。
“不，真的，俺真有县委书记的……啊啊啊……”再也喊不出来了。
原来，一枪准的喊冤声惹烦了押车的班长，班长就熊那个战士对阶级敌人不狠，战士一肚子气就全撒在一枪准身上。他一使劲，将手中的活扣一紧，五花大绑中的制胜一招起作用了。一枪准被勒得脸红脖子粗，根本无法张嘴，只能靠鼻孔呼吸。
直到来到城东关的刑场，一枪准一直没有机会再喊他的“县委书记……”
那么事情的真相又是怎么回事呢？实际上，县委书记真的批示了，而且批语还特别详细：查该犯没有民愤，没有人命，且抗战有功，应予减刑……信写好后。秘书就交与了通讯员。通讯员16岁，还是个孩子，因下雨路滑，就没当时送公安局。反正明天才杀人，今晚送去也不迟。不料，下午老天突然放晴，于是……
说起来，谁也没有错，但一条人命就搭上了。
第五部分
第42章
只可错抓，不能错放（1）
我父亲出事那年是1953年，即三反五反深入发展的那一年。如果说以往的一些事端毕竟是发生在我爷爷的故交、朋友、战友身上，因而涉及未深的话，那么，这次可就是他的至亲了。
我父亲是在淮海战役前转业的。这也许让你感到奇怪。不错，当时正是组织干部南下的时候，山东解放区抽调了大批地方干部随部队南下，准备接收新解放区，当时的一些通讯员、炊事员之类的后来都混到了县团级。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父亲怎么会转业呢？这当然是有原因的。
首先是因为我父亲有文化，那时正规中学毕业的中学生如凤毛麟角。二是他在部队管后勤管出了经验，而当时的沂蒙县正缺个这方面的人手。三则是我爷爷的影响。当时的县委书记马大林（刚解放时县级领导换得很勤）就认为，凭着我爷爷的人脉，有些工作可以好开展。
就这样，马大林书记亲自找到了部队，要求把我父亲留地方工作。马书记的理由是：南下固然重要，但老根据地的工作也不能偏废。只有把地方工作搞好了，才能有力地支援前方……就这样，我父亲就回了地方，担任了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兼管县委、县府的后勤保障工作。
你要问当时的干部是愿意南下，还是愿意留下，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百分之二百的愿意留下，尽管他们表面上还要纷纷报名。道理很简单，故土难离，家乡最好。中国人积淀了几千年的小农经济的思想和小农意识并不是几句漂亮口号就能根除的。至于后来很多人都混成了高官，那是以后的事。人可没有前后眼，况且做官也不见得是件好事。
所以，当时更真实的情况是，很多南下干部还没过江就开始想家，再加上水土不服，很多人开始烂脚丫，生疥疮，大米也吃不惯。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开小差回了家，他们宁肯党员职务不要，也要回家，哪怕下庄户种地。在这些人中，有的甚至是抗战初期参加工作的老同志。而我父亲能有幸被组织留下，并得到重用，的确是件让人喜上眉梢的事情。
我爷爷听说后，更是高兴，连连诵道：“老来有一子陪伴在身边，乃最大的幸福……美不美，家乡水，身在家乡其生可乐，其死可葬，无憾无怨。”
我父亲回到地方后，首先上了山，同我爷爷一起，去我三奶奶及小姑姑的坟前烧了纸，告诉她们，他回来了，可以常来看望她们。同时，还代表他那已杳无音信的国民党弟弟，我那憨憨可爱的叔叔给她们磕了三个头。
晚上吃饭，我奶奶做了几个菜，一家人破例地喝了点酒。我爷爷郑重其事地说：“饮水不忘挖井人。咱欠人家马书记一个人情，你只能好好地干才能报答人家。”
没想到这一个“报答”就出事啦……
