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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猫舌头是有一层细刺的，舔人是对人的一种强刺激。刘川洪为了怕我二奶奶喊出声，每晚都用棉布塞住她的嘴，这种折磨简直比用刑还难受。
我爷爷听说此事后，怒不可遏，大骂畜生，发誓除掉刘川洪……
我爷爷第一次规规矩矩地按江湖规则办了事：深夜，给刘家射去了“响箭”，箭杆上绑了一封“讨命檄文”，称：……刘氏淫贼，荒淫无度，常用禽兽之行径摧残良家妇女……当十恶不赦，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知道什么叫“响箭”吗？那是当年土匪们用来通风报信的手段。响箭是很有讲究的。首先，矢头（即箭头）须用高铜打造，磨得锐利而闪光。箭杆用扎木或竹子削成，笔直无弯。有的刻有精美的图案和标识，有的干脆刻上响马头目的名字，江湖上称作“明人不做暗事”。响箭的矢头下面吊着一到两只小巧的铜铃。响箭射杆上挖出扁而窄的风道，射出后由于空气的流动，而发出一种尖厉的哨声，用以震慑对方。故，旧时响箭又称“哨箭”、“鸣镝”（毛泽东《满江红》词中的“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就是指的响箭）。
不久，他就派人将刘川洪杀死在了当地的一个大集上，因为听说那个老淫棍又娶了个16岁的小妾……这是我爷爷少有的一次下令杀人。
实际上，我爷爷是个非常善良的人，他常把“穷有志气，富有善心”这八个字挂在嘴边。
这个富字在这儿应当作权力讲。因为我爷爷一生未曾真正富有过（但也未贫穷过）。但，权力还是有一些的。比如说，老鹰崮山上的大掌柜，由匪转官的县西南三乡的区长——注意，不是招安。是平安地由匪首转为“地方官”的。这应归功于梁漱溟先生在山东邹平县搞的“乡村建设”运动，以及当时的国民政府山东省主席韩复榘（韩绝非像民间传说的那样简单粗暴，胸无点墨，洋相百出）。我爷爷说，如果不是七七事变日本人打来了，他兴许能当上沂蒙县的县长。
再回到我爷爷的富有善心上。
最能体现这一点的，就是发生在我二奶奶和那四之间的那件事……
第一部分
第10章
夺妻之恨，恨不起来
原来，因为那四和我二奶奶都爱唱京剧，唱来唱去，日久生情，不久两人就好上了。正巧，这事又被几个巡山的弟兄给发现了。
那段时间，山上山下比较平稳。没有大的动乱，光是收商人来往的过路费及各个村子的保护费就够吃的。这样，我爷爷每个月里总要单独下山几次（最多带个精明的马弁），他常去的有潍县城、昌乐城、临朐城等，最远的到过青岛。每次去都要住个三四天，主要是买买书、买买报，用来“透透新鲜气”。
那四与我二奶奶就是这个时间里好上的。
。。。。。。
当几个巡山的弟兄们发现了那四与我二奶奶在山沟里“那个”时，马上告诉了我爷爷。
你可以想象到我爷爷的羞愤和震怒，他突然掏出了怀中的小左轮，往桌上一摔：“戏子就是婊子，婊子统统无情……”
从这句话里可以听得出，我爷爷主要是烦我二奶奶。在他看来，这事都怪我二奶奶。“母狗不撅腚，公狗不敢弄”。人、狗同理。你想想，整天价“郎君呀”、“官人呀”、“妹妹我呀”的唱，嗲声嗲气，眉来眼去，不唱出歪门事来那才叫怪呢！
按照山规，出了大事要召开“常委会”来共同研究。我爷爷就召了他手下的三个头头开会（加上那四共四人，人称四大金刚）。不用说，三位金刚主张严惩。尤其是那位排行老三的金刚来顺（外号“母蝎子”），更是恨不得吃了那四。当然，他的小九九我爷爷心里也清楚。
最后决定：“赐”我二奶奶上吊，卸掉那四的左膀，逐出山门。
不料到了开大会那天，事情又有了戏剧性的变化：那四让人绑了自己，背上别着一把刺刀，急冲冲来到了台前，一声不吭，扑通一声跪在了我爷爷面前：“大掌柜的，诸位弟兄，今天我有话要说，现在我是负刀请罪，我说完后，愿杀愿剐，悉听尊便。”
看这阵势，众弟兄们全都静了下来，我爷爷说：“当然可以，有话请讲……”
那四说：“先说下，这事与二夫人无关，是我戳叽的她，责任全在我。要杀要剐由我一人担着，请放了她。”
