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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兵祸图谋“篡位”
宋齐丘有几个死党，陈觉、李徵古等人都是。而陈觉等人刚刚在对南方诸国的战争中失利，周世宗柴荣的大军已经在横扫江淮。江淮不保，江南就只剩下长江一道天险，周师过江，南唐危矣。李璟与诸位大臣论及家国之事，忽然有了深切的感慨。南唐以继承大唐自诩，但经由几场战争后，李璟想起李昪临终前不要好战用兵的教诲，想起南唐这一班大臣却没有得力人物帮助他恢复大唐盛世，更想起柴荣就在江对岸……想到这一切，他流下了眼泪。
这时候，李徵古居然说：“陛下当以兵力拒敌，涕泣何为？饮酒过量耶？乳保不至耶？”陛下当以兵力抗拒敌人，哭个啥劲呢！是不是喝酒喝多了？奶妈没过来吗？
这话说得实在无礼，李璟当时就变了脸色，左右也感到害怕。但李徵古先生神色自如。应该是在宋齐丘死党的授意下，管理天文农业的官员也乘机说：“现在天文已经有了变化，人主应该避位，祈福禳灾。”
李璟一听，这就是要我做杨溥第二啊，就不动声色，说：“好好好，这正是我的意思，但我不知道这个位子传给谁合适啊。”
陈觉、李徵古一怔，马上接话道：“天命如此，应该让宋公齐丘摄政。陛下但居深宫之中，等到国事已定，还可以再归政，也不算晚。”
李璟说：“好好好。”
马上就召中书舍人，宫廷秘书长陈乔来，草诏，传禅。
但李璟这么做，实在是出于愤怒，并非真心。
陈乔过来后，听说这事坚决不肯草诏。他上前对李璟说：“陛下一旦颁发这道诏书，一旦签了名，我这个臣子可就再也见不到陛下啦！”
李璟这才嘻嘻哈哈地嘲笑了诸臣一番，“传禅”的事才算过去。
在后来的日子里，宋齐丘被拘禁至死，陈觉、李徵古被赐自尽。
宋齐丘名气大，很多人都趋炎附势巴结他。名臣冯延巳，书法很棒，远远胜过宋齐丘，却恭维宋齐丘的书法有功夫，并假装拜宋齐丘为师跟他学书法。宋齐丘对此毫无自知之明，见有人来拜师，就一本正经当老师，“指点”冯延巳的书法说：“你的书法并非不善，但是不够精。很多地方往往像虞世南，这怎么能行！”
在宋齐丘眼里，大唐虞世南的书法也不咋地，因此被人讥讽为“狂瞽”，疯狂的瞎子。
但南唐衣冠之国，除了汪台符瞧不上宋齐丘之外，还有一个人也瞧不上他。此人就是著名文臣韩熙载。
因为宋齐丘有名气，所以很多人都来找他写碑文。碑文写好后要镌刻，镌刻之体最好用八分书，隶书体，这种字体，韩熙载最拿手。因此人们往往拿了宋齐丘的文，请韩熙载来书写。韩熙载看着宋齐丘的文章，就用纸团吧团吧塞到鼻孔里。人问他为何如此，韩熙载答：“其词秽且臭。”宋齐丘的文辞又脏又臭。
帮助李昪得到天下的，就是这样一个复杂的人物。
李昪救吴越国灾
徐知诰经由“传禅”，做了皇上。既然徐知诰先生总是自称为大唐帝国建王李恪的后裔，这时候徐温的儿子们为了讨好他，开始请求徐知诰“归姓”，也即恢复真实姓氏李氏。史称徐知诰此时特别怀念养父徐温的“鞠养之惠”，收他为养子的辛苦慈爱之恩，不忍心改回李姓。但百官坚决请求，徐知诰先生这才答应恢复李氏。
于是，史上有了南唐李氏。
南唐（937—975），历史上不算中原“正朔”王朝。在“五代十国”中，只属于“十国”之一。但考察下来，却发现，南唐的经济、文化都有中原“正朔”不及之处，不仅“五代”诸国难以企及，连历史上的正宗王朝，如秦、晋等，与南唐比，恐怕也要逊色得多。在中国历朝历代中，南唐，算得一个成就斐然的文明邦国，不算坏。因此，大帝柴荣乃至于后来的赵匡胤要灭这个邦国，最为头痛的不是武力方略，而是师出何名——为何要“平江南”？
无论柴荣还是赵匡胤，就地缘政治论，北边主要是契丹问题，至于北汉，那是早晚可以解决的问题，相当于围棋中待提的死子，只是时机问题；南边其实就是南唐问题，至于西蜀、南汉、荆湖、吴越，问题都没有南唐这么重要。