当时在我父亲掌管的县机关财政中，有一批土改批斗地主时分得的浮财，其中有件无价之宝的工艺品。这件工艺品由一个汉白玉的白菜叶和一只翡翠绿的蝈蝈组成，玲珑剔透、惟妙惟肖，十分逼真。晴天对着阳光可隐约透视蝈蝈的内脏，阴天时，白菜叶则可渗出细细的水珠。当时，有人说，这是件价值连城的宝物，连不了全城，也能连半个城。
那天我父亲正在仓库里点验浮财，马书记走了进去，一看这宝物，便爱不释手，说，拿去研究研究，几天就送回来。当时我父亲碍于面子，也没办什么手续就让他拿走了，这是1952年割麦时的事。
但从那以后，马书记再也没提送回的事。我父亲也不好意思开口提及此事。此事就拖了下来。
1952年秋，中央一声令下，作出了开展三反五反的决定，其中就有反贪污、反浪费。运动一开展，肯定要查钱和物。一查，那件汉白玉的工艺品不见了。
在这以前，我父亲曾暗示过马书记，要搞运动了，是不是……但马书记顾左右而言他，竟不提这事。
检查结果可想而知，我父亲马上被隔离审查。
在县委机关小范围的批斗会上，我父亲不知如何是好。他多次用求助的眼光看向主持会议的马书记，马书记则有意避开……
在大伙的连连批斗下，我父亲只好说：“我也不知道它跑什么地方了，反正我没贪污……”
在所有的批斗者中，有一个人是最积极的，他就是办公室的另一位副主任巩海峰。因为他与我父亲都在追求我的母亲，被荣称为“县委一枝花”的打字员李梅。
巩海峰对我父亲是不依不饶：“就你自己保管，你没贪污，那是谁拿了？”
我父亲只好辩解：“我真的没拿……”
“那难道是它自己长翅膀飞走了？”巩海峰挥拳要打，被马书记制止了。但这人马上又抬出了另一个任何人都没想到的问题：“还有，你在青岛上学期间，涉嫌参加国民党的军统组织。你必须向组织上说清楚！”
“胡扯，这是血口喷人！”我父亲的性格决定了他绝不是任人拿捏的人，他马上跳了起来，“这是无中生有的事！当时，我只是参加了一位老师组织的抗日活动，我根本不知道他是国民党，更没参加什么军统组织……”
“那你为什么被学校开除了？”
“那是因为我参加了抗日活动，但参加抗日活动并不等于参加了国民党，更不能等于参加了军统组织。”我父亲据理相争，“再说，那时提倡国共合作，共同抗日。”
我父亲终生不改的这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性格，最终在14年后要了他的命。
这时，马书记讲话了，他不紧不慢地说道：“今天是谈经济问题，而非别的，我看这样吧，这事先别急，还是让王世荫同志自己考虑一下吧。王世荫同志也是个老同志了，谅他会有个正确的认识。我们的政策呢，历来是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不会放掉一个坏人……”
“我要见我爹！”我父亲当时吼了起来。
没想到马书记十分痛快地答应了我父亲的要求。书记表了态，其他人也就不便说什么了。
第五部分
第42章
只可错抓，不能错放（2）
消息很快传到崮下村，我奶奶哭了一夜，我爷爷沉默不语。第二天一大早，我爷爷急三火四地下了山。他始终坚信，他的儿子不会干这事的。
一见面，我父亲就嗷嗷大哭起来，趁着看守不注意，我父亲将事情的原委说了一遍，我爷爷立刻释然：“噢——原来如此。”
“爹，你说我该怎么办？”
我爷爷思忖良久，沉稳地说道：“无论如何不能咬出马书记来。因为当时就你两人在场，没人为你作证。马书记来个死活不认账，你也枉然。如此，还得罪了马书记，他再来个落井下石，你就彻底完了。现如今只有一个法，就是咬死不知道，因为同样没人证明你偷走了。事实上你也没偷。这样，最多是个保管不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