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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也没读过胡适的著作，对胡适也是一无所知。总之一句话，一个人如果只读到邵建先生这篇文章，就不能不承认这是一篇“说理”极好的文字，尤其是从文章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一个现代作者的“现代正义感”和“良知”，看到作者虽“误入迷途”而却能知返，更难得的是作者“以我今天的眼光看，我不但可以理解胡适（然而我原先并不理解同时也不太愿理解），而且觉得，仅在这一点上，胡适比欣赏用‘火与剑’来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鲁迅要深刻些，尽管鲁迅已成为‘深刻’的代名词”。说得多好——尽管我知道七十年前的鲁迅无论怎样地深刻或不深刻，也是不会有七十年后人的眼光的，更不会还能具体到有邵建先生这样的眼光，且不说邵建先生的“眼光”是对是错——真不能不叫人感佩。正因为是这样一篇极好的东西，我这个读者自然不仅不会放过，还来回很读了几遍。
古人说开卷有益，那是“泛指”，不能算错。后来有人不赞成这样说，说是不能说开什么卷即打开什么书都有益。这话有针对性，似乎也不能算错。读了邵建先生这篇约一万六千字的长文，给我最深也最直接的印象是，作者在感觉到“受害”之后进行的“反戈一击”。若有哪位老师要我总结邵建先生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我想应该是这样的：这篇文章主要是说作者先前认为鲁迅很深刻很伟大，因而也很崇拜鲁迅。然而到后来一天，当读了胡适、罗隆基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末在《新月》杂志上发表的几篇文章，当重新“了解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新月”派在上海的那段历史后，才醒悟过来，感觉到深刻的不是鲁迅，伟大的也不是鲁迅，深刻伟大的是胡适们。甚至从作者的字里行间不难看到，鲁迅先生在“接受现代为文之原则”方面，连这篇文章的作者邵建先生都不如。于此，作者还有一段精彩的言说：
我不太想评价胡适的称谓问题（指胡适称蒋介石为蒋主席——引者注），这是个无足谓之的问题，尽管我同样对这种称谓由衷反感，也正因此我很能理解鲁迅的不满。我相信，这种称谓断不会出自桀骜的鲁迅之口，甚至“不合作”的鲁迅根本就不会去见这个郑三发子。然我依然愿意理解胡适，愿意理解这个谦谦绅士在这个场合下的这种称谓。退步说，即使我不愿理解，我想，我也不会出言以刺，更不会揆其心理。因为，我乐意接受现代为文之原则：既不怀疑对方的能力，也不怀疑其动机。只是我不知道，鲁迅时代的文坛是否有这样的“游戏规则”？否则，也不至于那样乌烟瘴气。
已经说了，这段话很精彩，但末尾一句似乎有语病，不知道作者是想说鲁迅时代就没有他说的“游戏规则”呢，还是虽然有，鲁迅却不遵循。不然，就让人莫名其妙这里的“否则”是什么意思了。因此，我觉得作者应该在“否则”之前加上一句类似这样的话：因为如果没有倒也罢了，大家彼此彼此；而如果有，那就肯定是可恶的鲁迅不遵循这“游戏规则”了。当然如果这句话一加上，作者那句表白自己的“更不会揆其心理”就要大打折扣，因为这样说，就有“揆其心理”的嫌疑。而他现在宁肯不讲汉语语言逻辑地故意卖掉一句，也就让人不好对其“嫌疑”了。不说也罢。特别是当邵建先生读了鲁迅1932年4月编成的《二心集》中第一篇文章《“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文的第六部分（也是最后一部分）末尾的两个自然节后，对鲁迅简直是彻底绝望了。我们来看看他文章写到这儿是怎么说的。邵建先是把鲁迅的那两小节话原文引出，然后就大发感慨：“如果说，我刚刚读罗文（指罗隆基的那篇《告压迫言论自由者》——引者注），被罗的文字撞得浑身发热，那么鲁迅的文字——我分明感受到其中的阴阳怪气——却顿时让我周身寒彻，那是一种从心底涌出来的寒。我读不明白，‘新月’反国民党有什么错，要受到来自同一营垒的投枪。当然，鲁迅是不屑与《新月》同一营垒的。