南唐，长期定都金陵，从先主李昪到中主李璟、后主李煜，有国三十九年。南唐盛时有三十五州，地跨今江西、安徽、江苏、福建、湖北、湖南诸省全境或大部，人口五百万左右，与宋初建隆年间（取荆湖蜀汉之前）的人口差不多，但富裕程度则超过了中原大宋。
李昪不喜欢用兵。
吴国杨溥时代，吴越钱氏有一次来袭毗陵（今常州无锡一带），李昪率兵与吴越大战于无锡，战争结果是：越人奔溃。
吴国本来与吴越国很少战争，这一场吴国的胜利，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但两国开战就是仇家，李昪在四邻境内只有与吴越钱氏这一仗算是“国仇”，但他主动与钱氏和好，两国之间于是息兵。
他曾有言道：“民各生父母，安用争城广地，使之膏血涂于草野乎！”
百姓各自都有自己的父母，哪里用得到争夺城池，开扩领土，让这些同样都有父母的孩子们流血牺牲呢！
先主李昪称帝第六年，邻邦钱氏吴越国大火，都城宫室、府库全部焚毁，史称“甲兵皆尽”，连兵器盔甲之类军需物资也烧没了。
这时，李昪部下首席谋士宋齐丘主张“乘其弊攻之”。
他一番话的大意是：这是一个机会，两国边境连绵千余里，按国力，南唐盛于吴越。钱氏吴越国自前代就是杨氏吴国的对头。这对乐于开疆拓土的雄武君主来说，机会难得。现在这一把大火，证明苍天已经放弃了吴越，我部大兵早晨出发，晚上就可以扫荡吴越的宫廷。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不要让吴越成为我们后世的忧患。
但史称“李昪不许”；不仅不许，还“遣使吊问”；不仅遣使吊问，还“厚赒其乏”，给吴越钱氏送去了大量救灾物资。
这一段故实，有多种版本，各有不同，但说到李昪不忍之心则大同小异。
《钓矶立谈》（宋·佚名）说李昪听到宋齐丘这一番话，“愀然久之”，忧伤了很久，他说：两国疆域虽然有区分，但黎民的生命道理是一样的。战端一起，人各为其主，其心未离，那时必将有一番惨厉刀兵。如此横生屠戮，实非我所忍心。况且救灾睦邻，是治古之道。我发誓将后世子孙，付之于天命，不愿以我之力而经营后世！你不要再说这种话了！
《江南野史》（宋·龙衮）言李昪“见天下乱久，常厌用兵”，等到他有了自己的南唐国，首先与吴越国钱氏约和，还将以前战争中抓住的吴越将士送还吴越，吴越也投桃报李，将过去抓俘的吴国将士归还南唐。史称二国“遂通好不绝”。
《南唐书》（宋·陆游）论李昪吊唁周济吴越之举是“仁厚恭俭，务在养民，有古贤主之风”。确实，李昪此举很像春秋时秦国周济晋国荒年的举动，不计两国恩仇，但以天下民生为重。
爱和平，不爱用兵
李昪对宋齐丘所有的谋略都很赞同，唯独关于开疆拓土的意见，他不愿意接纳。他爱和平，不爱用兵，以至于跟随他的部下都有点瞧他不上。
那个大名鼎鼎的词人、高官冯延巳，在李昪时为秘书郎，受命与太子李璟交游。李璟登基不久任命冯延巳为翰林学士承旨，又做了宰相。
他做宰相后，常在背后诮话李昪，《江南野史》记录冯延巳的说法是：“田舍翁安能成大事！”
李昪不过是个乡巴佬，成不了什么大事。
马令《南唐书》的说法是，冯延巳常笑李昪“龌龊无大略”，说李昪过去打仗时，丧师数千人，就吃不下饭，要唉声叹气十多天。又夸奖当世的李璟说：现在的主上，数万将士在外打仗，根本不介意，“宴乐击鞠不辍”。不管外面打仗多么紧张，李璟照旧大摆筵席踢球玩乐，从不中止。他认为李璟这样不在意数万生命的主上，“则真英雄主也”。
这些故实透露出李昪、李璟的性情差异。但李璟也是初期好战，中晚年后，也是一个厌战的君主。
说到冯延巳，略说说他的姓名。“冯延巳”还是“冯延己”，史上说法不一。简言之，我赞同“冯延巳”说，理由：冯氏字正中，正中，是午时。午时，即现在标注的十一时至十三时之间。巳时则在午时之前，即九时至十一时。巳时一过就是午时。“延巳”，就是“延长巳时”，那就到了“午时”，故字“正中”。他还有一个号叫“延嗣”，也可以据此推想“延巳”“正中”与“延嗣”的关联。故，我以为，称他为冯延巳可能是符合他的名字本意的。
