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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经典，“三年不窥园”。汉武帝时”举贤良文学之士”，他以三篇对策
提出了一套维护封建大一统的哲学理论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
切中武帝下怀，深得武帝赏识。董仲舒一生著述繁多，流传至今的只有三篇
《举坚良对策》，又称《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一书82篇。他在公羊春
秋的基础上，以儒家思想为主，揉合法家；阴阳家的某些主张，将儒家思想
改造成为维护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的思想体系。
（1）神秘主义的“天人感应”论
董仲舒的全部哲学思想都是为汉王朝封建专制统治制造理论根据的。象
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封建政权一样，中国的封建统治者也需要“神权”
的支撑。中国奴隶社会里没有象欧洲、印度等地方那样形成强大的宗教神权，
儒法道等都是以世俗学派、思潮的面貌出现的。然而，封建政权天生的要与
神权相结合。一种学说要想成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就必须进行一番宗教神
学化的改造。董仲舒完成了这个任务。他借儒家《春秋公羊传》的“微言大
义”，单发出一套唯心主义目的论的“天人感应”说，为儒家思想罩上了神
秘主义的宗教神学色彩。
“天人同类”的观念是董仲舒天人感应论的基础。他认为“天”是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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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的主宰，天按照自身的体制有目的的制造出人类以及人世间的种种事
①
情，他说：“以类合之，天人一也。”“为人者天也，人之为人，本于天，
②
天亦人之曾祖父也。”天按照它的样子制造了人，人是天的副本，宇宙的缩
影，人身有366小骨节，副天之余有366日之数，大骨节12，副月份之数，
③
内有五脏，副五行之数，外有四肢，副四季之数。不仅人的形体与天同类，
人的情感意识也与天同类，他说：“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人之好恶，化
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时；人生有喜怒哀
④
乐之答，春秋冬夏之类也。”总之“人之性情有由天者矣。”在董仲舒看来，
人完全是“天”的复制品，人是一个缩小了的小宇宙；宇宙则是放大了的一
个“大人”。这种比附实际上是把自然拟人化了。是一种典型的唯心主义拟
人观，是其天人感应说的基础。
董仲舒讲的“天”是有意志的。他把阴阳五行和自然季节的变化说成是
天的有意志、有目的的活动。如说：“喜气为暖而当春，怒气为清而当秋，
⑤
乐气为太阳而当夏，哀气为太阴而当冬”。他认为天有阴阳二气，“阳尊阴
卑”，阳气仁，体现天的恩德；阴气戾，体现天的刑罚，天尚德不尚刑，“天
数右阳而不右阴”，以阳为主，以阴为从。这实质上是把阴阳二气伦理化了。
董仲舒又以“五行”说成是“天之次序”，并与人的等级次序相比附，如天
①
有“五行相生”，人有“父子之序”，“五行者，乃孝子忠臣之行也。”
他还将人的忠与土的“厚”相比附，认为“事君，若土之敬天也”，“圣人
②
之行，莫贵于忠，土德之谓也。”这样，董仲舒抽去了阴阳五行说的朴素唯
物主义因素，将其演变成了神秘主义的唯心主义目的论。
董仲舒利用当时科学对声音的“共鸣”、“共振”现象，以及医学上自
然环境对人体的影响，农学中天象对作物的影响等方面的认识，来解释天与
人的关系，提出“天人感应”说。他说：“琴瑟报弹其宫，他宫自鸣而应之，
此物之以类动者也。”这就是“同类相动”。人与天同类，也应相动，也就
是“天人感应”。天按照它的意志安排了人间的事理，并通过祥端或灾异来
体现天的意志。他说道：“帝王之将兴也，其美祥亦先见：其将亡也，妖孽
亦先见”，他引《尚书传》中的例子说：“周将兴之时，有大赤乌街谷之种
而集王屋之上者。武王喜，诸大夫皆喜。周公曰：茂哉！茂哉！天之见此以
③
劝之也。”按照董仲舒的说法，上天制造人，是要人来实现天的意志，人的
行为符合天意，天就喜欢，就降祥瑞，以褒奖；人的行为违背天意，天就震
怒，就降灾异以示“谴告”，如仍“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
变，而伤败乃至。”可见，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学说，主要为了说明现
存社会秩序是上天安排的，大家都要老老实实按照天的意志办事，否则就会
受到天的惩罚。这一方面对老百姓有欺骗和恐吓作用；另一方面，对统治者
① 《春秋繁露·阴阳义》。
② 《春秋繁露·为人者天》。
③ 《春秋繁露·人副天数》。
④ 《春秋繁露·为人者天》。
⑤ 《春秋繁露·阳尊阴卑》。
① 《春秋繁露·五行之义》。
② 《春秋繁露·五行之义》。
③ 《春秋繁露·同类相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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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一定的警戒作用，要他按照上天的意志实行仁政德治，做个有道之君，
否则失道就会受到上天惩罚，乃至败亡。这也算是对至高无上的君权的一种
限制，一种冥冥之中的神权的限制。
（2）“大一统”的封建政治思想
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思想的目的是十分明确的，那就是为汉王朝封建专
制统治的“一统”天下制造理论根据。
封建专制主义政治的核心问题是皇权问题，董仲舒将天人感应、天人合
一的神学理论应用到政治领域，提出了“君权神授”的观点。他说：“唯天
