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啻胍桓稣感碌氖澜纭？蒲Х矫嬗校涸己卜⒚鞣伤螅还窭矸蛩狗⒚鞣纳椿挥⒐送咛胤⒚髡羝�1769年），人类由此脱离手工业时代，进入机器时代（这一划时代的发明，使东、西方从此分歧为两个世界）。意识形态方面有：法国学人孟德斯鸠出版《法律的精神》，提出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理论（1748年）；卢梭创立“天赋人权学说”（它奠定了人权的尊严）；美国脱离英国独立（1776年），选举总统，实行三权分立（是孟德斯鸠“三权分立”理论的伟大实践），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没有帝王而由人民选举国家元首的国家；法国大革命爆发（1789年），发表《人权宣言》（距十七世纪英国发表《权利法案》正好一百年），这是卢梭人权学说的伟大实践，民主思想从此开始传播，其势不可遏止；法国改建共和国，斩国王路易十六于断头台（1792年）……同期的中国对西方发生的这一切皆茫然不知，也就更不会引起丝毫震动。不仅如此，到本世纪八十年代黄金时代一结束，大黑暗马上又卷土重来，中国的不幸重新恢复！
十九世纪。“本世纪是西洋——包括欧洲和北美洲的黄金世纪。但在中国，却是最羞辱的痛苦世纪，大黑暗日增沉重。欧洲人以及由欧洲分支过去的美洲人，在人类接力竞赛的中途，由跑步而飞奔。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物和从来没有过的思想，风起云涌般出现，西洋文明开始形成一种巨流。”〔14〕欧美两大洲进入一个追求科学、追求人性尊严的伟大而崭新的时代，同时还以疯狂的“姿态”向外猛烈扩张。科学发明有：发明火车铁路、电灯、有线电报（美国人摩尔于1844年发明）、无线电报（意大利人马可尼于1897年发明）、电话、电车、电影、X光、留声机、轮船（美国人富尔敦于1803年发明）、打字机等等。开发改进的有：发现石油、开创邮局、开凿苏伊士运河、提高妇女权利和地位（其中包括1854年确立的军中女护士制度）、厂矿企业林立、资本家兴起，以及国际劳工协会（第一国际）、国际社会主义者劳动联盟（第二国际）的先后建立等等。同时，绝对专制政体和无限权力的君主制度开始在欧美没落，议会民主政府迅速普遍兴起；各种前所未闻的思潮，如资本主义、国家主义、帝国主义、大国沙文主义、民族主义、军国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纷纷产生；不断发明和更新战争武器：如大炮、巨舰。至本世纪四十年代，中国对西方的上述新生事物，仍一无所知。大黑暗如故，贫穷落后如故，科举八股文如故，愚昧无知如故，贪污腐败如故，男人作揖叩首如故，女人缠小脚如故。一切如故，且步步恶化。本世纪九十年代的戊戌变法运动，好不容易给中国人一个觉醒、自新的机会，最终还是命运不济地被守旧的冥顽势力击败。说到这里，感情上不可避免地要提到光绪这个以卵击石的清末改革者。在他身上，最大的不公不是来自慈禧势力对他的囚禁，而是史家（当然，不仅仅是这一“家”）对其历史地位的公然“囚禁”。以今为例，“人们看待历史，也还是以成败论英雄。在多到不可胜数的满清皇帝们的电视连续剧中，从来就没有光绪的戏，即便有，也大都是病病恹恹、低声下气地站在‘老佛爷’身边。……在中国，‘伟大人物’从来就没有失败者的份；‘伟大人物’从来都是权倾天下的‘英雄’。这个细节万万不可忽略。这是从统治者到平头百姓，从专家学者到各类艺术家们都愿意分享的审美期待”〔15〕。从这一意义上说，光绪就是个政治性敏感人物。换句话说，一切被废黜的政治性人物，一般都有较长的敏感期，似光绪能“敏感”到今天，在意料之外，也在意料之中。
