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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朱邦录总算在五米远的地方找到了一根电线杆，后面是个商店，前面有个卖盒饭的。朱邦录就把镜头从那电线杆和盒饭的空儿里伸了出去。正美呢，头顶上突然冒出嘹亮的歌声，把老朱吓了一跳，才发现头顶电线杆上吊着个大喇叭，后面的商店里正在放音乐。后来朱邦录说，他当时气得想跳上电杆，施展祖传无敌鸳鸯腿，把那喇叭踢碎——当然，是不可能的。好在十分钟左右，歌声停了，但喇叭里又开始播广告，大意是说什么除脚臭鞋垫，五元一双，疗效显著等等。这样，我们这段偷拍的录像，画面绝对精彩，就是同期声惨不忍闻，前半段是某港台歌星的悲怆歌声，后半段则充斥着“脚臭脚臭、鞋垫鞋垫……”
程鹏和他的客户交接了大约二十分钟，分手后，他转身向着电线杆走来，朱邦录正被“脚臭”和“鞋垫”搞得晕头转向，就这样，俩人打了个照面。程鹏接着走，朱邦录赶紧跟上，走着走着，程鹏突然又转身回来了，俩人又打了个照面，这下老朱没办法了，只好转身进了旁边一个厕所，没想到程鹏也跟着进了厕所。据老朱后来转述，既已如此，他干脆横下一条心，大大方方撒了一泡尿，料那程鹏也不敢怎样。据说两人在过程之中面面相觑，审视良久！程鹏又起了疑心，朱邦录是不能再跟踪了，好在情况已经摸得差不多，我们决定放弃程鹏，改跟踪考生和家长，这时，曲老夫子上场了。
跟踪接力赛之三
我在商店闲逛到下午1：10左右的时候，接到了朱邦录的电话。他跟我说：“你打车到电信商城来，接替老曲一下，他已经跟了很久了。记住要仔细辨认，老曲他——呃——他没穿衣服。”我当时也蒙了，我就没想老曲怎么会不穿衣服！我满心想的是工作交接的事：“老曲没穿衣服那还用仔细辨认吗？满大街能有几个不穿衣服的呀？”于是我就跟朱邦录说：“没事，你放心吧，我认得出来，那还不好认吗？”
等看到老曲我才明白，什么没穿衣服呀，是没穿外衣而已！原来，老曲上场跟踪那考生母女，但程鹏又追了上来。当天老曲穿了一件很鲜艳的红格子衬衣，朱邦录赶紧给老曲打电话，说程鹏就在你身后，还没发现你，快快快！老曲听了这话顾不上别的，为了隐藏目标，当街就开始脱衣服，幸好里面还有个背心。老曲把衣服脱了，卷成一卷抱在胸前，就这样光着膀子跟了好几条街。
意外的结局
7月8日，是高考的第一天，我们决定去报案。当时，我们知道考生母女只给了程鹏1000元钱，他们约好第一场考试结束后再联系的。如果作弊成功、答案满意，再付后面的钱。所以，从理论上说，我们本应能够抓住程鹏的。但是报案是极不顺利的。到现在我都不明白寿光市公安和教育主管部门是怎么想的，要知道，我们是直接向寿光市公安局和教育部门的负责人报的案呀！
听说我们是《焦点访谈》的记者，当地领导的第一个反映不是怎么抓坏人和解决这件事，而是十分冷淡地回答我们：“寿光恐怕不会有这样的事。”在我们反复申明之下，主抓教育的副市长终于同意配合，但居然说：“我们只能在考场里配合你们看一看，要跟踪追查你们自己去跟好了！”好像抓高考作弊团伙是记者的职责！而公安局的副局长态度更奇怪，一直推三阻四，还笑嘻嘻地说：“需要我们怎样做你们就说好了，我们会尽量让你们满意的。”这是什么话！搞得我和老曲还有朱邦录一阵阵地糊涂，恍惚之间觉得自己变成了公安，而对面的人都是炸油条烙大饼煮茶叶蛋的。
后来有个城区派出所的所长来了，问我们什么事在这里吵，我就把作弊团伙的事情和他说了。所长大急，说：“哎呦，这是个案子呀！”当即被公安局某局长打断，该领导说：“去去去，你懂什么？”搞得所长瞪了半天眼没说出话来。
