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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你们，以后有事要多向我汇报。”洪二妮也跟着来了。她手握一杆红缨枪。那时，能扛红缨枪的只有她一人。
我们三个一齐回答：“是，洪司令。”
洪二妮很不满意：“回答得不齐，再来一遍。”
我们又一齐回答：“是！洪司令。”
“还有，”洪二妮把红缨枪一顿，“王新丽以后不要背老三篇了，显什么熊能，毛主席的书不能让狗崽子背……”洪二妮老是背不好，谁背得好她就忌妒谁。
“我能唱……唱样板戏，李铁梅和小……小常宝吗？”我小妹妹可怜巴巴地问。
“不能唱！”
我小妹妹哇地一声就大哭起来，一连哭了三天，哭得山摇地动，任谁劝也劝不住。
我妈妈似乎意识到了什么。她没有慌张，急忙给我爷爷写了一封信，谈到了矿上的造反派到老家外调的事，让他快去打探一下是怎么回事？问问到底是谁在捣鬼，还有没有什么补救措施……
第六部分
第55章
我也是造反派（1）
这个时候，我爷爷的日子也不好过。
因为毛主席说了，“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每个人灵魂的大革命，所以上至中南海的刘少奇，下至崮下村的王汉魁，谁也别想逃脱。
沂蒙县的一帮子人也拉起了造反派组织，起名为“东方红战斗队”，后觉着战斗队规模太小，又改成了“东方红兵团”。并有一首顺口溜式的队歌：
东方红，出沂蒙。
誓死捍卫毛泽东。
打倒一切帝修反，
沂蒙山河一片红。
东方红兵团当时干了两件惊动沂蒙的大事：一是砸烂了“刘少奇的旧县委”，成立以秦三腿为首、巩海峰为副的县革委；二是决心揪出以大土匪头子、大军阀王汉魁为首的一批历史反革命。
在这里必须先说说县革委主任秦三腿。秦三腿是这人的外号，说句不文明的话，他的第三条腿是指他的生殖器，意思是说他的那玩意大，跟一条腿差不多。他之所以得了这么个外号，与他经常调戏妇女有关。他原是县酒厂的一名普通工人，因调戏妇女，进过两次公安局，老婆也跟他离了婚。就是这样一个人，靠造反起家，进了县革委会。不知为什么当时的造反派似乎都有点那个，枣西矿的刘振学吧，是好偷，老家的这位姓秦的吧，则好色。
至于副主任巩海峰，则是以解放的老干部的身份进的县革委的。“文革”开始时，他是县革委会分管组织工作的副书记。由于他有心计眼皮活，一如当年整我爸爸时那样，跟造反派跟得紧，所以，很快便官复原职。
东方红兵团之所以拿我爷爷开刀，毫无疑问是因我爷爷的资历最老，影响最大。拿了我爷爷就镇住了全县。
。。。。。。
就在这危机关头，有人出面相救了。
这是1967年早春二月的一个晚上，北风呼啸，雪花漫舞，整个老鹰崮及崮下村全被白雪所覆盖。远远的，有一个人影向山上走来，由于雪太厚，他走得很吃力。几乎是在爬。
终于，人影在村北头坡地的小院里停下，并急促地敲起门来：“爷爷，爷爷……”
“谁呀？”我爷爷急忙披上衣服。
“是我，李祈安，小安子，小安子呀……”
“啊，小安子呀，你怎么三更半夜的……”我爷爷赶忙给他开了门。
这时，他的被窝里还有个女人，这人就是传说中同他相好的郑寡妇，刘英的那个远房的姨。不过，他没让李祈安看到她。
他将李祈安迎在堂屋，给他倒了杯白开水：“快说，什么事孩子？”
“快，爷爷您赶快跑，县里的造反派要来抓您了，标语都写好了，说您是大土匪、大军阀……”
摇曳的灯光中，我爷爷沉默了好长时间。“好哇好哇，终于搞到老子头上了。哼，没那么容易……”
接着，我爷爷又关切地问李祈安：“怎么样，孩子，你和你娘还好吧。”
那时，李祈安已经16岁了，已经历了太多的风雨沧桑：“还凑和吧，造反派让我和我娘扫大街，从东大门往西……”
“要顶住，孩子，要照顾好你娘。”
“爷爷您放心，我会顶住的。”自挨饿那年，我爷爷将救命的玉米杂面送给了他，他就认我爷爷做了亲爷爷。
“有空看看书。”我爷爷没忘了交代。