二十世纪。“对中国而言，二十世纪是一个惊涛骇浪的大世纪，自从纪元前二十七世纪、黄帝王朝建立的那一天起，所发生的事情的总和，都没有这一百年来所发生的事情那么多那么重大和那么严重——推翻清王朝，结束历时约五千年之久的专制政治，建立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16〕在这个世纪，中国被动地与西方进行了面对面的“亲密接触”……1900年5月25日，那拉兰儿竟然生出一个天大的气魄来，下诏向世界所有跟中国有邦交的国家宣战。世界各国最初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得到证实后，无不吓一跳。于是，英、美、意、德、法、日、奥、俄，组成著名的八国联军，在天津大沽港登陆。7月20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距慈禧向全世界宣战仅五十五天。十数万赤着背、念着咒语，疯狂上阵的义和团，和步履蹒跚、手握大烟枪的正规军，在八国联军面前一败涂地。这时曾有天大的气魄向全世界宣战的那拉兰儿却如丧家之犬，带着她的受气包皇帝向西逃去。大敌当前，安危当前，这位老太婆仍没忘在逃走之前把皇帝最宠爱的一位妃子投到井里淹死。当然，中国三千多万老百姓的安危她就更不会管了，百姓只能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别无选择。而躲到西安去的那拉兰儿及其皇亲国戚，每天照样是锦衣美食，快快乐乐地看戏，天塌下来，有黎民百姓为他们顶着呢！
写到这里，我想起2002年春以一百零一岁高龄去世的英国老王太后，她之所以令世人敬仰，是因为她在英国饱受战争之苦的时候，她一步也没离开过伦敦，而是与人民同在。1900年的那拉兰氏呢？她在给人民惹下天大灾祸后就毫不负责任地逃之夭夭了，并且到一个没有生命危险的地方，继续她的歌舞升平的好日子去了。真没想到，我的这篇随笔，竟然是在中西两位贵夫人的对比（当然是天壤之别了）中结束的，实出意料之外。
注释：
〔1〕〔7〕顾准：《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1、349页。
〔2〕黄仁宇：《中国大历史》，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2页。
〔3〕引自《生活文摘报》1999年1月1日。
〔4〕南怀瑾：《老子他说》，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72页。
〔5〕柏杨：《中国人史纲》（上），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244页。
〔6〕〔8〕〔9〕〔10〕〔11〕〔14〕〔16〕柏杨：《中国人史纲》（下），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96、103、244、259、433、515页。
〔12〕〔13〕韩少功：《人情超级大国》，见《读书》2002年第1期。
〔15〕田野主编：《皇帝与流氓》；太白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悲观主义的可能出路
？ 程亚文
（一）
关于敌人往往是想象出来的，世上再也没有多少人比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更有深切体会了，这位肯尼迪和约翰逊时代的美国国防部长，亲身制定了越南战争时期的美国国防和战略政策，他所指挥运筹的这场战争；长期被人们称作为“麦克纳马拉的战争”。为期近十年的越南战争，最后是以中美关系解冻、美国“体面”撤出越南而告终结了，麦克纳马拉在战争尚在进行、国防部长任尚未期满之际，即已辞去显职而另谋他就。作为事件的在场者、当事人，作为一个亲眼目睹战争一步步陷入了泥潭的政策导演者，他在当时的煎熬心情，大概只有自己才清楚，而他在事隔近三十年后对往事的重述、反思，大概才道出了他真切的心声。三十年后的麦克纳马拉一再说越南战争错了，如朝鲜战争一样是一场在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发动的错误的战争。他在三十年后对越南战争所作出的追思、评价，因此可能是他一生经验和智慧的总结。请注意，那是曾经有过辉煌、有过高峰体验的人在经历深深的人生失败后吐出的肺腑之音。
朝花夕拾时的麦克纳马拉对越南战争充满了感慨，他的感慨不是战争没有按照自己的意志取得胜利，而是战争本来就不应该发生。然而，战争发生的事实业已存在，是永远也没有办法从历史进程中抹掉，麦克纳马拉的痛苦总结因此要与战争的事理有缘。三十年后的他对当时物事细致爬梳，认为战争的失败主要在于两点：其一，当时的美国政治家们误解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时的世界形势，对亚洲局势发展也没有很好把握，苏联要谋求世界霸权，中国要搞地区霸权，中苏乃为一体的见识，其实统统是歇斯底里的胡猜乱测；其二，当时的美国决策者过于迷信武力，以为靠轰炸、地面军事行动乃至全面战争可以实现现实政治目标，这种对于武力的盲从和滥用其实根本无助于解决问题。