李昪时代，税赋很轻，徭役很少，守土之外，很少战争，与契丹、中原、海外，都有商业往来。还开办了太学、开设了科举，人称天下衣冠之盛在南唐：“儒衣书服盛于南唐。”
李昪最重要的成就，是在他晚年，与宰相冯延巳的一番对话，可以看做南唐的“隆中对”。
李昪掌有南唐之后，江淮一带也在他的势力范围之内，且正好赶上丰年。江淮的丰收在传统中国经济史上一向都很重要。两湖之外，就是江淮，中国的粮仓在此。手中有粮，心里不慌。于是，南唐朝中就有人主张举兵“广土宇”，也即开疆拓土，侵占他国领地，扩大自家版图。冯延巳更认为南唐地势不算广大，羽翼尚不丰满，故不可以远飞；国家还不够伟大，不能号令四方；财政赋税兵马粮草还不够富有，不可以兴事，因此，必须开疆拓土。他提出，如果开疆拓土，首先就要瞄准以下三个邻国：王氏闽国、钱氏吴越、马氏荆楚。他的意见是：南唐要有“兴王之功，当先事于三国”。要想振兴南唐，必先灭此三国。
李昪反对这个意见，说了一段话，可见其不乏仁人之心。他说：
吾少长军旅，见干戈之为民患甚矣！吾不忍复言兵革。使彼民安，则吾民亦安矣！
我从军旅之中长大，看明白了战争对士庶的危害太大了！我不忍心再谈兵戈之事。让别人的士庶平安，那么我们的士庶也就平安啦！
随后，李昪历数史上开疆拓土导致社稷倾颓的故实后，又挨个分析了三国的政治形势，最后说：
如果一定要与三国开战，胜算也许有，但兵祸连结，所得未必大于所失，还同时得到穷兵黩武的恶名。孟子过去就说过，齐国夺取了燕国之后，因为恐怕四邻都来此争夺，形成兵连祸结的局面，这样，白得尺寸之地，却有了战争罪人的恶名，齐王不愿意做这种事。与其大动干戈，还不如节俭而待天命，与四邻敦睦，这样就相当于王氏、马氏、钱氏三国在为南唐守四邻，如此，则四境之外，使人自为守。等于我现在保存三国而不取，是以三国为我唐之屏障也。这样没有疆场之祸，我就可以专心于内政。我邦男不失农活，女不废机织，如此数年，国家一定会更为殷足富有。而兵旅训练，很长时间不去打仗，士气则必然倍增。如果蒙天眷顾，中原有变，朕将投袂而起，首先倡议天下，如果能平定北方非正朔的中原伪政权，恢复我大唐故都长安，然后谦逊地号令江南诸国归附，那时，就是一封诏书的事。能够如此，何必大动干戈兴师动众呢！
李昪一番话说了三层意思：
一、南唐真正的大敌在北方不在南方。宋人马令《南唐书》记录李昪说法是：“今大敌在北，北方平，则诸国可尺书召之，何以兵为？轻举者，兵之大忌。宜蓄财养锐，以俟时焉。”这话的意思是：李昪不是简单的厌战，实是待时。他认为时机不到，宁肯不动，以免兵衅一起，胶着连年，且胜负未可知。历史证明，这是一个远见卓识。
二、南唐不能在四境开战，留有四境邻国，等于他们在代我守边。这个意见与赵普劝导太祖赵匡胤的意见一致：暂时留着北汉，等于让北汉为大宋守北边，这样与契丹就不会直接接壤为敌。而南唐在等待天命来临的时刻，可以北上扫荡中原，以成帝业。
三、生命珍贵，百姓无辜。兵戈之凶器，能不动就不要动。生灵涂炭，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苦难。这个意见正是古来儒学敬畏生命之圣贤精神所在。
关于地缘方向的军政战略，李昪的意见可以概括为一句话：
不对邻邦用兵，待中原有变，北上争天下。
不要对邻境用兵，等待中原有了变化，北上与伪政权们去争天下。
李昪对冯延巳一番话，一时说服了诸臣。当时儿子李璟也在旁边。
李昪将这个意见坚持到了晚年最后的岁月。他临终时，还对李璟说：宫里积有兵器缗帛七百余万，吾死之后善和好邻境，以安社稷！万不可效法隋炀帝，依恃国家富有而穷兵黩武，那是自取亡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