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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之前，我与刘姝威见了两三次面，通了若干电话。第二次是与样片的特邀编导欢欢（指徐欢，编者注）和熟得不能再熟的“老特务”陈强一块去的。他们同意我第一次造访刘姝威后的基本感受：家比想象中还小，人比想象中的要好（作为采访对象）。
压力下的刘姝威敏感而憔悴。她是一个十二分注重自己形象的人。这大概就是她为什么在第一次见面时，问都没问首先就让我看她的影集的原因。照片上的刘姝威的确比眼前的这位官司缠身的学者亮丽。我也因此知道了刘姝威的那个不俗的业务爱好：练芭蕾。尽管有观众对节目中刘姝威练芭蕾有些微辞，但我保证，我们的本意是为她好。而且为了拍出最满意的效果，刘姝威本人有二十四小时以上没有吃东西，这是真的。刘姝威依然热情而认真，我提出能不能看看有关资料，她打开了电脑，正反都有，甚至包括那本《虚假会计报表识别技术》的十几万字的原稿，和她正在写的一部关于银行的小说。她真的很需要支持和理解。在我看资料的时候，刘姝威不停地问：看懂了吗？看懂吗？这就是学者刘姝威，这也是后来的采访中为什么刘姝威会有那么多的反问的原因。这是她的性格。而我作为采访者所要做的，只是不要去影响她的发挥，仅此而已。对于我的沉默，刘姝威有些不习惯，她问我：“你没有问题吗？”我说有，但我要在采访中问你，而你有一次回答的机会。
节目播出后，我得到的赞扬和批评同样多。赞扬就不说了，批评主要是说我对刘姝威没有同情心。我在网上读到的一个质问有代表性——“你以为你是谁？你只是个记者，你怎么可以这样问刘姝威？”那么，刘姝威又是谁呢？朴实的刘姝威是一个有良知、有勇气、说真话的学者，但一不小心，刘姝威在我们的节目中就成了一个与恶势力作斗争的英雄了。这同样不是我们的本意。我问过刘姝威，如果知道600字的短文会让她陷入如此的困境，她还会不会写，还会发表吗？刘姝威肯定地说：“不会。”她说，她那么在意崔北玉如何得到印有机密字样的内参，她关心泄密已经远胜于关心蓝田本身。所以我不认为她是个英雄。所谓英雄，除了具备常人不具备的勇气和毅力外，最重要的是无所畏惧，即“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没有嫉妒和贬损的意思，我是在想，观众的看法为什么会如此不一致？在采访者和被采访者之间，观众最期待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的采访意图如何才能更准确更客观地传递给观众？
与神话较量的人（2）
我欣赏平等，但让观众感受平等并不容易。我感觉我们的节目更需要讲述者，而不是非此即彼的英雄或罪人。刘姝威是幸运的，洪湖法院已正式驳回蓝田的诉讼请求，刘姝威已不再只用录音电话，她开始回到正常的轨道，我为此高兴。但作为媒体，我想目的不是还刘姝威们一个公道，更重要的是通过还事实以本来面目，而启迪人们去杜绝不合理事件的发生。对于蓝田而言，即使是反面，也应该让它有说话的空间，而做一个单边的采访，要保证信息的客观、公正，质疑是不是一种可行的态度呢？
王志的脸没有我的白
黄洁龙
《与神话较量的人》引起较大争议，主要是业界标准与受众反应之间的距离在这期节目播出后表现得淋漓尽致——我们认为一个不尽合格的玩意儿为何会引起观众的激烈反响呢？是我们出了问题，还是观众出了问题？
从惯常的专业标准来衡量此片，有许多显而易见的不足，这是一个只要略通新闻ABC的人就都能看出来的问题：它只是一面之词、它缺乏印证、它不公正、不客观、不理智……独裁……令人担忧……所有批评的潜台词在我看来不外乎：它蕴藏着风险，可能会给电视台、给栏目、给参与人员带来官司，它背离了《新闻调查》若干年苦心摸索出来的公正、理性的方向……
