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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那样亢爽勇烈的词句，现在它只能承受“一生清白俱非”这样的结论了……
她的食指搭在扳机上，准备扣动，她想听见那个球体发出令人酣畅淋漓的爆裂声。正在这时，“V”形缺口出现另外一个男人的前额，挡住了射杀目标。
“让开！”简晗怒吼道。
男人没动。简晗涨红着脸，冲过去准备把这个男人踹开，可是，她突然定在那里，木桩一样，一动不动。这个男人是……
“你……”她愣在那里，全身冰凉，眼睛睁得老大，“你是……”
男人笑着说：“鄙人伊藤见司。”
简晗的嘴唇开始哆嗦，跟着全身也止不住颤抖起来。
“久闻你的大名，”伊藤笑着说，“第二次见面，倍感亲切。第一次见面是在书店，她是你的替身！”伊藤张开手臂，开始鼓掌，一声比一声快。“简晗，放下武器吧！你接近不了汪精卫，除非把我干掉。但是你挖空心思来到这里，是为了干掉我吗？干掉我不必费这么大周折吧！如果你不开枪，你就认输吧！”
此时，有保镖发现简晗手里的手枪，他们迅速用身体把汪精卫围住，快速向外面移去，其余的保镖举枪对准了简晗。
伊藤向周围的人挥挥手，说：“别用枪对着她，吓坏她我还心疼呢！据我所知，她是个从来没杀过人的杀手，代号杀手简。她会开枪杀人吗？会吗？你们相信，但是我不相信！”
简晗知道，有这个男人挡在这里，目标已经越来越远。
“听！外面的枪声，”伊藤接着说，“那是给你燃放的礼花，是胜利的礼花，你能走到礼堂，站在这里，就是最大的胜利。我承认，在判断双簧这场戏里输了，输得毫不体面，心服口服。好在这场大戏内容丰富，两个简晗并不是其全部内容，我们的人从来没有停顿。听吧！那些礼花也是送给你的同伙的，多么绚丽的礼花啊！他们乖乖地钻进我们的包围圈，不选择束手就擒，就只能负隅顽抗，他们用血洗刷勇敢，让勇敢变得一钱不值。他们叫什么？叫吴瘦镛，叫刘晓鸥……”
“砰！”她开枪了，子弹在伊藤的眉心绽放出一朵红色的花，随之便败谢了。伊藤还没来得及把惊讶的表情展现完毕，就“扑通”一声倒了下去。
她从一开始就认出了眼前这个男人，当然，他不会认出整过容的简晗。简晗怎么都不明白，原来伊藤就是在浅草弹吉他后来莫名其妙失踪的小坂茂，他不辞而别，就是为了报效他的祖国而蜕变成一个恶魔吗？他母亲给了他多大的耻辱，才让他毫不怜惜一个中国女孩的初恋。
他的手指冻红了，但丝毫没有影响弹奏速度，手指像十根柔软的花穗，随着浅草的雪风摇曳。有一缕发黄的头发从额前耷拉下来，遮住他的眼睛，他一个劲儿地弹奏着，沉溺在连绵不绝余音袅袅的音乐中……
简晗想，如果刚才她第一时间拔出手枪射击，完全可以击毙汪精卫，她想等待更好的机会。然而机会总是稍纵即逝，再也没有第二次。当外面的枪声迫使她必须采取行动时，伊藤却在她扣动扳机的紧要关头出现了。事情总是这么巧合，伊藤偏偏是她朝思暮想的初恋情人小坂茂。她承认，她的大脑有一刻是空白的，这使得她耽误了射杀汪精卫的最佳机会。一切都是错误！她不是杀手，不配这个称呼，杀手的荣誉来自毫不犹豫扣动扳机射杀既定目标，而不是在节外生枝的地方浪费时间。她开枪了，为狱中牺牲的薛妈，龚巧琳，胡斯枚；为被残酷蒸发掉的6个同胞；为千万个在抗日斗争中牺牲的所有中国人，也为了背弃的爱情。她忘了这次行动的终极目标是谁，她没有完成任务，辜负了吴瘦镛，辜负了叔叔，辜负了刘晓鸥，以及现在仍在枪林弹雨中厮杀的同志们……
心死，永不想复活。再见！我的吉他！再见！眼前的雾色！再见！我的情窦初开！过去所有的思念，牵挂，回忆，都在开枪这一瞬间凝固成坚硬的仇恨。
只能这样，她没有选择。
有几个保镖扑上来，把简晗牢牢按在地上。她没有反抗，脸紧紧贴在冰凉的大理石上，看着不远处浑身抽搐的小坂茂，他的脚在拼命伸直，好像够着什么，是琴盒，还是浅草的糯米糕？什么都有，又什么都没有，永远也够不着。他终于放弃了，再也没有动静。
弗朗西斯科·塔雷嘉的《阿尔罕布拉宫的回忆》，我的回忆，我热烘烘的糯米糕，我的“爱琴海”旅馆，我的“忒修斯白帆”小房间……
外面的枪声终于平息了，简晗看到有几只白鸽扑啦啦挥动翅膀，向远方飞去。天湛蓝，把考试院翘起的屋角也染成天的颜色。
