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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战斗都没有展开。
这个偶然事件源于慕容彦超坐骑的一次马失前蹄。
人人都料到大战不可避免，但没有人会料到有“马失前蹄”这样一个小小的插曲，而这个插曲结束之后，战争，也基本结束了。
这一段故实因此变得不那么（如俗话所说）波澜壮阔，多少有点让人失望。
话说两军相持一阵后，慕容彦超没有沉住气，带领轻骑兵直接前来犯阵。
见敌阵有人率众来袭，郭威即刻指挥博州刺史李筠率领骑兵抵抗，自己也率众前迎。双方就要展开一场大战时，不料慕容彦超的坐骑在冲刺中忽然摔倒，卷起一堆尘土。两军见状，都发出一声惊叫。郭威这边精甲骑兵惊叫之后，迅即冲上前来，就要拿这位跌落战马，正在尘土中跃动的敌军主帅。慕容彦超尽管穿着厚重的盔甲，还是一个鲤鱼打挺，翻身爬起。他赶紧拽起滚在一边的坐骑，好歹上马。但他定睛看时，北军已经黑压压地冲了上来，他身上盔甲凌乱，跟随他的骑兵们正在踟蹰不定：进攻吧，主帅狼狈；不进攻吧，北军已经上来。慕容彦超判断大势已去，干脆带着冲锋的将士返身回跑。就在这犹犹豫豫的一瞬间，战场形势发生了气场上的巨大变化，朝廷军队迅即颓败为乌合之众，狂呼乱叫中像一群黑色的豆子，四散滚开。
北军掩杀过来，先头部队就追杀了跟随慕容彦超的一百多人。
一仗失利，南军夺气。隐帝这边连朝廷都出现了沮丧的气氛。很多人开始暗暗地结好郭威，一些朝官、军人，都纷纷向郭威表示效忠，连宋延渥这样的皇室贵胄都投降了北军，我们凭啥不投降？
侯益，也在这一次阵仗之后投降了郭威。
四方投诚隐帝溃逃
郭威对宋延渥说：“四方投诚，现在天子正处于危难之中。您是天子的亲近，可带领牙帐卫兵，前去保卫天子；也请附带启奏陛下：希望早日光临臣下军营。”
宋延渥得令前行，隐帝这边正处于混乱中，他没有找到天子营帐，不敢前进，只好退回。
到了天黑，后汉的军队已经大多数投归到北面。隐帝已经成了要兵没有，要将不见的孤家寡人。
慕容彦超见势不妙，知道留在隐帝身边只有死罪受罚，于是带着手下十几亲信骑马逃跑，返回大本营兖州去了。
汴梁已是一座空城，除了刘铢的治安卫队之外，几乎没有像样的力量守卫。
这天晚上，隐帝带着苏逢吉、苏禹珪等从官数十人驻扎在慕容彦超安在七里店的营寨里。到了凌晨，起来一看，营栅中的将士们都已经溃逃不见了。
隐帝应该知道，此生休矣。
这天凌晨，郭威率军攻打慕容彦超的大营，才发现此处已经无人守卫。但他遥远地看见天子的旌旗，就在七里店的一个高坡上，于是下马，脱掉甲胄，准备去面见皇上。但他登上高坡之后，发现天子不见了。
后来知道，隐帝当天早上离开高坡，想回到宫中去。他带领几位文官，策马来到玄化门。玄化门，在汴梁城北，是北城靠东边的第一座城门。当时开封尹刘铢正在门楼上。他问隐帝左右：“你们的兵马都在哪里？”左右还没有来得及回答，刘铢即命令守卫城门的军士向隐帝左右射箭。史料记载如此，但今天已经无法解释刘铢的这个举动。他与郭威已经结下深仇大恨，就是他残酷地杀害了郭威和王峻留在京师的全家，现在他不思保卫京师，却来驱赶天子，他想干吗？他的这个行动实在无从索解。
隐帝见状，知道京城已经非他所有，急忙带着一班官员向着汴梁西北方向跑去。但是到了一个叫赵村的地方后，还没来得及下马，已经隐隐听到有追兵赶至。村子外面鸡飞狗跳，天子干脆下马，走入村民家中避难。
有一个说法，认为是茶酒使、宦官郭允明杀害了隐帝。说是郭允明见皇上已经走入末路，忖度形势，打算借官家的脑袋给郭威做个投名状、觐见礼，据说隐帝手上还拿着一串链子，有小摩尼数珠108枚，都是名贵的合浦珍珠，郭允明持刀将这串珠子劫为己有，然后刺死隐帝，准备投降邀功。但是他没有料到的是，后面确有追兵，但却是皇上的亲兵卫队赶来救驾。