我使用这个词，仅仅是在反国民党的意义上。”抄到这里似乎应该先打住。作者一会儿说“来自同一营垒”，一会儿又说“鲁迅是不屑与《新月》同一营垒的”，按照常识，既然不屑与什么同一营垒，自然也就不和这什么同一营垒，而不和这什么同一营垒，又怎么说是“来自同一营垒”呢？我真是读得迷迷糊糊。这当然还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邵建先生这样说，也就是说鲁迅当时是不反国民党的，意在可以激起今天（注意我说的是今天）的不知真相的读者的“义愤”，用心如果说不是“险恶”，也是很“良苦”的。他又接着说：“明明一篇大义凛然的警告，却被解读为‘小心你自己的眼睛’的用心，那么，这讽刺又是出于一种什么用心？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可怜‘新月’这只小小的螳螂，不仅要面对前面的蝉，还要承受后面的黄雀。所幸它的注意力始终放在前面，它知道自己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同时也知道谁是自己真正的敌手。至于‘新月’的批判者至少忽略了这一点，‘新月’对阵国民党，正义在‘新月’，强势却是国民党。作为弱势的‘新月’正遭国民党打压，哪怕它平时有不少毛病，我是不是乘机上前也给它一下，让它肿了的脸索性再肿；谁叫你打肿脸充胖子，似硬实软？”我相信如果只看邵建这些话，谁都会情不自禁地骂一句：你看鲁迅倒有多坏！有了上面说的这些，作者因此也像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东晋的陶渊明一样幡然醒悟：觉今是而昨非。岂止是“今是而昨非”呢，简直就是觉得过去的感觉和认知害了他，他现在要像“文革”中从这一派跑到另一派的有些人一样对先前的一派要“反戈一击”，要重新认识鲁迅和胡适的谁是谁非。不，就是读了那几篇文章之后，就已经完成了这种“重新认识”的“飞跃”过程，把他“长期以来，我一直认为只有鲁迅才是敢于直面的，因为鲁迅骨头最硬”的“感觉”扔到了九天云外，已经又认定这鲁迅简直就不是个东西。不是吗？请看作者的“言之凿凿”：胡适们在那反对国民党的专制，鲁迅却要对这反专制的人“多次对其施以投枪”；更让人对鲁迅感到“可恶”的是，从邵建先生的文章看，好像鲁迅就是专门对胡适反人治的这一举动“施以投枪”的。而专门对反专制的人进行的反专制举动“施以投枪”的人难道还不罪该万死吗？何况可恶的鲁迅还是“从‘人权派’的背面发起进击”呢，不是从正面而是从“背面”啊！如此说来，鲁迅“阴险毒辣”之至，就如同自己坦白的大半生来一直在骂鲁迅的苏雪林女士骂的那样，鲁迅“简直连起码的‘人’的资格还够不着”〔1〕，也就是说鲁迅简直就不成其为人了吧。这当然还不算，还有鲁迅的“胆怯”。你看，“胡适借刘文典事问难国民党，在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次发起了由知识分子与国民党专制政府的第一次冲突，它是面对面的冲突，即知识分子作为冲突的一方既不躲闪也不退让。这种方式颇不同于鲁迅的‘壕堑战’（尽管这种战斗也是必要的、奏效的，并且是精彩的），而是从壕堑里站出来，不，应该说胡罗二位从来就没有壕堑过”。并且“早在1923年，因当时北洋政府‘取缔新思想’而有人怀疑胡适‘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时，胡适作文表示：‘我是不跑的……封报馆，坐监狱，在负责任的舆论家的眼里，算不得危险。然而，‘跑’尤其是‘跑’到租界里去唱高调：那是耻辱！那是我决不干的。”后来查看鲁迅年谱，他是1930年因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执行委员会许绍棣呈请国民党中央通缉“堕落文人”鲁迅，才于3月19日离家，“往日本朋友内山完造家中避难”。也就是说，鲁迅在1923年还没有“跑”到租界去，那时与胡适的关系也还没有破裂，不然胡适这话就是冲着鲁迅来的，而邵建先生也会因此大有文章可做了。至于鲁迅、宋庆龄等与胡适关系因何破裂，有历史在，我们不必还在这里自作多情。