“不不，这事与二掌柜的无关，”那四话未落音，我二奶奶跌跌撞撞地冲了进来。“是俺勾引的他，俺愿……罚……愿剐，请把他……他放了，呜……”
那四瞪了我二奶奶一眼吼道：“住嘴，这里没有娘们说话的份儿。”
我二奶奶马上不吱声了，只是嘤嘤地哭。
那四接下来的慷慨陈词，却把大伙说愣了：“其二，我要说的是……大掌柜的，您要扪着心口问问自己，您倒是有两个老婆子，那玩意儿一天到晚闲不着，可弟兄们呢？您想过没有？弟兄们也是人呀，也有七情六欲呀，那小猫小狗还叫春呢？对不对？平日里下山，您不让祸害妇女，这也对，弟兄们服。可是，单靠逛窑子，压寡妇就能解决弟兄们的烦心事吗？”
逛妓院大家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但“压寡妇”可能还陌生些。压寡妇就是指山上的弟兄们各自行使自己的本事，同山下的一些寡妇建立起一种特殊的关系，隔三差五地来快乐一番。但是，这种方式常常出现一些问题，有时是一个寡妇同时挂了两三个弟兄，就要闹出些是非来。但寡妇也有自己的道理，我又不是你们当中哪一个人的老婆，谁使钱谁来呗，反正一只羊也是赶，两只羊也是撵……还有的则是弟兄们压了一些假寡妇，即有些是有夫之妇，让人家的男人告上山来，最后还得花钱消灾。
那四的话把大伙都说哑了，整个大庙堂里鸦雀无声。
那四好像还没有完，他突然大吼一声：“牛蛋，把你怀里天天掖着的红布兜和骑马布子拿出来，让大掌柜的看看，怕什么？想女人就是想女人，不想女人还算是男人吗？”
那四话一落音，众人便一片喳喳声。牛蛋是出了名的壮汉，三十多岁，膀大腰圆，耍得一手好螳螂拳。打起仗来十分勇敢，但弟兄们都说他有个臭毛病，爱收集些女人用的东西，什么裤腰带了，红布兜了，甚至还有裹脚布。他平时偷偷藏着。自己一个人放哨时，就拿出来使劲闻。
“是这样的吗？”我爷爷厉声问道。
牛蛋嗫嚅道：“回大掌柜的，是……是有这么……么回事。”说完，解开前怀，果然是件女人的红布兜。
若在平时，人们肯定一阵嬉笑声，但是，这会儿却没有一个人笑。整个庙堂里一片死寂。我爷爷说，他永远忘不了当时的那种气氛。
那四又跪着向我爷爷挪动了两步：“大掌柜，容我再说最后几句话，如果山上够吃够喝，还是想办法给诸位弟兄找个媳妇吧。就是不能全部找上，也得尽量找吧。论功行赏，论资排辈……”
说完，那四腾地站了起来，喊道：“行了，大掌柜的，我的话说完了。送我上路吧，下手快点，别让我受罪。”
那四到底是个有情义的人（这一点倒像个真正的满族人），临走，也没忘了跟我二奶奶打声招呼：“好妹妹，我先走一步了。下辈子如果大掌柜的嫌弃你，不要你的话，咱俩做夫妻。这回咱要明媒正娶，堂堂正正，好妹妹，大哥我对不起你了……”
我二奶奶早已哭成了一个泪人儿，想跟上去，又怕我爷爷不同意。只得用生死惜别的眼神来送那四。
突然，我爷爷吼了一声：“站住！”
那四站在了原地，但是没有回头。
“给二掌柜的把绑松了……”我爷爷说这话时，底气明显不足。接着宣布：散堂子！
。。。。。。
事情的结局是谁也没有想到的：我爷爷在第二天即宣布放了那四和我二奶奶，说，兄弟你做得不对，但想得对；功过相抵，就这么着了，我成全你们。只是希望你们走得越远越好，再也别让我见到你们。
那四与我二奶奶当然感谢我爷爷的“不杀之恩”，小两口真的远离了老鹰崮，到了北边的潍县火车站，凭着从父亲那儿学来的经营本事，干起了一个小饭馆，专门经营满族传统美食——火锅，号称“那家火锅”，据说，生意挺红火。直至七七事变日本人打来，那四才重入伍行，参加了共产党人关庆民领导的沂蒙人民抗日义勇军，不久又升入115师属下的七支队，成了八路军正规军。而我二奶奶则加入了鲁中军区的文工团，专唱京剧（解放战争时期，又入了华东野战军八纵的京剧团）。当然，这就是后话了（后话后边还有后话，但要容我慢慢讲）。
那四与我二奶奶下山不久，我爷爷就采纳了那四的意见，给35岁以上的一些老杆子（年轻的须有战功）都寻了媳妇。那个时候，只要有钱，有饭吃，寻个媳妇是很容易的。老百姓可不管你土匪不土匪，军阀不军阀。“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到了啥时候，也是这个道理。
那四的这一手还真有远见，对于稳定队伍起了很大的作用。平日里，山上打架斗殴，搓麻赌博的少了，下山惹事生非的也少了。老百姓因花花事而上山告状的少了。那些年轻些还没有娶上媳妇的弟兄们也都积极起来，遇到什么事纷纷争着上。