作为此片的参与人员，我必须坦率地承认：我至今也无法从理论的高度对这个片子进行梳理，我只能从情感上对待它：虽然它身患残疾，但与我有天然的亲近。因此，基于孩子是亲生的好的小家子气，我偷偷地认为这期节目不足以承载那么多的理论反思，甚至赖皮地讲，同样可以找到足够多的抽象名词作为此片的理论支撑。而且——我私自认为（我再三声明）——电视新闻理论家大多是一些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人——如果有同志生气，你们就当是小狗说的。
实际情况是：这期节目是一个早产儿，它带着一身的问号就出生了，性别模糊，面目不清。头儿一看：好歹能动动，一咬牙就把它推向前线了——所以套用刘姝威的话讲：“非常偶然，非常非常偶然。”
这个偶然上前线的家伙自然是混入白人军团里的有色人种。它造成了白人军团习惯秩序和习惯标准的混乱：长此以往，个不高、肤不白、无胸毛、不用香水的家伙再多几个，将损害白人军团的品质。这样的担心不无道理——在媒体普遍心浮气躁的时候，一如既往追求品质的精神是多么难能可贵。
然而我却恰好对这样的习惯性追求有点担忧：当我们穿上增高鞋垫、抹匀增白粉蜜、注射好雄性激素、洒上香水，都打扮完了再去上战场，可能只能抬抬伤员，解剖解剖尸体了。此时，优雅的品质仅仅是打扫战场时的一个姿式，无论它怎样美仑美奂，终归与战争无关。
我的意思就是：如果等到我们把所有该印证的东西全都一一印证清楚，把所有应该遵守的职业程序全都一一走完，把所有的问题全都一一核实的话，《新闻调查》四个字当中的前两个字是不是还有存在的必要？
那么，是不是自此做节目你就敢不再印证过来印证过去了呢——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那种非此即彼的念头只有我的小狗才有。再唾沫横飞地探讨新闻报道的普遍规律没有任何意义。我只是觉得，观众需要什么？也许这个问题我们以前不是很重视，或者因为种种因素无法重视——会不会在过去的操作中，我们过份地追求精益求精、过份地注重内部人员、各种专家的认可、过份地追求品质，这种过份的执着在某种程度上把《新闻调查》引上了精英化的道路，由此造成了观众与《新闻调查》的疏离？冷静与理智是节目的基本特征，但是如果把它放大并当成一尊神像来供奉，对电视这样一个大众媒介而言有什么好处？在节目里，面对普通家庭进行纷繁复杂的论证、质询、分析，强迫他们跟着我们进行理性思考，这本身就与电视媒体的天然属性相违背。在我可笑的认知里，我以为观众是不太在意你如何调查的，他只关注你调查的结果是什么。即：我们注重的求证、分析过程也许在普通观众眼里无足轻重甚至难以理解，他们只对结论感兴趣。
举个例子，“9·11”后记者报道阿拉伯世界的反应，你说你是对记者调查的过程感兴趣呢，还是对阿拉伯人到底如何看待此事件感兴趣——难说这就是专业人员与观众的区别。
怎么越写越觉得是在为自己做不好节目找托辞，而且找来找去找不着，难以自圆其说。 说句老实话，其实这期节目之所以引起部分观众的反响，只不过是沾了中央电视台覆盖范围的光。在此之前，无数报纸杂志早已掀开了蓝田的盖头。我们只不过仗着中央电视台的声势，把这锅“冷饭”端到了观众面前——而我们的多数观众似乎平时不怎么看报纸杂志——所以“冷饭”有点扎眼。就这么简单。
节目播出后，我和我老婆谈起这个片子，我说这个片子得以播出是很多偶然因素使然。
她说：“你指的因素是权力吗？”
我说：“你说呢？”
她说：“你是当事人。”
我说：“还是让小狗来分析吧。”
节目播出后，我老婆非常仰慕王志，我只好告诉她，王志的脸没有我的白。
关于“线人”（1）
不管你对“线人”事先作出过何种承诺，变声音也好，打马赛克也好，虚拍也好，剪影也好……只能是在节目播出之前对“线人”有个心理安慰，对公众而言则表明我媒体人文关怀的态度，但是，对“线人”生活和工作的小环境来说，却只能是自欺欺人。这一点，每个人都是心知肚明的。