麦克纳马拉的意思显然是“敌人”乃美国自身所制造。越南战争的错误因此不是选错了“敌人”而是生产了“敌人”。“敌人”是如何生产的呢？话题似乎要从艾森豪威尔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理论说起。1954年4月7日，艾森豪威尔在向美国公众解释印度支那的重要性时，引证了“一倒都倒的多米诺骨牌”理论：印度支那的陷落将导致缅甸、泰国、马来亚和印度尼西亚的陷落；那时印度将为共产主义所包围，而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日本和台湾都将受到严重的威胁。印度支那落入共产主义者的手中在艾森豪威尔的眼中是不可想象的，那就意味着亚洲绝大部分、整个澳洲、乃至西太平洋——即世界的大部都为共产主义所掌控。艾森豪威尔的恐惧无外是共产主义，而对印度支那局势的悲观性看法，则无非是意识形态问题转化成了现实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考量。美国的越南政策和越南战争，因是不能不放到冷战的大背景下来考察，北越成为美国的“敌人”乃是因为共产主义是美国的“敌人”。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其实至少应该溯至杜鲁门，这位美国前总统在1947年3月的国会演讲即“杜鲁门主义”奠定了二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基调。自此之后“自由世界”与“极权世界”的划分，共产主义正式成为了美国的“敌人”。消灭和控制共产主义的蔓延因此成为杜鲁门——以及后来的几任美国总统的最高律令，杜鲁门们的政治选择是建立“自由世界”的联盟，压缩“极权世界”的战略活动空间，同时竭尽全力扩张军力，谋求以实力压垮共产主义。
艾森豪威尔——或者说杜鲁门与艾森豪威尔的观念在林登·B。约翰逊那里得到了承继，这位越南战争时期的美国总统及其政府几乎完全是从艾森豪威尔的假设出发来思考问题。事件的另一主要剧中人、三十年后的麦克纳马拉写道：“林登·B。约翰逊头脑中不容动摇的信念是：苏联和中国正在全力以赴地实现其霸主地位。他将南越的陷落视为其目标——打破我们的遏制政策——中的关键步骤，并决心阻止这一格局的出现。林登·B。约翰逊比约翰·F。肯尼迪更坚定地认为；相对于直接使用美国军队所花费的开支而言；南越的陷落将会使我们付出更高的代价。在以后的五年中，这一观点曾左右了他的思维和决策。这也是他对战争政治性质理解上的重大失误。”〔1〕促使约翰逊作出战争决策的动因当然是美国在世界上存在着“敌人”，而且“敌人”志在寻求霸权，“敌人”的努力方向、突破口和可能对美国造成的巨大伤害，就在美国一直关注着的印度支那。这样的危险迫在眉睫。解决“危险”、压制“敌人”的办法又是什么呢？“赢得战争！”麦克纳马拉用这四个字，概括了约翰逊的越南政策。“（1963年11月24日）林登·B。约翰逊总统明确无误地对小亨利·卡伯特·洛奇（注：当时的美国驻南越大使）说，他想要赢得这场战争，并且，至少在短时期内，将优先考虑军事行动，而不是那些‘所谓的’社会改革。他认为，在按照自己的想象去改造其他国家上，美国已花费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赢得战争！这就是他所要说的全部话语。”〔2〕
首先是存在着“敌人”，其次是“敌人”可以通过武力来压服，越南战争就建立在这两个假设和前提上。颇为意味深长、并且应该引起现在的人们高度注意的是，麦克纳马拉指出，“敌人”想象和武力迷信并不仅限于约翰逊和他的政府，而实际乃是当时美国朝野的普遍性共识。在1964年7月底8月初“东京湾事件”发生后，约翰逊总统向国会提交决议时称，必要时要求国会支持在东南亚采取战斗行动。当时的美国国会竟然反对者寥寥就迅速通过了该决议即“东京湾决议”，草率地扩大了总统的权力，不假思考地给予了约翰逊总统发动战争的权力（相似的过程又出现在去年“9·11”事件后布什总统与国会的互动中）。后来在麦克纳马拉看来，这其实是一个致命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