后汉帝国茶酒使郭允明先生为自己的判断失误，尴尬莫名，无法在皇上的亲兵前解释皇上的尸体。于是，他选择了自杀。
而就在这个时候，郭威的大军也到了。
京师破众兵劫掠
跟随隐帝的宰相官员们，包括一生嗜杀的苏逢吉，纷纷自杀。
苏逢吉一生作恶太多。他抢占前朝老臣李崧的家产，又将人全家五十口屠戮一光，到后来，他也没有好的下场。据说，他在闻听郭威起兵的当天，在宫中值班，跟他一块值班的是当时的司天夏官（管理天文历法的官员）王处讷。
他对王处讷说：“我昨晚睡觉，还没有闭眼，忽然看见李崧就在旁边。活人见鬼，肯定不是个吉祥事！”
王处讷乃是“朝隐”的高人，他没有回应苏逢吉。
《礼记·大学》有言：“礼之用，时为大。”这句话呈现的儒学智慧，深奥莫测。它可以做多方解读，在军政方向上，“时为大”尤其意义显豁。但就存在者的个人智慧而言，这也是先哲对有根器的人物的一种点拨。当时机未到时，邪与正，皆有可能蕴而不发，当此之际，如果不能改变什么，或根本不需要改变什么，各人必须承受各人的果报时，智者，不动如山。时机到时，物自呈现，智者将掀髯而笑。故西人曾经有言：希望与等待，实是存在者的两大智慧。王处讷，没有理由改变苏逢吉，他的因果程序，已经不可变更。
苏逢吉后来跟着隐帝到了七里店的营栅，看到慕容彦超大军已经败退，侯益已经投降，隐帝大势已去，知道自己的末路也到了。他没有星点资格在郭威那里拿到赎罪券，反而在隐帝这里纳入的投名状太多了。
他知道这一生已经走到了末路。
于是，夜里跟同帐中的官员“酣饮”，喝酒喝了个够，然后找刀子准备自杀，被左右劝住。跟随隐帝到了赵村后，见隐帝已经被乱兵所杀，抢过一把刀来，也自杀了。郭威寻到他的尸体后，拉回城里，将尸体枭首示众。——据说，处理苏逢吉尸体的地方，正好就是李崧当年蒙冤，一家老小被处斩的地方。
且说郭威赶到赵村，听说皇上被杀，号恸道：“这是老夫之罪啊！”
随后，郭威带大军又来到汴梁玄化门，准备进城。但后汉帝国最后一任开封尹刘铢，居然组织起弓弩手来，阻止郭威进城，箭簇如雨般射向城外。
郭威并不攻城，绕过汴梁城的东北角，改入迎春门，这是东城靠北边的第一个城门。守卫这个城门的将士，没有犹豫，将郭威大军放进城来。
这是发生在公元950年底的一件大事，后汉已经名存实亡。
按照王峻的安排，从这一晚开始，进城的兵士们开始劫掠京师，史称“诸军大掠，通夕烟火四发”。
由王峻提议、郭威同意而发生的这一场劫掠异常惨酷。无数京师士庶死于非命，无数人家财富遭遇抢夺。郭威麾下的王殷、郭崇威二人实在看不下去了，对郭威说：“如果再不停止这种剽掠，到今晚上，恐怕汴梁就只有空城啦！”郭威闻言这才命令诸将，各自号令所部禁止劫掠，不从者斩！即使这样，也直到第二天下午四点左右（史称“哺时”，指下午三点到五点之间），才勉强止住了这一场灾难。
在将士们劫掠城中财富的时候，第二天，郭威率百官到明德门向太后请安，并进奏说：“军政事务繁杂，请早日立继位国君。”
太后发诰令说：“郭允明弑君，大逆无道。国家不可一日无主；河东（今山西太原）节度使刘崇，忠武（今河南许昌）节度使刘信，是高祖的弟弟；武宁（今江苏徐州）节度使刘赟，前开封尹刘勋，是高祖的儿子，百官们商议选举吧。”
郭威等人在万岁宫谒见太后，请求举刘勋为帝。太后说：“刘勋虚弱患病很久了，不能起床。”郭威出宫告知诸人，于是又商议立刘赟为帝，于是上表。太后同意，诰令有关部门，择日，备天子车驾迎刘赟继位。
郭威等人又上表奏请派遣太师冯道等人到武宁军（徐州）去侍奉迎驾。
刘赟是刘崇之子，高祖刘知远很喜爱他。
郭威派出使节，到各镇发布通告。
冯道知道去迎接刘赟来做皇上这件事，很不靠谱，去一趟，也是苦差事。但他知道，这活儿还必须有人来干，哪怕演戏，也要演下去。
“朝隐”高人冯道
冯道受命后，郭威大军逮捕了权知开封府尹刘铢。
