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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中国的抗日之战（一九三七——一九四五）
国府的困难
日本军国主义者想要征服中国的企图，始于一九三一年占领东北之时。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年间，已是充分准备好的全面入侵行动（见地图23）。在日本史学者看来，日本乃是一六四四年灭亡明朝的满清的后继者。东京主张现代化人士眼中所见的则是，日本要带领中国人民进入现代世界。但是时代已经变了。日本的侵略行为只会使中国的新民族主义更强固。
八年抗战期间。一大部分的中国人民停留在日本占领区之内，多属一些港口都市或铁路市镇。另有很大一部分的人是在国民党控制的范围内，这儿即是“自由中国”。最小的一部分是中国共产党区，首府在延安。治史的人喜欢找源头，而中国的未来始于延安。因此，日本人与国民党的先后战败一直较少有人研究，中共的兴起才是热门题目。成功是有创意而有趣的，失败是可悲而无趣的。谁爱理会失败呢？更何况，延安面积小、资料少，比日本占领区和大后方的多样不同经验都容易掌握。占领区和大后方都比延安的统治区大，却不如延安受人注目。
国民党和共产党虽然形式上都行政党专政，事实上却是很不相同的政治产物。国民党有两个代表典型，第一个是一九一一年革命时期与孙中山共事的革命党人，第二个是一九二七年以后在南京政府时期拥护蒋介石的人。国民党被迫于一九三八年从南京撤至武汉，继而越过长江三峡来到重庆，根基也就此被切断了。关税与上海鸦片贸易的收入来源没有了。来之不易的新式人才官僚体系都变成了逃难者。原来是全中国中央政府的国府政权，现在逃亡到环山的棱堡之中，还不得不与反动的省级督军以及地主共事。居于中国西南的重庆政府要约束地方军阀不可有越轨行动，同时也要避免扰乱了乡村的社会秩序。
刚成形的中国式自由主义（Sinoliberaj）教育系统，遭到了极严重的校地与设备损失。日本占领区内的教会学校照常运作，但纯粹由中国人办的大学，许多都于一九三七至三八年间将学生与设备撤往长江上游或西南地区。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天津的南开大学在昆明合组成为西南联大。日本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攻打美国以后，燕京大学以及其它教会学校也南迁，在成都组成华西联合大学。至于工业设备，多将整厂拆卸，溯长江而上，迁至国家资源委员会已经在开发矿业工业的区域。怀着高度爱国热忱的知识分子和政府人员，都甘愿背井离乡，在后方内地过起简陋刻苦的生活。不幸的是，他们虽然有才能贡献国家，满腔希望却未得到报偿。原因之一是政府无能。
国民政府的坚忍有余，远见却不足，用来处理问题的短期权宜之计，都不足以加强政府面对未来的实力。重庆政府掌握了以粮谷缴纳的土地税，用以瞻养政府。工业发展方面，有兵工厂补给战力。抗战精神因日本轰炸重庆而历久弥新，但是统一战线的精神却每下愈况。重庆的激进分子开始往北游移，投向共党区的延安。没去延安的都是中国共产党的“外派干部”，负有任务，以自由派的姿态在国民党地区工作。国民党的党政秘警渐渐觉得，有必要把自由派分子当作潜在的颠覆分子予以约束。政府对学生、出版业者，以及表面上看似敌人者采取强制手段，逐渐扩大了知识分子与政府之间的裂痕。而知识分子却是政府未来建设的希望所寄。
蒋介石在重庆的政府之呆板保守，不亚于其南京政府。对于农民，除了征用劳力与粮谷之外，其它一律不管。没有特别推行识字教育，也没有在乡村广设公共卫生服务。乡间的社会中，仍是上层地主与下层群众泾渭分明的状态。四川省的地形，除了成都周围引水灌溉的稻米区，其余大多为起伏的山岳和湍急的河流。气候潮湿难耐，冬天很冷，夏季又酷热。现代化生活的设施本来就不足，通货膨涨的威胁却又无所不在。国民党不学共产党去往乡间谋生计，却用印钞机谋生计。通货膨涨终于渐渐腐蚀了上层阶级的士气。
