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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又出现在去年“9·11”事件后布什总统与国会的互动中）。后来在麦克纳马拉看来，这其实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国会根本没有意识到战争的可能性以及约翰逊政府的应对之策，使总统滥用权力成为可能。而在战争初期的民意测验中也显示了美国公众在战争面前的肤浅与短视。1965年2月，民意测验显示，美国人民非常支持约翰逊的越南政策，当被问及“美国应该继续目前在南越的行动还是应该撤出军队”时，百分之六十四的人说“继续”，只有百分之十八的人说“撤出”〔3〕。在美国对北越正式大幅度兵戎相加后，对1965年7月28日约翰逊总统发布的战争公告，大多数美国人——知识分子、国会议员、新闻界和普通百姓——也竟然都表示同意他的决定。8月底，当盖洛普在民意测验时询问：“你是同意还是不同意约翰逊政府对越南问题的处理”时，结果表明，百分之五十七的人表示同意，百分之二十五的人表示不同意〔4〕。后来随战争发展、美国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而不能自拔后，世人皆知美国民众又倒戈政府而发起了强大的反对越南战争的浪潮。然而这是后话，细细体会战争初发之时美国民众的心态，个中味道又该是什么呢？民意是靠不住的，麦克纳马拉对此有深刻的切身感触。
如果当时的最高决策者不是林登·B。约翰逊，而换成了约翰·F。肯尼迪——假如他没有被刺杀的话，“敌人”想象的歇斯底里是否可能缓解、越南战争的悲剧就可以避免呢？依照肯尼迪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的良好表现，麦克纳马拉对此表示了些许乐观：“我认为，如果约翰·F。肯尼迪不死，他极有可能会把我们拖出越南的深渊。他将会做出这样的结论，即：南越人是无力保卫自己的，西贡当局在政治上存在着致命的弱点，而试图以大规模增派美军作战部队来弥补南越军力不足的举动，那是一个极不明智的行动……约翰·F。肯尼迪也会同意这样的观点，即撤离将会造成‘多米诺’式倒塌的连锁反应，然而，他仍然会相信，在付出了鲜血的惨重代价后，坚守在那里最终也会得到相同的结果。”〔5〕不过，他的悲观又是极度审慎、不确定的，故人已经去了，他的心思是无法清楚捉摸的，尚未遇刺时的肯尼迪似乎也没有深刻认识到越南问题的复杂性。在麦克纳马拉眼里，肯尼迪的越南政策同样充满着含混晦涩：“贯穿整个约翰·F。肯尼迪执政的时期里，我们遵循着两个基本前提来进行工作，而事实最终也证明，这两点是完全矛盾的。前提之一是，南越的垮台和共产主义的胜利将给美国和西方世界带来威胁。另外一个前提是，只有南越人才能保卫他们的国家，而美国则应该将其所起的作用限制在提供训练和后勤供应上。依据后者，在一九六三年，我们实际上已开始部署分阶段地撤离美军。这一行动遭到了某些人的反对，他们认为，此举将极有可能导致越南甚至整个亚洲的丧失。”〔6〕肯尼迪如杜鲁门、艾森豪威尔和其后的约翰逊相仿佛，都经历着“敌人”臆想的痛苦折磨，不同的是他看来并不完全崇拜武力，对古巴导弹危机事件的处理就是一个证明。这当然蕴含了他可能要以有别于约翰逊的方式来解决越南问题的玄机，然而这一点也只有上天才能知道了。
（二）
对政治家和民众的思维取向不管是如何假设或者不假设，最后的事实是谁也改变不了的：在人类二十世纪的历史上存在着一个悲剧性的越南战争。三十年后的麦克纳马拉感怀幽叹，终于意识到所有的一切其实都几乎是无中生有，都来自于被“夸大了的恐惧”。
