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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也有父亲告儿子“不孝”，政府按父亲的请求予以惩处的案例。另外，公
子扶苏之死，连问个明白都不敢，说“父而赐子死，尚安复请！”更是“父
教子亡，子不能不亡”的儒家孝道的典型。
对墨家思想，《吕氏春秋》赞同其“节葬”的主张，批驳其“非攻”的
思想。它说：“夫攻伐之事，未有不攻无道而伐不义也。攻无道而伐不义，
则福莫大焉，黔首利莫厚焉。禁之者，是息有道而伐有义也，是务汤武之事，
①
而遂桀纣之过也。” 吕氏是主张兴正义战争，用正义战争统一全国的。他认
为“义兵至，则邻国之民，归之若流水，……望之若父母，行地滋远，得民
②
滋众，兵不接刃，而民服若化” 。《吕氏春秋》对墨家思想进行改造，使之
兵家化了。秦统治者恰恰在这一点上，与吕氏的认识是完全吻合的。如秦始
皇统一全国后，令人议帝号时就说：“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
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李斯亦说：“陛下兴义兵，诛残贼，
平定天下。……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秦代的一些铭文刻石中
也多用“平定天下”、“黔首大安”之类的词语来颂扬秦之统一。可见，秦
统治者对统一战争的认识与吕氏的认识是一致的，其实吕氏本身就曾是统一
战争的重要组织者、指挥者之一。难怪连“义兵”、“诛暴乱”、“伐无道”、
“民服若化”、“黔首大安”之类词句都何其相似乃而。
《吕氏春秋》受阴阳五行家影响很深。阴阳五行学说最著名的代表人物
是邹衍。其哲学思想主要有三点，一是阴阳消长，四时更替；二是天瑞天谴
说；二是“五德终始”说。《吕氏春秋》对其思想进行了批判吸收。书中有
“十二纪”以阴阳二气消长来解释四时季节变化，以五行相胜论述黄帝、禹、
汤、文王之兴替，以五行、五方、五色、五音、五祀等说明政令要适应时令，
把季节、生产、政事、祭祀、生活等放在阴阳五行的理论框架之中。秦朝统
治者几乎完全接受了吕氏的理论，也着重取阴阳家的“五德终始”和四时变
化之说。《史记·封禅书》中这样说：“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或曰：‘黄
帝得土德，黄龙地螾见。夏得木德，青龙止于郊，草木畅茂。殷得金德，银
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乌之符。今秦变周，水德之时。昔秦文公出猎，获
黑龙，此其水德之瑞？”于是，秦更命河曰“德水”，以冬十月为年首，色
上黑，度以六为名，音上大吕，事统上法。
因为秦始皇讨厌吕不韦，所以他不提吕氏影响，而将此事说成是齐人奏
之。但是，其中关于黄帝，禹、汤周文的五德转移、以月令配政事思想，毕
④ 《吕氏春秋·处方》。
⑤ 《全秦文》卷一。
① 《吕氏春秋·振乱》。
② 《吕氏春秋·怀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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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与《吕氏春秋》如出一辙。
在认识论和社会历史观方面，《吕氏春秋》的观点基本上与法家相一致。
它认为人的认识是后天的，要取得正确的认识，必须去掉主观偏见，这与韩
非注重“参验”的唯物主义认识论是相通的。它认为人的认识应随着客观情
况的变化而变化。它用“刻舟求剑”的寓言来讽刺那些不顾情况变化而抱守
陈见的人，也与韩非子的“守株待兔”惊人地相似。它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
变化的。政策、法律也要因之变化。“无法则乱，守法而弗变则悖；恃乱不
可以持国。世易时移，变法宜也。”这与《韩非子·五蠹》中“不期修古，
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有备”的见解可谓异曲同工。而其“身定、国定、
天下治，必贤人”的英雄史观也与韩非子如出一辙。这些主张自然为秦始皇
所崇信，因与法家一致，这里不必多论。
秦统治者毕竟不是思想家，他们探索统治思想只是从现实的政治利益出
发的，而不是追求体系的完整。而《吕氏春秋》是思想家的作品，更为博大
精深。例如吕氏对道家思想较为推崇，特别吸收了它的宇宙观，认为：“万
①
物所处，造于太一，化为阴阳” 。“太一”乃“道”，也就是无声无色，看
不见摸不着，但却是充满天地、覆盖宇宙的“精气”。它是宇宙的本源，万
物都是它派生出来的，由阴阳二气变化而成的。这是一种唯物主义的宇宙观，
是我国古代认识史上的重要阶段。秦统治者对这一点似乎并不怎么注意，他
只看重其中的阴阳符瑞和某些统治术而已。如官吏应“安静毋苛”，“廉而
①
毋刖”，“恿（勇）能屈”，“刚能柔，仁能忍，强良（梁）不得”。这些
学说是典型的道家思想。至于宇宙观，那还是留给思想家、哲学家去思考。
秦朝统治阶级建立了政治上统一的大帝国，也试图建立统一的思想。为
此两个不同的派别进行不同的探讨。吕不韦以道、儒为主兼容各家，虽未被
统治者正式采用，但对秦朝及至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秦始皇为首的统治集
团则以法家为主，也试图去兼采各家有用的东西，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由
于其主旨根本不适应统一后的新情况，而遭到惨败。探索统治思想的任务在
秦代没有完成，但却为汉代思想家提供了丰富的思想素材及值得反思的经验
教训。15年的秦朝虽然没有来得及产生出伟大的思想家，但秦王朝的思想探
索是有益的，是我国古代认识史上不可缺少的一环。
① 《吕氏春秋·长见》。
① 《云梦秦简初探》中《秦简〈为吏之道〉》中所反映的儒法合流顷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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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汉初的哲学思想
（1）汉初的黄老之学
公元前206年，秦王朝终于被农民的烽火吞噬，给代之而起的汉朝统治
