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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帝，后进入汴梁。郭进请以奇兵间道先趋洺州，因此平定河北诸郡。发迹后，使人访竺氏，竺时已死，家甚贫困。郭进访得其女，把她当自己的女儿抚养成人。女儿长大后，要将她嫁给大校为妻，女儿说家世一辈子都在种地，不想改换门庭。郭进于是为她选了民家子出资嫁出。
后周广顺年间，郭进管理淄州（今属山东），迁登州（今属山东）刺史。当时群盗劫掠士庶，郭进率藩镇兵平之，境内清肃平安。那时就有民吏千余人到宫中来请为郭进立“屏盗碑”，后周太祖郭威同意了。后来四境又有盗贼，依山带河，潜出剽掠，官吏抓捕，盗贼遁去，故多年不能平定这些打游击的盗贼。郭进派出细作，周访士庶，备知其情状，于是设计捕获，几个月内，将四境盗贼剪灭。郡民又到宫中来请立碑记事。
郭进在做洺州团练使时，有善政。他还令人在城东四面都种上柳树，城壕里则种植荷芰蒲苇。多年后，郭进不在世了，但洺州一地却绿影婆娑，植被繁茂。州人见之，有人会怀念他流下泪来说：“这些树木，都是郭公所种也！”
进入大宋后，郭进奉命守西山。他有才干，轻财好施，但性喜杀人，士卒小有违令，必置于死地。当时老赵已经实行了“更戍法”，就是戍守边地的士卒由中央禁军训练后派遣。每次往西山派遣戍卒时，老赵都会对戍卒训话，对他们说：“汝辈要恭谨守法！在我这里，可以原谅你们，到了郭进那里，犯了法可就没命了！”郭进御下之严毅，就是这样有名气。但他也懂得“权道任人”，就是任人有方，并非一味杀戮。
曾有一个军校，从西山跑到宫中来诬告郭进。老赵亲自调查，经诘问，知道这个军校是怀了私怨来中伤郭进，便对左右说：“这小子因为有过错，害怕郭进罚他，所以到京城来诬告。”
于是，特意派遣了使者将这个军校送还郭进，让郭进自行处理。
使者到时，正赶上北汉入寇。郭进对这位军校说：“你小子敢到宫阙去编派我，也算是有胆气。现在我姑且放过你的诬告罪，能掩杀太原的敌寇，我不但不惩罚你，还会向朝廷推荐你；如果败了，你可自己去投太原，别回来了！”
史称这个军校“踊跃听命”。果然打了一个胜仗，诱降了北汉一座城。
郭进将这个军校送到朝廷，推荐他做官。
老赵说：“你诬告本部大帅，现在立功只不过抵偿死罪而已，不能封官。”命人将他再送给郭进。郭进再次请求说：“陛下如此处理，使我失信，以后就不能再用人了！”
老赵最终同意了郭进的意见，给军校加官。
开宝年间，老赵因为郭进有功，令有司造宅赐郭进。所用建筑材料包括筒瓦。有司认为不妥，对老赵说：“旧制，非亲王公主之府邸不可用筒瓦。”老赵生气地说：“郭进控扼西山十余年，使我无北顾之忧！我视郭进岂能比儿女还差吗？赶紧去督役完工，不要胡言乱语啦！”
太祖赵匡胤，任命边帅一般都是多年不换人，史称“久任”（这方面与后任的大宋帝王有不同）。“久任”边帅，多年不换，这是后来的宋帝达不到的战略安排。边帅就相当于五代以来的藩镇。而藩镇作乱百年来连绵不断。老赵为了长治久安，需要对这个百年老问题做出“收兵权”性质的调整，但边帅似乎是个例外，不仅军权未动，财权也未动，甚至还给他们更大财务支配的权限。意味深长的是，这样的格局，放在五代，估计个个都得是石敬瑭，人人都做了刘知远，但在赵匡胤时代，这些边帅人无异心，为大宋的北边安全，尽心尽责，流血流汗，在虎狼般的草原铁骑觊觎下，先后成就为百年和平。
《宋史纪事本末》的作者，明人陈邦瞻对此有议论道：
宋祖君臣惩五季尾大之祸，尽收节帅兵柄，然后征伐自天子出，可谓识时势、善断割，英主之雄略矣！然观其任将如此，此岂猜忌不假人以柄者哉！后世子孙不甚推此意，徒以杯酒释兵权为美谈。至南渡后，奸臣犹托前议，罢三大帅兵以与雠敌连和，岂太祖、赵普之谋误之耶！然当时务强主势，矫枉过直，兵材尽聚京师，藩篱日削，故主势强而国势反弱矣，亦不可谓非其遗孽也。