国民政府早先曾有的弱点，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全部暴露无遗。四川、云南、广西的大军阀使重
庆政府有权难伸。以云南省长为例，即便大后方的空军基地设在云南的昆明，他仍一直不让蒋介石的
秘密警察和军队进入云南，至一九四五年战争结束为止。四五年底以前，国府的警察也一直无法镇压
昆明西南联大学生教职员要求停止内战而组联合政府的运动。
应对务农人口方面，国府的表现也好不了多少。通货膨涨起初提高了农作物的价格，算是对务农者有利，但利益不久就被新增的税目抵消。上百种名目的小额税或规费都是公然的勒索，大多数是地方政府主管为筹措公家与私人费用而设的。易劳逸（1984）指出：“税目包括‘捐献新兵草鞋’税、‘新兵家属抚恤’税、‘防空干部训练’税、‘驻防部队燃料供给’税。”
在这些负担之外，还有国民政府要征用的粮谷和劳役。陆军可以随时任意强征劳役，各司令官还获中央授权，以强制征粮的方式就食乡下。河南省于一九四二至四三年发生饥馑，粮食不足造成军民必有一方得挨饿的情势。结果征粮照旧执行，不久，军队就遭到饥民攻击。饥荒也导致投机者屯积牟利，引起广泛舞弊贪污。其后果是，政府真正能取得的资源没有增加多少，倒让小官吏和地主们找到藉通货膨涨赚厚利的门路。抗战结束之时，“自由中国”区域内有好几省已经开始出现农民暴动。
重庆的国民政府和延安的共党都有两个作战前线，一个要对抗日本，另一个则是彼此互攻。抗日战争始于一九三七年北京城外的七七事变，共产党与国民党即于八、九月间宣布同意组成抗日统一战线。共产党同意中止其改变中国社会的武装革命，放弃强行充公的地主土地，并且令红军接受中央政府指挥。国民党则准许共党在多个都市内设办事处，在重庆发行其《新华日报》，派代表参加国民参政会。从此以后，两党就维持统一战线的形式。红军改编为第八路军，周恩来为中共驻重庆代表。周在武汉临时首都度过一九三八年，已经是中共的外交部长兼对外发布新闻的代表。
统一战线协议的保证条件写在纸上是不可更动的，实际的情势发展却把它变得形同废纸。首先，延安方面不许国府的参谋官进入共区。八路军接受了国府的小笔津贴，却一直不听国府指挥。这期间，中国共产党继续扩建地盘，用互助队的方式鼓励经济生产，吸收贫农激进分子——以备日后打倒富农。一九三七年宣称有四万的党员人数，至四五年增加到据称的一百二十万人，军队则由一九三七年的九万二千人增至一九四五年的大约九十一万人。
毛泽东之马克思主之中国化
共党的组织散落在广阔的华北地区上，若要控制指挥，必须党员忠贞而有纪律、在乡村里有经验丰富的干部、各个基地能够自给自足，以及运用无线电报传送讯息。在分散的局面中实施中央集中控制的原则，可以从中共的政府组织看出。延安的党中央委员会设有军事、组织、统战工作、敌人占领区、劳工、妇女等一共十二个部门。区域组织则分别在华北、西北、华中等区设局。各区域局的人员组织和延安的中央委员会相同。其所谓的“一元化”原则，是指延安下达各区域局内各部门的指令，必须通过负责地方协调工作的支局局长，最起码也要让局长知道。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延安，在少数外国人眼中是一个充满阳光与欢乐的理想之地。据爱德嘉·斯诺（Edgar Snow）以及其它新闻记者向全世界报导，这儿的革命热诚是有感染力的。共党领导人明显表露的朴实民主风格，与重庆政府呈尖锐对比。美国的援助实际上并未到达延安，仅止于浮面的接触，助长了令外国自由主义者倾倒的神话故事。