麦克纳马拉的一声叹息当然不是空穴来风。当时美国对所谓共产主义威胁分明是作了过于悲观的估计，而真实情况其实要乐观得多。且不说苏联的整体力量一直处于美国下风，苏联与中国的联盟并非如美国所看到的那样是铁板一块，仅就当时亚洲的局势而论，共产主义和中国的影响也与美国的观察大有出入。五六十年代的美国乐此不疲地坚持在世界上散布“中国威胁论”，认为中国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输出威胁了“自由世界”的安全：“我们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大多数领导人一样，仍然把中国视为对东南亚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严重威胁。”〔7〕后来的麦克纳马拉无疑对此是感到无比奇怪的，越南战争前后的东南亚和南亚，因为印度尼西亚的政治变故、苏联和中国的政治分裂、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战争事态以及中国自身的“文化大革命”，已明显使中国的意识形态输出遭受了严重挫折，东南亚和南亚受中国和苏联控制、越南“陷落”将使东南亚产生艾森豪威尔所说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可能性，其时业已微乎其微。然而这些明晰确定的事实竟然不为美国政府所意识，“现在回过头看，一九五六年秋亚洲其他地方的事态发展已大大改变了区域力量平衡，已严重影响了美国在越南的利益关系，然而，我们当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8〕在中国的政治影响力分明已大大削弱的情况下为什么还在叫嚷“中国威胁”论，而且这“反映了当时几乎所有美国政策制订者的观点”？麦克纳马拉把它归结为对亚洲事务“缺乏专门知识和历史知识”。我们不能说他的看法没有道理，不过更深层次的思考是不是应该为：为什么在缺乏对亚洲的了解的同时还不注意去观察分析当时东南亚和南亚所出现的明白可见的政治变动呢？歇斯底里的“敌人”的主观臆想压倒了客观事实，大概，现在的我们需要这样来理解。
此外，对北越的“敌人”想象也是没有看到越南内战的民族主义性质的结果。约翰逊的美国对越南只有一种考虑：防止共产主义渗入越南，保持对越南的政治、军事干预和美国的影响力，而从来没有考虑过如果美国从越南抽身结果可能怎样。在约翰逊政府的设想中，无论北越统一越南，还是越南南北实现中立，它都是不可接受的：在前一种状态中，那就意味着越南成为共产主义国家，而后一种状态，麦克纳马拉说：“无论是那时还是以后的任何时间里，我们都从未认真探讨过，一个中立的越南——倘若这能取得成功的话——究竟可以在地缘政治上给美国带来何种影响。形成这一做法的原因是，我们认为，南越绝不可能实现真正的中立，它将会落入北越的控制之下，而其结果则只能是，导致了艾森豪威尔展望的多米诺骨牌的连锁反应。”〔9〕事过境迁才知道，美国对越南的考虑无庸置疑是过于悲观了，莫说在南越实现中立——越南南北分治并非没有可能性（法国其时正竭力促进于此），就是越南实现统一，结局也不会如美国所设想，毕竟，对胡志明和他的同志来说，对越南的追求更多是基于民族主义而不是共产主义——而美国又怎么不能和一个以国家利益为圭臬的民族主义政府建立起合作关系呢！
应该说在举世昏昏中，头脑清醒者还是有的。1964年1月，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迈克·曼斯菲尔德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建议美国应谋求建立一个中立的东南亚——既不依赖美国的军事援助，也不受中国人的控制，这可通过某种形式的停战或其他的方法来实现。但约翰逊、麦克纳马拉、腊斯克等都否决了这一建议，认为这将导致南越落入共产党人之手。麦克纳马拉在其回忆录中对此作出了两点反思，认为：其一，当时对越南政策的一个选项——中立化或撤离——分析和讨论得极为肤浅有限。其二，对中立和撤离的不加思索的反对，是因为当时对恐惧作了夸大，政府的态度已明显倾斜到直接运用美军作战部队解决上，“因为我们的担忧正在不断增加——事后来看，极为明显，这是一种夸大了的恐惧——担心如果我们不依此行事，将会产生严重的后果”。〔10〕也基于此，约翰逊政府基本没有作过政治解决越南问题的打算，他和他的谋士们把答案放在了轰炸机和重磅炸弹上。在战争进程中，当军事行动无法取得预期效果时，约翰逊也曾尝试政治解决，但武力思维是如此之根深蒂固，对枪炮的运用是如此之不能弃舍，约翰逊政府在有限战争阶段采取过的救人的三次外交活动——1966年春的朗宁使团和两次有代号的外交活动——1966年下半年的代号为“金盏花”、1997年初的代号为“向日葵”，最终都还是一次次丧失了赢得和平的时机。