“我在自学算盘呢，”李祈安一说到算盘，眼睛里就放光，“我喜欢那玩意，喜欢算账。”
我爷爷说：“好，孩子，艺多不压身，好好学，学好了等着算总账！”
可以看得出，李祈安自小就有经营头脑。这就不难解释改革开放后，他为什么成了沂蒙的首富了。
我爷爷就是我爷爷，在这紧急关头，他仍是“胜似闲庭信步”。送走了李祈安后，他急忙敲开了支书穆蛋的家门。
穆蛋一听，有点吓坏了：“这些狗日的什么事都能干出来，我看您还是远走高飞吧。”当时，他提议我爷爷去南边的柳埠暂躲一下。柳埠就是当年我爷爷打退了土匪刘黑七后，老百姓给他送了一块“桑祥屏藩”匾的地方，那儿的老百姓都视我爷爷为神仙。
“三爷爷，咱连夜就走，我让三胖带几个民兵亲自送你。”穆蛋最后又说。
但我爷爷没有说话。他稳稳地坐在那儿，玩弄着桌上的一块毛主席像章。终于，他发话了：“走不是个办法，这回的‘文化大革命’不同以往，躲了初一，躲不了十五。再说，我要一完蛋，当年的一些老伙计及他们的家人都要受牵连。”
“三爷爷，那你说该怎么办？”穆蛋急了。
我爷爷一字一句地讲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怎么讲？”
“我们也成立群众组织，你来当总司令，三胖当副总司令，我来给你们当顾问！”
“咦，好办法！”穆蛋一下乐了，“聘您当总顾问，总字显得大。”
我爷爷嘿嘿笑了，笑得像个孩子：“我怎么觉着又像回到了1937年鬼子刚来那阵，到处都是总司令。哈哈……”
穆蛋想趁热打铁：“我去喊三胖去，咱一块商量下，这小子一下成了副总司令。哈哈……”
我爷爷说，算了，喊他干吗，反正就这么回事。咱俩胡吹海谤一阵就行了。
最后，两人商定，以崮下村、关家桥、柳埠南部山区，还有柿子崮的农民为主，成立“红太阳造反总指挥部”。也打造反的大旗，拒不承认大流氓秦三腿为首的县革委，“东方红兵团”是刘少奇的孝子贤孙，是典型的保皇派。油炸秦三腿，炮轰巩海峰……
我爷爷最后说：“大旗要搞得大大的，总指挥部这几个字要更大。”
“印章刻多大！”
“刻成碗口那么大。”我爷爷说，因为他见过东方红兵团的章，有茶杯那么大。
“对，镇过他们……”
一两天的功夫，附近的农民全部组织起来了，号称10万大军（与我爷爷当年管辖的人数相当）。我爷爷的头上一下有了6顶光环——老八路、老英雄、老团长、老参议，老政协、老干部。
第六部分
第55章
我也是造反派（2）
有一阵子，秦三腿组织人员来抢人。但在关家桥西头的老桥上，让早有准备的红太阳造反总指挥部的人给堵了个正着。望着狼狈而逃的秦三腿，农民们又吹呼了：
“要文斗，不要武斗……”
“秦三腿，三条腿，三条腿，跑得快……”
就这样，靠着这一招，我爷爷躲过了“文革”浩劫，他没有被批斗一次，没有被打过一次。
也就在这时，我妈妈的信也辗转到了我爷爷手中，我爷爷一看就明白了，知道又是巩海峰在捣鬼。但这在当时是一种常见的政治现象，一个人胡乱写点什么外调材料就可以决定另一个人的命运（所以运动后期，只要有人找我爷爷搞外调，他就老往好处写）。要想改变我爸爸的命运，只有重写一份证明材料。
这份材料必须由两方面组成：一为群众组织（必须声称是造反派）；二为县革委。
群众组织的好办，就以红太阳造反总指挥部的名义写就行，怎么写怎么是，然后盖上那个碗口大的红章。关键是县革委的，为这事，我爷爷思考了差不多两天。最后觉着解铃还须系铃人。这事只有找巩海峰。那么，怎么找呢？
在一天的深夜两点，正是人们熟睡的时候，我爷爷要通了巩海峰家电话。
“谁呀，深更半夜的……”是巩海峰的老婆接的电话。
“巩海峰的冤家。”我爷爷冷冰冰地说。
“您……您有什么事？”
“冤家能有什么事？打冤家呗。”
“你……你到底是谁？”这时，电话已被巩海峰接了过去。只听他老婆惊慌慌地说，是你的冤家找你。
我爷爷朗朗一笑：“按江湖上的老话叫冤家，按现在时髦的说法是你的对立面，死对头。”
“你是……”巩海峰并不像他老婆那样惊慌。
“明人不做暗事，红太阳造反总指挥部总顾问王汉魁。”
“噢，老革命呀，你找我有什么事？”话语里多少还有点挑衅。