陈邦瞻这一番话的意思是说：
太祖与赵普偃武修文的国家战略自有成就，但后世子孙错误理解祖宗大义，更有奸臣之辈，借杯酒释兵权为借口，一味对敌退让，只知道削兵权，以至于南渡之后，还削三大元帅的兵权，与仇敌连和。导致国势反弱，这笔账难道可以算到太祖和赵普的头上吗？
观陈氏口吻，可以看出他的矛盾，一面肯定收藩镇兵权为“识时势、善断割”，为“英主之雄略”；一面又认为后来导致“国势反弱”，虽然不能算在老赵头上，但是当初的收兵权也不是一点责任没有，云云。
关于这个问题，千年来，诸说不一，迄今犹有各种不同意见。南宋人陈亮在《龙川集》中的说法，我认为公允而又有见地。有鉴于五代之乱，故收兵权“以定祸乱”；后世不懂“以定祸乱”为收兵权之战略诉求，而一味诉诸收兵权、收兵权、收兵权！这才导致了“郡县空虚，而本末俱弱”。若太祖太宗在，必以“定祸乱”为目标，而不会以“收兵权”为目标。这就是太祖太宗与后世“弱宋”管理者有异的家法认同。
陈亮原文是：
五代之际，兵财之柄倒持于下，太祖皇帝束之于上，以定祸乱，后世不原其意，束之不已，故郡县空虚，而本末俱弱。
用儒学“体用”说就是：“收兵权”是用，“定祸乱”是体。如果还有一个“法”的话，那就是“久任”。定祸乱为体，收兵权为用，久任则为法。大宋三百年，明此理者，太祖之外，寥寥。
老赵统御边帅，如臂使指，得心应手，这与老赵的制度性安排和推诚相见关联甚大。就驾驭边帅而言，两汉、隋唐，以迄于明清，无人可与老赵媲美。宋初的边境管理，是中国军政管理的极致。边境安宁，然后有安全大后方，然后老赵才可以腾出空间和时间，经营江南、荆湖、后蜀、岭南。史上对老赵这一军政管理艺术，评价甚高。
谋士赵普的锦绣货
征潞州、平扬州，两大战绩，并没有给赵匡胤带来愉快心情。扬州回来后不久，杜太后病逝，这事也让老赵黯然神伤。
他在扬州城头瞭望江南时，忽然萌生了种种不安。回到东京汴梁，他偶尔做错一点什么事，就想起母亲杜太后在他登基初始时，当着众大臣嘱咐他的那句话，“为君难”。
古来圣贤教诲在赵匡胤这里是一种精神实存。
这是赵匡胤区别于一般君王的特别闪光之处。
他也没有渴血意识，生性中总可以跟着天良决断政治疑难。
老赵宅心仁厚，禅代之初，他提出“不得伤害后周少主与太后”的约法，后来，他更将这个约法扩大到“不得伤害柴氏后人”，并且秘密立碑警示大宋历届帝王。
赵匡胤待武将也优厚，卓有战功的武将，他总是呵护有加，除非犯有贪赃枉法大罪，一般不过分处置。他没有“狡兔死，走狗烹”的动念。但他也知道，五代以来的藩镇们，反反复复，搅动起多少苦难波澜！他想改变这个格局。
建隆二年的春天，他做了一个重要的决策：免去慕容延钊殿前都点检、镇宁军节度使之职，改为山南西道节度使。从此以后，“殿前都点检”这个职位再不任人担任。大宋帝国再无“殿前都点检”。但他觉得这样还不够，帝国还是风险重重。五代十国，几十年间，那么多朝代变更，那么多黄袍加身，那么多军人哗变，以至于生灵涂炭，必须要有根本性的改变……
老赵召来他最为倚重、信任的谋士赵普，开始讨论他郁结已久的心事。我想象这一番简易而又深邃的对话，是在东京汴梁宫禁便殿之中展开，应该是一个夏季的晚上。
他问赵普：
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长久计，其道何如？
天下自从唐代末年以来，几十年间，帝王换了八次，战争不断，生灵涂炭，这到底是什么原因？我想平息天下的兵乱，为国家长治久安找到办法，天下太平之道应该是怎样的？
赵普一闻此言甚为兴奋，此事他已经筹之烂熟，早已成竹在胸，只等太祖一问。这个赵普，在若干重大问题上，常有主动献策时，也常有不扣不鸣时。一肚皮锦绣货于帝王家，需要待机而言。时不至，宁肯不言。这一次，他终于等到时机来临了，于是说出了一番在“赵匡胤时间”里最为重要的意见：