倘若不是胡适在那反对史沫特莱女士将一份控诉北平军分会监狱使用酷刑虐待犯人的材料上交民权保障同盟执委会，认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执委会”所发的由宋庆龄签名的文件是不可置信的，后又在《民权的保障》一文中说什么“一个政府要存在，自然不能不制裁一切推翻政府或反抗政府的行动”，我想他也不会被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开除。现就职《北京晚报》、研究鲁迅的专家孙郁先生在他的专著《鲁迅与胡适》中对此是这么说的：“胡适的思路，与宋庆龄、鲁迅等人在根本点上不同，其公允、平和的语气后，蕴含着对现政权的暧昧态度。宋庆龄、鲁迅对胡适的反感，由此而增大了。”又说：“鲁迅世界中，固然缺乏胡适那样的法的观念，但他以为，对一个专制的政权，讲公平与合法，是空泛之谈。……在这个世界还有着奴隶主和奴隶的时候，‘法律’是不存在的。”〔2〕孙郁先生接着引了鲁迅写于1933年9月20日、后收入《南腔北调集》的《偶成》。鲁迅在这篇文章中真是一针见血、入木三分地剖析了奴隶主和奴隶的世界。孙郁引了鲁迅文章之后，又说道：“胡适不会有这样的思路……平等、自由、法律在什么基点上，可以生长出来呢？胡适以为应从现政权入手，慢慢地进化。不论胡适主观如何，但客观上这一观点是帮了执政者的忙，为之辩解、服务了。鲁迅则以为，在世上还存在着‘我们’与‘他们’的不同阶级，所谓的公理、宽容、自由，均是难以成立的。”而这些历史，邵建先生是不会全都写出来的，因为一写了出来，他的文章就站不住脚了。也还是不说也罢。回过头说，现在看来，就连鲁迅所说的战士上战场“穿甲”要注意保护自己似乎也成了罪过。鲁迅1935年3月13日在给萧军、萧红的信中就写有这么一句：“您记得《三国志演义》上的许褚赤膊上阵么？中了好几箭。金圣叹批道：谁叫你赤膊？”难道鲁迅说得不对吗？难道鲁迅要战斗者学会保护自己也有错吗？难道鲁迅要人讲斗争策略，学会“韧”的战斗反而成了“胆怯”吗？鲁迅胆怯不胆怯，同样有历史在，有他的那些文章在，不是谁说他胆怯他就是胆怯了。1933年6月民权保障同盟执委会委员杨杏佛被暗杀，鲁迅生命也处在危险之中，但他并不胆怯，仍是亲赴杨杏佛入殓仪式现场——要知他是被国民党通缉的人啊。当然邵建会说，我不是在文章的括号里也说“这种战斗也是必要的、奏效的，并且是精彩的”了吗？是。但既然有括号里说的话，为什么在括号外又要那样来“做文章”呢？读者是能明白这作者的意思的。鲁迅早就说过：“战斗一定有倾向。”〔3〕现在已经反戈一击的邵先生也不会走中间的路。有一事想请教邵建先生：这就是，既然鲁迅是这样一个“不明事理”且“心理阴暗”的人，是这样一个逆社会潮流而动的家伙，是这样一个反民主反人权的坏蛋，当时广大的知识阶层为什么没有群起而攻之呢？他写了在邵建先生看来是何等大逆不道的文章之后的不几年后去世时，“乌烟瘴气”的上海为何竟有成千上万的人给他送行呢？他的身上怎么会覆盖着“民族魂”三个大字的旗帜呢？是那成千上万的人都“瞎了眼”“看”错了人，还是大家都让鲁迅蒙骗了？鲁迅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此的“大是大非”，难道还要等到邵建先生今天来搞“明白”吗？真让人难以置信。这篇文章的开头，作者说“日本的学者比我们对鲁迅了解得深入得多”，其实何止是“日本的学者”呢，台湾谷风出版社在出版《鲁迅全集》的序言中的几句话，我看也比我们的某些人要有眼光。那序言指出：要“以文学的眼光，历史的眼光，民族的眼光，世界的眼光来看鲁迅；如果仍然有人坚持以褊狭的政治眼光来端详鲁迅，那将是文学的罪人，时代的罪人”〔4〕。
其实说到底还是邵建先生欺负一些没有读过鲁迅的读者。可以说，读者只要自己去读鲁迅写于1930年初的那篇万余字的《“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或许就不会还相信邵建先生写的这篇极好的“说理”的文章了。这里只想举几个小例子，就能看出作者是在怎样地欺骗读者。比如，邵建先生说鲁迅这篇文章“本来是单挑梁实秋”的，可只要我们从头读下去就知道，鲁迅决不是在“单挑梁实秋”，而是还有个“们”。鲁迅在这篇文章第二部分一开头就这样明明写着：“但于我最觉得有兴味的，是上节所引的梁先生的文字里，有两处都用着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