“无事不敲半夜门！当然有事。”
“何事请讲。”
我爷爷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及要求说了一遍。由于准备充分，整个诉述过程痛快淋漓，声高气壮，竟无一句是打顿的：“总之，王世荫在青岛上中学期间的问题，县委马书记当年是做过结论的。你是当事人之一，不会不清楚。现在有人居然要陷害他，写他的黑材料……”
“我不知道这事。”巩海峰开始耍赖。
我爷爷马上给他竖梯子：“不知道更好。那就烦请巩主任以县革委的名义，重新写一份材料。”
“这件事嘛，容我……”
“巩主任，请不要打官腔。我王汉魁让你写是看得起你。你若不写，我还可请别人写。”我爷爷一下加重了语气，“如果我真要到地革委找到马主任，我想你面子上也不会好看吧。”
马主任就是当年的县委书记马大林。他于“文革”前调到地委担任了副书记。如今，又作为解放的老干部参加了地革委的组建工作，任地革委副主任。
马大林的确可以成为巩海峰的压力。但是，还不够，巩海峰在电话里还是有点耍官腔：“这样吧，我再考虑一下。”
我爷爷寸步不让：“我给你三天时间，三天后我派人去你家取信，记住，是你家。”
“老革命呀，你是不是有点……”巩海峰没想到我爷爷这么冲。
他没想到的还在下边哩：“海峰兄弟呀，就让我称一次老弟吧，你还年轻呀……怎么说呢？如今大公子该是14岁了吧，在县二中，听说和你不一样，是个逍遥派，而且专攻油画，常常一人住在学校里不回家……”
“你什么意思……”巩海峰马上警觉起来。
我爷爷嘿嘿嘿嘿：“没什么意思嘛，巩主任不要紧张。我是说，如今武斗盛行，还是让贵公子小心点好！要不由我们红太阳派人去保护……”
“王汉魁，你个老……”老什么，毕竟没有说出口。
我爷爷似乎听到了巩海峰的老婆在哭，并夹杂着她的怨骂声。这时他反而不说话了，而是背起了毛主席的语录：“毛主席他老人家早就说了，打就打了嘛，好人打好人误会，不打不相识；好人打坏人，活该，好人打坏人，光荣……哈哈，毛主席他老人家说的多么……”
“够了，我答应你……”电话里传来巩海峰的吼叫，但那分明是认输的哀嚎。用色厉内荏形容，实为恰如其分。
第六部分
第56章
生不见人，死不见尸（1）
实际上，这种事若是放在别人身上，也就过去了，但是放在我爸爸身上就没过得去。因为他太较真，所以落得个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悲惨结果。如今近40年过去，作为他的长子，我更相信他早已不在人世了。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迅速发展，矿上对黑五类的看押也更加严厉。他们又被转移到了鬼子时期的一座旧矿井里。这座旧矿井并不深，鬼子挖了一半就停了，因为这儿水位太高，要挖的话，成本太高。解放后，这座废弃的矿井实际就成了座仓库。因为矿井冬暖夏凉，空气潮湿，可以适量地存放一些用来支撑井下巷道的圆木或挖煤工具。
人被关押在这样的“牛洞”里，最大的特点就是时时刻刻有一种压抑、恐惧和寂寞的感觉，虽然每天上午、下午各有一段时间的放风。而且，为了折磨这些人，造反派还将他们单押。一人一间小屋，小屋用厚木板隔开，使他们之间无法交谈。
最先被整的是洪大爷。就他那牛脾气，他连一天“牛洞”都不愿蹲。所以，只要一有空，他就喊：
“姐——干脆揍死我吧……”
“姐——给点酒喝吧，我馋死了……”
“我要见王副大队长……”他还将希望放在王强身上。事实上也是，当年他打入鬼子洋行，确实是奉了王强的“一定要跟敌人打成一片”的指示。
又过些日子，他又喊到：“姐——那不行我见杜政委，这事他也清楚。”他说的杜政委是杜纪伟，曾任铁道游击队政委。文革时任济南军区炮兵政委。
造反派就熊他：“再喊连饭也不给你吃了。”
但洪大爷还是喊，喊了一阵子，就变成了：“我要见伟大领袖毛主席，我要见伟大领袖毛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