只有牺牲在刑场上，才能让她的自责与愧疚得到证明。她准备好了……
简晗闭上眼睛，不想再看到这个世界。
尾声
岁聿云暮，同时又宣告着一个新年的开始。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时间无穷地重复着。
1957年春节，风雪肆虐着北京，很久没见过下这么长时间的雪了，整整半个月，北京城都被大雪覆盖着，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
这天晚上，在中共中央统战部一个暖烘烘的会议室里，参加春节联欢的与会者兴致勃勃地听了一位来自浙江的老前辈讲述的一段往事。故事讲了足足3个小时，内容是关于中共隐蔽战线的，情节惊心动魄，荡气回肠，也带着许多遗憾与惋惜。
老人最后说：“请记住那个女孩的名字，她叫简晗。不幸的是，行动终以失败告终，汪精卫逃掉了，她只击毙了一个恶贯满盈的日本特工，叫伊藤见司。参加那次行动而临时组建的国共特工小组，一共26个人，也全部为国捐躯。不能怪她失手，有叛徒出卖那次行动，行动小组掉进日伪汉奸的包围圈，提前交了火，这影响了埋伏在典礼现场的简晗。一个月后，简晗被押回上海，秘密处决于龙华监狱，时年21岁。可惜，负责指导这次行动的中央领导，也就是我的老上级突然牺牲，加上这次行动非常绝密，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载，我成了活在世上唯一知道内情的人。当时简晗并没有入党，组织部档案里没有她的名字，所以没有人知道她是谁。根据当时的报纸报道，都以为是国民党军统特工干的，也就是说，简晗的身份一直没有得到认可。回到延安后，我向上级反映了这件事，可惜……唉！她在我心目中永远不是一个失败的杀手，而是一个为革命奉献出年轻生命的巾帼英雄。出卖那次行动的叛徒是简晗的叔叔，一个军统特工，代号老K。他把简晗抚养成人，并想让她加入军统，他以为可以带着简晗干一番事业，没想到简晗在得知自己的父母是共产党员后，执意要加入我们的组织，也就是说，简晗是以一个准共产党员的身份到南京行刺汪精卫的。这件事强烈刺激了他，他在叛逆的侄女眼里，看到了夺去他女人的哥哥，看到背弃他的女人李柔，看到这个世界对他的所有敌意。他把这些仇恨转移到共产党身上，然后发泄到这次刺杀行动中。他不愿意看到国共合作，在阻挡不了历史潮流后，他只能破罐子破摔。他是爱简晗的，像爱他的情人一样呵护她。爱直至，恨至深啊！当爱远去的时候，他唯一的选择就是毁灭。就在行刺失败的同时，他先我们一步找到吴瘦镛的小女儿吴纹夕，带着她逃往了日本，至今下落不明。估计他想把吴妏夕塑造成第二个简晗，把共产党子女培养成替国民党卖命的杀手，在他看来没有比这个更解恨的了……”
参加会议的有一个叫陈思稻的中年人，中共中央统战部某部门俄语翻译，故事中出现的李柔是他的母亲。他急匆匆地赶回家，激动地对妻子肖菲说：“我有姐姐的消息了！没想到当年刺杀汪精卫的女杀手就是我姐姐，太意外了！她是英雄啊！”
肖菲是上海人，40年代初和一帮热血青年来到延安，参加了革命。1947年，与刚从莫斯科留学归来的陈思稻结了婚，两口子恩恩爱爱，只是一直未育一子。听完丈夫讲述的故事，肖菲冷静地说：“这事千万不能声张，你姐姐是英雄，可是你叔叔是叛徒啊！说出来绝对会影响你的政治生命。”
可陈思稻不这么认为，英雄是英雄，叛徒是叛徒，应当功过分明，况且这是两个人，根本不能混为一谈。他后悔当时没有要那个老人的地址，等第二天找去，老人却已经回了浙江。春节后，他给老人写了封信，想让老人亲笔出一份详细的文字材料，然后由他——李柔烈士子女、简晗弟弟的身份——递交给上级有关部门，期望给姐姐一个荣誉证明，追认她为革命烈士。
老人叫苏凯文，是当年共产党情报部门驻上海的负责人之一。不知道为什么，信发出去很长时间，一直没有回信，直到夏天来临，信却被原封不动退了回来。