这种态度其实一直贯穿在当天的采访中，虽然朱邦录一直以老大哥的身份奉劝当地执法部门控制住考生一家人，以便考试后和程鹏取得联系，但这一切都没有实现。没有人去找考生的爹，也没人找考生的妈，考生口袋里的手机还是我们问出来的。寿光市的教育、公安等部门好像都特别不情愿这个作弊的考生被发现，因为这样就给寿光抹了黑。至于她是否参与作弊团伙的行动，是次要的事了。就这样，在失控的情况下，考生爸爸一个电话打给程鹏，把他痛斥了一番。于是，程鹏再一次消失了，并且至今搜寻未果。
矿难如麻（1）
让我奇怪的是，这个女人遭受如此大的打击，没有一滴眼泪，整个采访过程中，她的叙述非常有条理。应该说采访他们的感觉是复杂的。那个叫龚文伦的矿工，说起工友的死，说起矿难，始终面带微笑。6月23日凌晨，他还曾下井往外抬过尸体，这样的经历他说起来也很平静。他说这样的事常有，在山西这些矿里，死人算不了什么大事。“他们不在乎，一点都不在乎”，说完他终于收起笑容，叹了一口气，“人活着有什么意思——”最后他问我：“我们来这就是为了赚钱，死了就死了，有什么意思？——真的没意思。”
2002年6月22日，山西省繁峙县义兴寨金矿发生爆炸，黑心矿主藏匿、非法焚烧了遇难矿工的遗体，6月29日，其中的三十七具遗体被警方找到。面对这样一起情节恶劣的特大矿难，新闻评论部审时度势，做了几期《焦点访谈》节目，并以最快的速度播出了。
黄金罪恶
黄剑
说来也奇怪，来《焦点访谈》的这一年多时间，似乎和矿山事故结下了不解之缘。光2002年一年就做了四期有关矿山安全的《访谈》节目，其中湖南小煤窑的两期，综述一期，广西南丹事故一期。正因为这样，组里的同志们戏称我是专做小煤窑生意的“黄老板”。
7月2日，制片人翟树杰派出了我和陈洁两位编导，以及张予北、孙国明两位摄像赶往山西省繁峙县，担任前方的采访记者。晚上9：00多，包括司机在内，我们五个人乘坐一辆富康车从北京出发了，五百多公里的盘山路，我们足足走了八个小时，直到第二天早晨5：30才到达事发地点——位于五台山脚下的繁峙县砂河镇。由于富康车的后座与前排距离很小，一路上我们只能保持着促膝谈心的姿势，大家开玩笑说是亲密无间了，一下车，双脚麻木得连路都走不动了。等我们找到宾馆，安顿下来，已经是早晨7：00多钟，简单地吃了点早餐，就立即投入了工作。尽管是一夜没睡，大家的斗志却都很高昂，我们临时请来的司机伟哥似乎也被感染了，硬是坚持要把我们分别送到采访地点后，再在车上睡一会儿。
按照分工，陈洁负责采访遇难者家属、发现尸体的公安干警和爆炸目击者，我负责采访国家安全生产管理局的官员、国务院联合调查组和繁峙县的地方领导。因为这件事情在我们到达之前，已经被各种媒体炒作得沸沸扬扬了，如果不能有新的东西呈现给观众，那么，采制这期节目的意义就会打折扣。可是，要在一天之内挖掘到新的内容，究竟有多大的可能呢？
说实话，我心里没底。
跟随国家安全生产管理局副局长王德学和山西省一位姓靳的副省长察看事故现场时，我发现有一个干部模样的人神情紧张地站在一边，时不时地想跟领导们解释点什么，可领导们没有问他，他又不敢上前大声说。由此我判断，他可能是一位知情者，仔细一问，原来他就是繁峙县的县长王彦平。好家伙，正愁找不到他呢，没想到在这里碰上了，拿着话筒我就去采访他。于是，我们独家的内容出来了：在事故发生的当天，繁峙县没有派人到现场调查，第二天，县里的调查组既没有下矿井察看现场，也没有经过仔细核实，听信了矿方的一面之辞，向上级报告称事故中只有两人死亡、四人受伤，从而致使这一起特大矿难被隐瞒，遇难的矿工被毁尸灭迹。
另外一部分的独家内容是我们对繁峙县地质矿产局的采访。义兴寨矿区矿业秩序混乱，县地质矿产局作为当地的主管部门，不仅知情，而且多次下达停产整顿通知，甚至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但是，由于县里的某些领导从中作梗，非法金矿越开越多，到事故发生时，一平方公里的范围内竟然有三十三家非法小矿同时在盗采黄金。这些非法小矿之间为了争夺矿产资源，事故经常发生，平时，矿主就是采取用三五万块钱打发死者家属的办法来瞒报事故。