三次外交行动也许最终还是不会赢得和平，然而正如麦克纳马拉三十年后所反思的那样，如果约翰逊政府放弃对武力的迷信，真心实意于政治解决，另外的可能性却并不是不存在，可惜的是，每一次外交斡旋都被美国军队的轰炸机和炸弹破坏了。在第一次外交活动中，北越总理范文同委托加拿大退休外交官朗宁告诉美国，如果美国停止战争行动，北越愿意与美国进行和谈，但是美国“没有让朗宁进一步探寻范文同的真意”，也没有停止轰炸，第一次外交斡旋因此不果而终。其后的第二次、第三次则重复了第一次的模式，约翰逊政府屡屡让炸弹代言，使和谈无法取得成功。麦克纳马拉惋惜地写道：“我们在谋求结束战争时，没有很好地统一和协调外交行动和军事行动。”〔11〕
越南战争最后还是以美国的撤离越南告终，武力并没有使问题得以解决，战争的进程说明武力所起的作用与约翰逊的期待刚好相反。辞职之前的麦克纳马拉在对待武力的看法上，态度也已经大为改变，随着战争的步步升级、同时问题的日益复杂化，他越来越不相信军事手段的有效性。1967年5月在给约翰逊总统的一份长长的备忘录中，他提出，“必须把越南问题置于整个亚洲的大环境中来考虑”，认为印尼和中国局势的发展变化，已降低南越的重要性。因此，他呼吁“明确最低目标”，提出以下两项原则作为制订政策的基础：一、我们的责任只是关照南越人民获得自己决定未来的权利；二、如果南越失去自助之力，则我们的责任即告终止。并提出了一项存在让步可能的政治军事策略：把轰炸限制在北纬二十度以南，以封锁渗透“渠道”；增派军队数量限定为三万人，以后不再增加；采取更灵活的交涉立场，积极谋求政治解决〔12〕。因此作为文职官员的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在战争期间曾与他的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一次次产生了对立，美国军人的好战、对武力解决越南问题的自信使麦克纳马拉屡屡感受到了信念的崩溃。他后来的辞职除了出于无奈，恐怕也是对约翰逊政府和军人们的武力迷信的无言抗议。
（三）
在越南战争结束三十余年和冷战结束十余年之际捧读麦克纳马拉的回忆录《回顾——越战的悲剧与教训》，麦克纳马拉的战争经历和他的感慨，都使人情不自禁想到西方国际政治学所说的“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的破坏性。四分五裂、各为其利的国际社会现状当然容易产生罗尔斯所讲的“无知之幕”，对彼此状况和意图的无法精确预知难免就会生发出对彼此的许多猜测，而当这种不确定感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国家往往就要承受苏格拉底所说的“无知之罚”——因敌人臆想而带来的国家间关系恶化乃至爆发战争。艾森豪威尔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理论与约翰逊的战争政策，因此似乎也情有可原，毕竟政治恐惧性的生长乃是出于人类的政治现状和人类的本性。
然而反思如果仅仅停留在这里那我们又辜负了麦克纳马拉，这位越南战争时期的美国国防部长的愿望是人类应当超越政治恐惧和敌人想象。无政府状态下的敌人臆想乃至因此而发的战争自然是一种悲观主义，它对世界始终会是一个危险，会使人类丧失理性和常识，我们现在更需要的不是论证悲观主义的合理性，而是如何避免由此产生的悲剧性结局。
悲观主义也是一种现实主义，它的前提和假设是人性本恶，也就是存在主义哲学所说的“视他人为地狱”。这种“视他人为地狱”的心态及哲学乃是西方国际政治学的基本假定，在此假定下，国家是自私的，是倾向于追求自己国家利益的最大化的。相互冲突和权力政治因此是国家交往的常态，而保持、发展和运用以武力为主的力量则是国家的正常行为。仔细想想，对国际关系的悲观主义假设也未必完全是坏事，因为悲观主义的思维路径容易使政治决策者习惯于从冲突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假如一国在对它的外交与国际政治筹划中，恰如其分地认识与把握了潜在的冲突，那么，国家不就可以对可能存在的潜在冲突提早防止、进而对冲突化惊险于无形吗？但问题在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