毛泽东在延安成功的秘诀，在于他能弹性混用长短程目标。短程方面，他于一九四〇年主张以“新民主主义”为统一战线的信条，凡同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一律包容。长程方面，他稳扎稳打地发展党的组织，其中包括控制知识分子。一九四二至一九四四年的延安整风运动（后文将详论），树立了动员的运动典型，其中包括使个人承受孤立、恐怖行动、斗争、招供、屈辱、俯首顺从。党员都会熟知这套运动方法，一般民众迟早也将熟知。此乃是毛泽东依据列宁斯大林主义和帝王儒家（Imperal Confucianism）完成的一项杰作。
中国共产党的真正力量源泉，是靠着华北地区农民的动员而来的。抵抗日本人正是最佳的动员口号。日本人沿着铁路线入侵，试图封锁各铁路线间的区域。但是他们的铁路线碉堡管制不了越过铁路线的贸易与接触。大体上，日本人的入侵替中共锄开了动员的土地。不论中共在此情况下的成功是单纯因为民族主义精神之故，抑或应归功中共的信条，基本上已不是重要问题。因为，中国共产党代表的已经是本国的共产主义，其信条来自在乡村的实际经验，并且招募知识分子投入解救全世界的大业，不再代表共产国际了。
中共在华北不同地区发展成功的“边区”政府与“解放地区”政府，都以党的控制为首要原则。党的控制力来自干部的思想灌输与纪律之加强，而思想灌输必须结合毛泽东的长程原则与他的圆滑变通。因为，中共组织的政权在遥远的延安运作，除了不甚可靠的无线电通讯之外，一切得靠自己。
第二个原则是，明白农民需要的是什么，并且把他们需要的东西给他们。这些东西是：第一，地方上的平静安定；第二，友善的能帮农民忙的军队，和村民亲切往来，必要时替农民收割作物；第三，招募地方上肯做事的人，可能在贫农的上层中找到，多属有才干却被环境所挫者；第四，经济改良计划，包括改良作物，但更重要的是互助式的农业合作、有条理的运输、合作社生产消费用品。
以上的这些都进行后，就构成第三原则——阶级斗争——的基础。这一步必须谨慎，因为华北的地主简直就没有比富农强多少，而且可能利用帮会或佣兵组织自己的地方武力。此外，早先国民党也掌握过华北某些地区，所以人民在效忠对象上也可有选择。中共享的对策是，定下颇具说服力的三个三分之一制度。共产党人只在认可地方政府的小议会里占三分之一，其余三分之二留给国民党和无党派者。按着这个原则办来，训练有素且又有奉献精神的共产党人自然可凭本事成为领袖人物。他们的好名声传出去，赢得了民心，就可以着手准备经济性的生产计划，以及相配合的土地改革。
土改进行之前，必须齐备三要素：军事控制、经济改善、吸收激进的村民。土改的窍门则是，在实行的过程中动员对地主恶霸不利的舆论——姑不论这舆论的分量够不够，然后藉控告并清算地主的手段带动村民投入革命行列。所有地产都要重新估量价值，并且按照每一个人被分类为富、中、贫农的公平原则重新分配。如果这样的重新分配效果能持久，便可以开始对村民激进分子灌输党领导的思想精粹。其要旨无非是，人们若肯以新的团结形式把力量组织起来，就可以为自己开创更好的未来。这种新团结体的领导力，将来自中国共产党。既然个人单独的力量什么事也做不成，何不牺牲个人的利益，把力量贡献给共同的目标？于是，民主的中央集权原则被宣扬为一个人人可以发表意见贡献力量的办法，但是一旦党做了决心，每个人都要服从。这种理念在美国新英格地区的镇民大会上是不可能被接受的，但是换到华北的乡村里，不接受这个，就要接受地主或本地以外的官吏统治，这个原则自然可以打动人心。
简而言之，“群众路线”的观念正包含在此：党必须走入人群，以发现其疾苦与需求，然后由党把这些疾苦需求整理规划，以顾及人们利害的立场解释给人们听。这种由群众来再回到群众的概念，的确是适宜中国传统的民主概念。自古以来，凡是好官都是能真正体恤民情的人，因为他们才知道怎样治理百姓是真正为了百姓好。
对日抗战给了共党动员乡下群众名正言顺的理由。一旦乡村动员成功，共党就添了新的势力，但根据地不在城市，而是在乡村。中国共产党在整个华北以至长江流域的扩张与基地建设，在一九四〇年代达到一个新高点。
日本人延伸控制力的方法是，沿着铁路线每隔二至五公里安排一个碉堡。然后，从这些据点派整
支纵队的兵力侵入乡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