拿到了这些独家内容，我们的心里才略感踏实。为了赶在7月4日播出节目，我们决定通过微波传送的办法把节目传回北京，但从繁峙县砂河镇到省会太原还有二百多公里的路程，这一路上，我们就把编辑机放在汽车的后座上，一边火速赶往太原，一边在车上工作。
7月4日下午3：30，节目传送完成。
下午5：00，家里通知我们，审片通过，当晚播出。
挣扎在生与死的边缘
陈洁
干，生活还有可能改善；不干，一家人只能固守穷困——这描绘的是每一个在各种小矿谋生的异乡人真实状况。这一印象得以凸现，是因为又发生了一起矿难。
一段时期以来事故频发，“矿难”两个字早已让大多数人觉得麻木，然而山西繁峙矿难的各种迹象表明，这不是一起普通的事故——下午我们接到领导紧急通知，派两路人马赶往繁峙，在最短的时间内拿出节目。当晚6：30，我们一行四人携带好相关资料挤上一辆小富康。原以为汽车比火车快，谁知车主伟哥虽然威猛，却奈何不得一路的盘山公路，到达繁峙已经是第二天早上5：30。谁也没想到矿难还能拉动服务业，整个砂河镇宾馆爆满，我们找不到足够的房间，最后迫不得已，有生以来第一次和两位男士混居一室，好在只有两个小时。7：00，我们就开始各自捕捉采访对象。谁曾想，我遭遇到——
矿难如麻（2）
一 个“ 面 团”
我的任务是采访七名犯罪嫌疑人，拍摄抛尸现场，寻找知情人。按时间计算，如果当晚播出，我们最迟应该在12：00拍完所有内容，然后赶三个小时的路到太原传送，并在路上完成初剪。能否顺利完成任务，就看采访接洽是否成功。
不幸的是，我碰上了一个“面团”。他是山西省公安厅的某领导，对于我的采访要求，他既不说同意，也不说不同意，只是让我反复地听他“介绍情况”——在这个过程中，他时而让秘书核实这个细节，一会儿让那个来旁听，通过我一再地摆事实讲道理，他终于同意我去找办案民警。可我们刚刚出发，他又打电话让手下人把我们再次“礼让”到宾馆。时间这时已经指向10：00，不算联络沟通，我和这“面团”已经白白耗了一个小时，他居然还要商量！？我冲进他房间时，“面团”依然一团和气，满脸微笑，现实提醒我，必须像老记者那样狐假虎威——我扯起一面“大旗”，胡乱挥舞一番，这回“面团”终于明白表示：“犯罪嫌疑人最好不采访，以免打草惊蛇，影响其他嫌疑人的抓捕工作”、“目击者和幸存者我们做了笔录后，现在已经分散回家了，不容易找。”（事实证明这是假话，我们后来通过其他渠道联络的知情人其实都被当地警方集中安排住在一处，楼下还有声称保障知情人安全的警察看守）、“某副省长建议抛尸现场最好不要再过多报道了”……
不知是不是“大旗”的作用，经过短暂商量，我们最后终于达成共识：让忻州市公安局局长介绍案情；抛尸现场一定要拍。而对犯罪嫌疑人的采访，由于“面团”顽强抵抗，我决定暂时放弃，有时间再另辟蹊径突破。转来转去跑了两个现场，顺手还采到了个目击者，完成采访任务回到宾馆已是下午1：30，当天播出眼看不行了，“面团”白白耽误了我一个多小时，教训证明：以后遇到这样的人要速断速决。
逝 者 如 斯 夫
既然第二天播出，深度必须加强。安监局主持工作的司长告诉我们，短期不会有阶段性进展。和“家”里沟通后，确定把县里的监管不力作为调查焦点。我的任务是找到家属、幸存者、目击者和矿上工人，调查事故发生后的情景和普遍存在的监管不力的情况。
通过最早的举报人邱洪刚，我们找到了这些人。虽然当地警方严守楼梯口，最终架不住内外交困，我们还是采访到了五位关键人物。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伍贤明。她的丈夫在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