这一年的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标志着反右派斗争的开始。社论指出：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之下，少数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的领导权挑战，甚至公然叫嚣要共产党“下台”。右派分子对于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不甘心的，匈牙利事件加强了他们的一种想象：在所有制方面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基础的国家，仍然可以推翻，可以变质。6月10日，毛泽东向党内通报反右斗争的情况：北京条件已成熟，人民日报已于6月8日开始反击……各地情况不同，何时开始，要看当地情况决定……这次运动中，一定要使反动分子在公众面前扫脸出丑。
陈思稻后来得知，苏凯文在这次运动中出了大丑，他丢人现眼地被群众押到街头，罪名是他为右派分子摇旗呐喊，推波助澜，污蔑共产党不讲究实事求是。几个月后，苏凯文死于浙江省地方国营漓渚铁矿（内称浙江省公安厅第三劳动改造管教支队）。
1959年9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布主席特赦令，最高人民法院宣布：首批特赦释放国内战犯33名。这提醒了陈思稻，他利用工作之便，查阅了大量过去被国民党政府关押、现在仍然在押的在汪伪政府担任过伪职的罪犯材料，期望从中能查阅到一点有关姐姐的消息。有一个女罪犯引起他的注意，她叫林丽博，1934年至1945年在上海龙华监狱担任看守，残酷迫害过抗日志士，1946年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判处18年有期徒刑，现关押在提篮桥监狱。
陈思稻来到上海，找到有关部门，见到了这个已满60岁的老罪犯。她身体羸弱，几乎奄奄一息，她告诉陈思稻，当时是有一个涉及“南京典礼”枪击案的女孩关押在龙华，但她忘记了那个女孩是不是叫简晗。她还说，枪决那个女孩后，法医发现女孩的膝盖处埋藏着一个隐秘的逃生工具，是一把手铐钥匙。看得出来，多年前它就被植入肌体，自然形成一个囊袋，在皮肤下隐藏着。押解她从南京回到上海的几个狱警都是男人，她有机会借上厕所之际，用牙齿咬破囊袋，打开手铐逃生。但是她没有这么做……
林丽博在说完上述这番话后的第二天，死于心脏病发作。
1966年“文革”爆发，陈思稻在家中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罪名是“为国民党特务翻案”“妄图投靠苏修”。随后，他被红卫兵批斗，游街示众，就像她母亲李柔当年在成都市游街一样。不同的是，他比母亲幸运，只在昌平太平庄农场劳改了12年，1978年获得释放。
1979年春天，肖菲在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控诉她在“文革”期间怎样被人诬陷成揭发丈夫的元凶。在这篇回忆文章里，她披露了陈思稻受迫害的整个过程。他被残酷批斗，挂着黑牌游街，行程几十里，捆绑、罚跪、拳打、脚踢……最耸人听闻的刑罚是“吊半边猪”，用麻绳拴住她丈夫的一个右手大姆指和一个左脚大脚趾，然后在屋梁上悬空吊起来。一个脚趾头和一个手指头不但要承担全身一百多斤的重量，还要往身上加砖，从一块加到三块，又从三块加到六块。很快，他的手指断了，人重重摔在地，昏死过去……
平反后的陈思稻已年满58岁，患有各种疾病，长期卧在病榻上。从1979年到1989年病逝这十年间，他仍然想帮助姐姐找到她应得的荣誉，他写了大量材料，从革命前辈苏凯文的回忆，到当年女看守的证词，一一提交给上级，但都杳无回音，因为没有任何人能佐证他的正确。
病逝的前一天晚上，他拉着妻子肖菲的手说：“我这辈子很平凡，只是一个普通的翻译，没有为共产党干一件轰轰烈烈的事，但我母亲干了，我姐姐也干了，我为她们感到无比骄傲与自豪。我本来想，在我有生之年能帮助姐姐获得她应有的荣誉，就像我母亲那样，让人民记住她，让后代多一个祭拜英雄的理由。看来太难了，历史的长河总要过滤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