我爷爷还立了条新规矩，允许土匪中途退伙，行话称“拨香头子”。对那些家中确有困难，如父母年老多病，中年丧妻，子女尚小，或兄弟先走等，确无人照料的，可允许中途退出。退出要举行隆重的仪式，保证不透露山上的机密，保证不出卖弟兄，有消息要及时告之山上，等等。当然如有违反，惩罚也是相当严厉的。
闲暇时分，爷爷还领着他的杆子们种了不少地。他们在山坡上开了不少荒，种上玉米、大豆、地瓜等等。有的年份，打的粮食足够吃到明年的。这种最初的尝试为日后我爷爷他们的“大规模经营”打下了基础。他们生产的手工产品，居然能在1935年召开的山东省农产品博览会上获金奖。在以后的章节里我会专门介绍。
。。。。。。
当我写到这儿的时候，你也许会说，这是土匪吗？那么，让我负责任地告诉你，这的确就是土匪，至少是民国初年沂蒙山一带的一支土匪。一句话，土匪也是人，也有善恶、强弱之分。“强人为盗，弱者为乞”，各有各的生存方式和理念。所谓匪民不分，善恶皆有，大概是中国式土匪的主要表现。
如果不信，可查一下中国土匪的有关资料，以同时代的鲁南地区的另一支悍匪刘黑七（刘桂堂）为例。此人杀人如麻，仍提倡兔子不吃窝边草，亲自为土匪找媳妇（但遇到危机时也会杀掉所有女眷），强奸妇女者，活埋。东北地区的著名强匪曹保明亦有严格山规，“压花窟”者（即强奸妇女）一律处死。湘西土匪矍伯阶的山规其中一条竟是：不牵老百姓的耕牛，不抢老百姓的种粮，不杀老百姓的母猪。你瞧，订得还挺细呢。
第二部分
第11章
电话、无声电影和美国烤烟……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的电话、教育馆、无声电影和美国烤烟……
说到沂蒙山区，人们往往有两个概念，一是知道它是革命老区，二是贫穷落后。
1991年，我回老家为我奶奶扫墓，一路上见到的仍是灰蒙蒙的山岭、破落贫穷的山村、弯弯曲曲的山路。当地的朋友告诉我，沂蒙山区仍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在国家贫困线以下，人均年收入不到600元，失学儿童仍然居多，有的地方人、畜吃水仍然困难，个别山里仍在点煤油灯。
但谈起家乡的贫困，我爷爷却不以为然，他有着自己的看法。在他看来，这些贫困全是人为造成的！他说，从他年轻时起，沂蒙山区就没大正儿八经地建设过，不是匪患，就是兵灾，刚要搞点建设，日本人又打进来了。抗战好容易胜利了，又打内战。解放后刚要“好好地种点地”，又让收回去了，接着就是搞公社、大跃进、吃食堂，开始瞎折腾……直到改革开放，才算干点儿正事——对于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我爷爷是一百个赞成。“当年，韩主席（韩复榘）、梁先生（梁濑溟）就是这么搞的。早这么搞，中国早富了。”（注意，是原话。）
说到韩复榘，就要说到他主政山东的7年（1930年9月5日至1937年底）。说到梁漱溟，就要说到梁大儒在山东邹平搞的“乡村建设”实验院。正是以上这两个人物及他们所搞的事业，才使得我爷爷在他为匪的坎坷岁月里，居然还有一段“转匪为官”的特殊经历（注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招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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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沂蒙山区历来贫穷落后，我爷爷很不赞成。我爷爷说，我们老家沂蒙县，西依济南，东临青岛，南达临沂（古沂州府），北靠青州（即青州府，后又有了胶济线）。位于鲁中，为古齐国重镇。历代是商旅集散地，亦是兵家必争之地（古穆陵关就在沂蒙、临朐二县交界处，穆陵关的故事后边还会提到）。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