搞批评报道，线索最重要。知道线索、并积极主动举报的人，我们习惯称之为“线人”。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如果这个“线人”不仅知情内部情况，而且他还是某个事件的具体参与者，那么这种“线人”的价值对新闻人而言就更重要了，有时他甚至成为了决定节目成败的关键因素。
关于“线人”的反思
梁建增
正是因为如此，《焦点访谈》、《新闻调查》等许多以舆论监督报道见长的栏目，一直很重视“线人”的作用，而且许多成功节目的运作已经证明了“线人”的不可替代性。据统计，从1996年起，《焦点访谈》获历年中国新闻奖的节目，如《巨额粮款化为水》、《“罚”要依法》、《粮食“满仓”的真相》、《吉烟现象》、《铲苗种烟 违法伤农》、《河道里建起商品房》和《违法收缴违民心》等节目，其报道线索均来自“线人”反映的情况。这些“线人”的奉献使《焦点访谈》、《新闻调查》等栏目在舆论监督中拥有了极其宝贵的信息资源，掌握了第一手鲜活而及时的素材，并始终处在新闻的最前沿。
关于“线人”出现和走红的问题，我们姑且先不去探讨，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需要从理论层面上结合中国整个新闻发展史的历史背景进行深刻分析的课题。但是随着栏目的逐步成熟，节目的杀伤力越来越大，关于“线人”的问题也随之突出地摆在了我们的面前，成为不能不认真面对的一个问题。
最近《焦点访谈》有几个节目反响都非常强烈，由于知道内情的“线人”的大力协助，节目极其精彩。节目中有几期也试图在技术制作上想方设法保护“线人”，比如说打马赛克，比如说对声音进行一些变粗或变细的处理，但是很不幸，这些“线人”后来还是都被识别出来了，遭到了当地部门的打击报复。他们就来找我们。“线人”出于道义感给我们提供了线索并共同推动了问题的解决，我们理应帮助他们，但是作为媒体我们能帮助什么呢？给他们找工作能安排得过来吗？问题还在于如果不帮助他们我们良心上又何以安宁呢？所以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常常受到一种煎熬，一种爱莫能助与良知之间的情感煎熬。
我们知道，要奋斗就会有牺牲，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最大程度地减少牺牲呢？节目无疑要做下去，“线人”也应该得到应有的保护，否则，“线人”出现一个被“消灭”一个，那么还有谁肯敢举报提供线索？没有了“线人”，节目的精彩又从何谈起呢？所以，目前出现的问题引发了我对“线人”问题的思考。
新闻报道者和新闻“线人”究竟是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是一种纯粹的报道者和线索提供者的关系还是一种盟友的关系？而且两者之间关系的度又将怎么来把握呢？作为一个新闻报道者怎么才能做到既能拿到事实，又能对“线人”进行保护呢？在保护的措施上，从技术的层面上我们有什么好方法好措施呢？而在这些保护措施中，我们成功的经验是什么失败的教训又是什么呢？
如何正确而全面地看待“线人”的动机与目的呢？对于“污点线人”和“清白线人”，我们如何进行甄别呢？对于二者我们在处理上应该把握什么样的原则和尺度呢？毫无疑问，今后我们舆论监督的难度会越来越大，依靠这些知情人必将成为我们突破重围的有效手段和重要方式，但如果不加强保护措施，对个人、对栏目也必将带来很大的麻烦与不便。这个话题不仅困扰着我们，相信也存在于所有媒体，因此对它的探讨和研究将是一个前沿课题。
有时，我们不仅痛了仇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