①
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
前面已讲过“天”是至高无上的，那“受命于天”的“天子”（君王）是天
在地上的代表，也就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说：“人主立于生杀之位，与天
②
共持变化之势”，“天地人主一也。”君权神圣的理论为封建皇权罩上了一
层神圣不可侵犯的灵光，使天下诸侯臣僚百姓都在“君权神授”的天威之下
“尊君”，老老实实地接受皇权统治。这一方面对农民反抗地主阶级的斗争
起着欺骗、恐吓和遏制的作用；另一方面，对诸侯割据势力和地方豪强势力
与中央集权的对抗也是一个思想限制。
董仲舒认为，要想巩固政治上的一统局面，就必须统一思想。他说：“春
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因此，他主张把特别重视“一
统”的儒家思想定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他提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
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这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要让
①
“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董仲舒的这
一思想适应了汉武帝巩固封建专制统治的政治要求，被汉武帝所接受。从此
确立了儒家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的“独尊”地位，孔子也被神化，推为素王，
奉为“圣人”，具有了“教主”的意义。然而，董仲舒所推崇的儒家思想已
不是孔子本人的儒家思想了，而是董仲舒以儒家思想为主，杂揉各法阴阳各
家学说改造而成的更适合封建专制政治要求的新儒家思想体系了。
（3）“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世界观。
为了说明封建制度是绝对的，永恒的，董仲舒还提出了“天不变，道亦
不变”的形而上学的命题。他看到了对立面的普遍存在，指出“凡物必有合。
合必有上，必有下；必有左，必有右；必有前，必有后；必有表，必有里；
有美必有恶；有顺必有逆；有喜必有怒；有寒必有暑；有昼必有夜。此皆其
合也。阴者阳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物莫无合，而
合各有阴阳。董仲舒看到了对立面的存在，但他只强调对立面之间的相合，
而不承认对立面的斗争和转化，他认为矛盾的双方总有一方永远处在主导的
地位。一尊一卑，其地位和性质的不同是永恒的，不变的，不可转化的。他
说：“阳之出也，常悬于前而任事；阴之出也，常悬于后而守空处。此见天
之亲阳而疏阴，任德而不任刑。”在董仲舒看来，阳尊阴卑，阳上阴下，阳
先阴后，阳为主阴为从，这是“天之常道”。“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
① 《汉书·董仲舒传》。
② 《春秋繁露·王道通三》。
① 以上引文均自《汉书·董仲舒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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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亦不变。”董仲舒以这种形而上学的观点来说明封建统治秩序和伦常关系
的亘古不变和神圣不可侵犯。他说：“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
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阳尊阴卑，那么，
君、父、夫永远处于统治地位而臣、子、妻则永远处于服从的地位，这是天
经地义的，其位置是不可动摇的。此乃“王道之三纲。”这就是后来形成的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说教的发端。在此基础上，董仲舒强调
“正名”。不管实际如何，只要有名份，就处在相应的位置上，就拥有这个
“名”所给予的权利或义务。这种思想后来发展成“名教”。董仲舒不仅概
括发展了“三纲”说，而且把纲常名教说成是天的意志的体现，且是水恒的，
万古不变的。他的这种封建纲常名教思想对后世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
响。
董仲舒也不是绝对否认变化，托古改制正是公羊学派的特征之一。但是
这个变化是在“道不变”的范围之内的“权”变。为此董仲舒提供出了“经”
和“权”的概念。“经”是指通常情况，“权”是指异常情况。他承认在非
常情况下的变通是必要的，但“权虽反经，亦必在可以然之城。”也就是在”
道”的范围之内。道永远是正确的，弊政在于“失道”。因此，“王者有改
①
制之名，无易道之实”。即使是改朝换代“易姓更王”，“徙居处，更称号，
改正朔，易服色”，也只是顺天志而明自显，纠正前代的失道之弊，恢复天
之正道而已。最终仍然是“天不变，道亦不变”。
（4）唯心主义认识论和人性论
从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出发，董仲舒认为，人的认识主要是认识、体
察天意。能否与无意相符，就是人的认识和行为是否正确的标准。认识天意
的途径，一是观察天的“喜怒之气，哀乐之心”，如四时寒暑更替，祥瑞灾
异变化等；二是向内自省，体会天意。即“道莫明省身之天”董仲舒认为，
天人本是就是合一的，天意本来就存在于人心之中。因此，没有比向内反省
更能认识“天意”的了。这就是董仲舒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认识论。
董仲舒用这种唯心主义认识论观察历史，指出了英雄创造历史和循环论
的唯心史观。在他看来，天的意志不是任何什么都能认识到的。只有圣人才
能真正体察天意，他们能知“天地鬼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