此人做事有殊不可解之处。这次战争，就算他对隐帝刘承祐不满，也不该在这个时刻拒绝他进城啊！郭威大军兵临城下，以他有限的兵力和影响力，也不可能有胜算啊！但他还是既反皇帝也反郭威，将自家生命置于一个孤零危险而又尴尬莫名的地步。当初隐帝要他杀郭威在京的亲眷，他完全可以略略高抬一点贵手，不必灭人全家啊。所以这是一个性情很乖张的人物，如果在今天，去做鉴定，估计精神有问题。
史称此人“惨酷好杀戮”。他在山东青州做平卢节度使时，用法严峻，庶民有过，先问年龄，人回答若干，就杖若干——三十岁，就杖三十下；四十岁，就杖四十下。他称这个刑罚叫“随年杖”。而杖时，又两块板子一块打，称之为“合欢杖”。更恶劣的是，他还随意增高赋税，在他的辖区，他规定：每亩地要出三十文以为“公用”。史称“民不堪之”，老百姓受不了他的压榨。
兵士们来抓他时，他的妻子正裸露在家，闻讯来不及穿衣服，用块席子将自己遮住。刘铢对她说：“我要是死了，你要给人做奴婢吗？”妻子说：“看你以往的作为，看来确实要有这个结果了。”
刘铢被捆在马上来政事堂受审。一路上遭遇军士凌辱，多次将他从马上推落，他因为被捆绑，无法保持平衡，摔下时，几乎等于自由落体，所以摔得浑身是伤，等到了政事堂，已经奄奄一息。
郭威报仇雪恨的机会到了。所有人都以为郭威一定也要灭他全家了。
但郭威遇到了王处讷。
王处讷，可能是五代时期“朝隐”的代表人物。另一个人物陈抟，乃是“豹隐”的代表人物。“朝隐”，就是勘破世间乱相，但能在朝中做官，还能恪守传统价值观的隐者；“豹隐”则是遁入深山老林的隐者。
说王处讷年少时，有一老叟到他住的地方，把洛河中的石头拿来当面煮了，让王处讷吃掉。还说：“你这人天性聪明，悟性高，今后会当老师。”据说王处讷曾经做梦有人拿一面大镜子，镜中星宿灿烂，此人剖开他的肚子把镜子装进去。醒来后汗流浃背，一个多月过去了，还仍觉得胸口痛。但从此开始留意星历、占候之学，并深究其间的道理，最后做到通晓星象。
后晋末年战乱，他到太原避难。投在刘知远的藩镇幕府。刘知远即位做了后汉皇帝，就擢升他为司天夏官正，出任一个地方县令，召为国子《尚书》博士，判司天监事。这个博士头衔证明此人对儒学重要经典《尚书》很熟悉，应该懂得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这个谱系的“道统”。这是中国军政治理的思想资源。后一个职衔是负责观测天文的官员，国家农业立国，需要颁布岁时历法，指导农夫春播夏种秋收冬藏，同时也为国家收取赋税提供“岁熟”的日期依据。
那时郭威正在后汉做刺史，与王处讷相处友善。
这一次郭威才入汴梁，就到处寻找王处讷，找到后，非常高兴，于是问他刘氏国运为何这么短，只传二帝，短短几年就灭亡？
王处讷的一番回答甚为有道，他说：“刘知远得位前，曾宽大行事，故得人心；得位后，即马上复仇，故人心散。后汉据中原，承正统，我用历数推算，国运应该很长。但因为高祖刘知远得位后即报私仇杀无辜，动辄灭人之族，以此结怨于天下，所以国运不长。”
郭威闻言跳着脚叹息。因为当晚他正在发兵包围后汉大臣苏逢吉、刘铢等人家，准备天亮后就要杀掉他们全家。听到王处讷此言，立即下令停止杀戮。
我倾向于认为这是王处讷便宜说法，但这说法中“国运”“历数”并非无根之谈。传统中国自《周易》以来即有“天地之大德曰好生”说。敬畏生命乃是一切正价值的逻辑起点，反之，漠视生命则是一切负价值的逻辑起点。王处讷此言实在是点拨郭威，开“好生之德”，对于持守伦理纲常功勋甚为显著。这是传统中国最具“公道—仁德”理念的故实，不可轻易放过。读史，每至此类攸关生命、推演“好生之德”的关节，我都愿意为之“浮一大白”。
王处讷结局也不错。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