陛下今天说到这个问题，真是天地人神之福啊！说起来，天下鱼烂而大乱，也没有什么其他原因，就是藩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欲求天下大治，也没有什么其他权谋权术，只要稍稍侵削各藩镇的军权，控制他们的财权，将其精兵控制在中央禁军之中，则天下自安矣……
话还没有说完，赵匡胤已经心领神会，他说：“爱卿不必复言，我已经明白！”
所以不要赵普“复言”，是因为周围有人在记录，为以后的《太祖实录》收集材料。过去帝王一言一动皆有记录，所谓“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但这类书写很难保证绝不外泄。太祖、赵普所言，事涉绝对机密，所以，各自晓谕，不必再言。
但此事还有一个原因。削弱藩镇之举，一般以为是赵普发其端，其实早在赵普之前二十多年，后蜀孟昶已经干过这个活儿。孟昶称帝后，在四川境内已经开始命文官出任地方节度。这是五代以来“削藩”的开始。赵普应有所知，故其说法并非天才创意；老赵也应有所知，故赵普才一开说，老赵即心领神会，蓝图已成。所以，各自俱明，无须啰唆。
但是也要明白一个交流原理：即使都已经看到问题，但是将问题作为“问题方向”提炼出来，还是需要智慧的介入。就像人人都已经看到蒸汽的推动作用，但是从“蒸汽”到“蒸汽机”，还是需要经由思想而转化的能力来介入。这是一种“变形能力”，它与人类的创造性才能相关联，是人类最重要的能力之一。由A而A，不是变形；由A而B、而C、而D……才是变形。所以，当老赵问“其故何也”时，尽管已经接近了试图经由思想而转化的边缘，但还是没有进入转化，问题，没有变形。因此，老赵这类提问，还是在智慧的外沿打转。我相信，五代十国以来，已经有人像老赵这样思考过或至少是观察过天下的问题在哪里。但他们没有控制住问题的方向，更没有经由思想的转化，也即没有将问题转化为战略。赵普直指“侵削藩镇”，一下子就把握了问题的方向，进入了智慧介入阶段，于是，“问题”开始以“问题方向”即“战略”呈现出来，循此方向，解决方案也即策略组合，随即呈现。由“藩镇”变形为“侵削藩镇”，无论其转化或变形的程序多么简单，但它们是不同智慧量级的问题存在。人的社会性质，决定了，这样的时刻，是生命中罕见的巅峰时刻、醍醐灌顶时刻。孔子为何肯认“一言兴邦”？晏子为何肯认“君子赠言”？皆因为这类话语都是在进入问题论域后，催动或点化问题变形的思想转化智慧。人生的丰富和成长，很大程度上源于“与君一席话”。赵普与老赵的这一番对话，其智慧含金量，不亚于“隆中对”。大宋三百年基业，就此展开；一次性地终结了“五代十国”的乱世。
君臣遇合莫逆于心
自秦郡县制以来，地方一直施行中央派出文官管理。汉代以后，开始有割据者，渐形成藩镇模样。地方州牧掌管军政大权，中央往往奈何不得。东汉光武帝刘秀之后恢复郡县文官制度，但末年再次回到藩镇独霸格局，终于酿成魏晋之乱。到唐代好转，但中晚唐后，由安禄山之乱开始，再次形成藩镇叛离中央的军政乱象，一直到五代。五代，五个朝廷，其实就是五个大的藩镇在“打天下”。宋初，泽潞李筠、扬州李重进也是试图以一藩镇之力与中央抗衡。南唐、吴越、荆湖、南汉、西蜀，也是事实上的藩镇，但他们都自称“国”，甚至自以为是中国正朔。这在中央王朝看来，就是“僭伪”。
远的不说，五代以来的藩镇，除了有个四朝元老冯道，曾经暂时代理镇守同州（今陕西渭南）、后晋桑维翰暂时代理镇守相州（今河南安阳）、泰宁（今山东兖州），算是文职官员外，其他藩镇，几乎全是武夫。这些武夫自己制定地方法规，法由心出，自我裁量。要命的是，他们大多因为有武功，骄恣之际，无人制衡，史称“酷刑暴敛，荼毒生民，固已比比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