者一个严肃的教训。秦的惨败基本上可以说是统治思想上的失败，新王朝迫
切需要选择一种新的思想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随着秦朝的灭亡，思想领域
里的暴力专政被解放了，汉初又出现了几个学派之间的争鸣，比较活跃的是
儒、道两家。道家学说一时占了上风。这除了象许多著述中讲及的汉初统治
者“好黄老之术”外，恐怕更重要的是经过了长期战乱及暴秦蹂躏之后，民
众需要休养生息，社会需要安定。因而，汉初几十年间，黄老之学占据了统
治地位。
黄老之学是《黄帝书》和《老子》的合称。《黄帝书》为战国时人所作，
假托黄帝之名，内容与老子相近。其基本精神就是“贵清静而民自定”的“无
为而治”的政治思想。主要代表人物是曹参和盖公。盖公是当时齐国胶西人。
曹参为齐国丞相时，听说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币请之。既见盖公，盖
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参于是避正堂，舍盖公焉。其
①
治要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曹参按照盖公所言在
齐国推行黄老政治，使得齐国大治。后来萧何死了，曹参被调到中央作丞相，
“清静极言合道”。他曾对惠帝说：“高祖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
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那时“百姓离秦之酷后，参与
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
汉初统治者文帝、景帝、窦太后等都推崇黄老之木，几十年一直推行黄
老政治。到汉武帝时，仍有一些官员信奉黄老政治，汲黯就是其中之一。司
马迁在《史记》中说他“学黄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静，择丞吏而任之，
其治，责大指而已，不苛小”。汲黯的“责大指”，似乎是说上要事先订下
大政方针，“不苛小”就是在规定好的大政方针之下要放手让属吏们去办事，
即所谓“上无为而下有为”。
司马迁父子也是讲黄老之学的。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到
他父亲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说他把先秦思想分为阴阳、儒、墨、名、
法、道德六家，对道德家 （即道家）的评价为最高。认为道家思想能包括其
余五家所长，而无它们之短。他说：“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这里讲的
就是黄老之学。
从汉初高、惠、文、景、窦后推行“清静无为”的黄老政治，到汉武帝
时汲黯的“上无为而下有为”，司马迁父子的“无为而无不为”，可以看出
其中的变化。这个变化主要是因为客观形势有所不同。汉初人民刚刚从残酷
的秦暴政之下解脱出来，长期战争也使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的破坏，需要有一
段恢复时期。汉朝统治者也鉴于农民起义推翻秦王的教训，为长治久安计，
也需要安定民心，缓和阶级矛盾。因此，汉初统治者特别强调“清静无为”，
与民休息。黄老政治推行60余年，确实收到很好的成效，社会经济逐渐恢复，
国力逐渐强盛起来。单纯地强调“清静”似乎已不够了。到武帝时便侧重“上
无为而下有为”、“无为而无不为”了。这一变化也反映了汉初各派思想斗
争与融合。汉初黄老之术受到统治者的特别尊崇，但其他各派也未遭禁，儒、
① 《史记·曹相国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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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两家还比较活跃。儒道两家争夺统治地位的斗争有时还很激烈，同时，他
们又在斗争中相互渗透、吸收。例如，汉初黄老学派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黄
生，在与儒生辕固生的辩论中认为“汤武非受命，乃弑也。”认为“冠虽敝，
必加于首；履虽新，必关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我们知道，老子的道
家学说本来是倾向“无君”，黄生却强调君臣上下之分。可见汉代的黄老之
学不同先秦道家学说。而是在道家基础上不断吸收了儒、法的一些观点，充
实自己，以更有利于为统治阶级服务。
这种思想融合的趋势集中体现在兼综儒道的思想家陆贾和贾谊的学说
里。
（2）陆贾的哲学思想
陆贾（约公元前240年—前170年）是汉初著名的思想家。开始，他作
为汉高祖刘邦的门下客，跟随高祖打天下，曾任太中大夫。他“名为有口辩
士，居左右，常使诸侯”，为刘邦充当谋士和说客。陆贾的著作主要有《楚
汉春秋》和《新语》二书。
据《史记》载，刘邦本来不喜欢儒士。陆贾时时在地面前称道《诗》、
《书》，刘邦很反感，骂道：“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贾则说：
“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
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页赵氏（即秦）。
向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王，陛下安得而有之？”陆贾的一席话说得
刘邦脸红起来。其实刘邦也在考虑得天下后如何长治久安的问题，他曾临风
慨叹，“安得猛士兮守四方？”陆贾提出“逆取、顺守”的思想，指出靠暴
力可以得天下，但不可以靠暴力治天下，商汤、周武都是以武力“逆取”而
以文治“顺守”，文武并用而天下大治的。反之，夫差、智伯、秦始皇则是
专用暴力、刑罚，结果都迅速灭亡了。“秦鉴不远”，刘邦怎么能不考虑这
个问题呢？于是他让陆贾“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乃古
成败之国”。于是陆贾作《新语》12篇，“粗述存亡之征”，“每奏一篇，
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