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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识者称他们是“五鬼”。
有一个名流，翰林学士，老臣常梦锡，出于对国家安危的担心，多次对李璟说这五人不可用，但李璟听不进去。不仅听不进去，不久后李璟还下了一道昏庸到离谱的诏令：中外军民大政，都委托齐王李景遂——李璟的兄弟——参决；平日奏事，只有陈觉、查文徽二人可以面见李璟，其他群臣，没有召见，不得入。
这就等于取消了沿袭多年的早朝制度。
李璟昏政令一出，即遭到先主老臣的反对，宋齐丘等人开始一个个上书切谏，李璟没有听。最后有个侍尉都虞候（中央警卫团纠察部主任）贾崇来宫中求见，他说道：“臣事先帝三十年，孜孜不倦地询察下情，还是担心上下壅隔。陛下刚刚即位，委托的都是什么人啊！而顿与臣下疏绝到这步田地！”
说得呜咽流涕。
还不错，史称“帝感悟，命坐赐食”，并收回了那个昏庸的诏令。
但南唐此时，各个山头已经立起，各个山头党羽已成，与李昪政令清明的时代比较，有了老大官僚的习气，故在尔虞我诈中，开始呈现出内部消耗的低效率。而这种低效率，让南唐在不死不活中，暮气沉沉，再无朝气焕发。
宋齐丘在李璟时被召为相，陈觉、魏岑等人，都被宋齐丘所引用，而二人不合，魏岑就到李璟那里去败坏陈觉，不久宋齐丘也罢相，为浙西节度使。宋齐丘不得意，求放归九华山。
闽国大乱，李璟下决心派出枢密副使（国防部副部长）查文徽、待诏（朝廷秘书）臧循发兵攻建州。到第二年开春，又增派何敬洙为福建道行营招讨（福建前线总司令），祖全恩为应援使（后勤部部长），姚凤为诸军都监（略相当于政委），与查文徽合兵进讨。半年后，在一个出现日食的日子里，唐兵攻克建州，抓住了闽国大帝王延政，一直将他押送到金陵。
五代十国的十国之一闽国亡。
这之中，有个叫李仁达的闽国将领，跟“换单位”似的反复投张三投李四，不断地改换门庭，变戏法似的夺取了福州政权。李仁达想自立又担心众人不服，于是拥立一位寺庙僧人卓俨明为帝，李仁达则负责调兵遣将，自称“威武留后”。之后，又来来回回地和南唐、吴越、后晋等国称臣通好，每一次称臣都改一次名字，跟南唐好时叫李弘义，跟吴越好时叫李达，跟后晋好时叫李弘达。南唐封他为威武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当南唐要他入朝时，他又反南唐投后晋，权知闽国事。但又觉得后晋鞭长莫及，改向吴越称臣，求吴越出兵抵抗南唐。
吴越兵初到福州，李仁达又派出间谍去建州见查文徽，假传消息，告诉他说，吴越戍卒叛乱，杀了李仁达，弃城回吴越啦。
按陆游《南唐书》说法，查文徽跟傻子似的，一听即信，率剑州刺史陈诲共赴福州，陈诲率水师至福州城下，小胜，击败福州水军，并擒获吴越将军马先进等三人，送归金陵。
查文徽率步骑后至，李仁达派数百人到城外敲锣打鼓，假装欢迎，但却在西门设伏以待。查文徽不疑，还以为世上已无李仁达，传令直接进城，陷入埋伏，大败，坠马被活捉，送到吴越国都钱塘（今浙江杭州），将士死者万余人。
这是南唐立国以来遭遇的最大一次败仗，对南唐君臣打击甚大。一时间，南唐君臣无法接受这个事实。灭张遇贤、亡大闽国，摧枯拉朽，风扫落叶一般，怎么会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后闽国”折戟沉沙？
当时李璟这边派出了枢密使陈觉为福建宣输使，要李仁达入朝，李仁达不从。陈觉见查文徽已败，未经请示李璟，竟擅自发周边四州的兵士趋福州。李璟后来知道消息，也没有办法，更需要重振南唐“国威”，于是，顺着这股急欲翻牌的形势，另增派王崇文、魏岑、冯延鲁等人与陈觉合兵一处赴福州决战。
吴越与南唐，在原闽国的地盘上，展开了争夺闽国旧地的战争。
三战败北南唐折将
吴越国这时刚刚立了一位少年君王名钱佐，年方十三。开始时，吴越诸将都有点瞧他不上，但钱佐抓住机会办了几个不法的将领，一下子让人刮目相看。
李仁达派人来吴越称臣求救时，钱佐召诸将计事，诸将多年不用兵，没有人愿意平定闽国叛乱与南唐交兵。
钱佐奋然：“你们都不去，但我做元帅，不能举兵吗？诸将历来为我钱氏畜养，竟没有人肯于先我征战吗？别的不说了，听我号令，有不从者，斩！”
于是派遣统军使张筠、赵承泰等领兵三万，誓师后，水陆并进，开赴福州。一路上，号令齐整，军威四播。
南唐陈觉等人都有争功的想法，互相之间没有配合。冯延鲁首战迎敌，既无侧翼保护，也无后续援军，更无情报分析，等于孤军直入，全无章法。结果是，一战即溃，被吴越斩获万余人。前有查文徽之败，今有冯延鲁之败，连败两场，损失数万人，这消息连在一起，就有了传染性。一时间，南唐全线溃散，吴越遂取福州，军威大振，吴越少主钱佐威望空前提高，史称“诸将皆服”。
李仁达在得到吴越支持，战败南唐后，又觉得吴越不可靠，计划杀死吴越派来的戍将鲍修让，然后再以福州作为砝码投降南唐。结果被鲍修让看出破绽，提前动手，引兵袭入李仁达府第，杀死李仁达及其全家。
闽国正式并入吴越版图。
南唐灭了闽国，但等于为吴越做了嫁衣裳，除了损兵折将，一无所获。
李昪当年的预言应验。
这两仗打痛了南唐，但南唐并没有就此收手。
不过李璟惦着查文徽，于是派遣使者归还陈诲擒获的马先进，要求交换查文徽。据说吴越王答应遣还，但在查文徽行前，为他置酒送别，酒里下了慢性毒药。查文徽回到金陵后，药毒发作。李璟派出最好的御医诊视，御医用珠子放到查文徽嘴里含着，一会儿，发现珠子变黑。御医说：“病不可治啦！但慢慢调治，可以十年不死。”查文徽从此不能发声，变了哑巴。但李璟仍然给他一个工部尚书让他退休。据说他死时年七十，距遇毒之年，正好十年。
李璟暴师闽国前后两年，损兵折将，便宜反被吴越这个蕞尔小国得去，越想越怒。想来想去是陈觉等人擅自发兵，战时争功没有互相照应所致。于是，在陈觉等人返朝之前，就派使者前往福建锁了陈觉、冯延鲁等，一路押回金陵。而这时候冯延巳正在做宰相，宋齐丘也从九华山被召回为太傅，他俩与陈觉、冯延鲁或为旧交，或为兄弟，于是赔了多少小心、说了多少好话，这才稍稍缓解了李璟的愤怒，把陈觉流放到蕲州（今湖北蕲春）、冯延鲁流放到舒州（今安徽安庆），暂时留下了二人的脑袋。
闽国之战，南唐元气大伤。有意味的是，中原正巧大乱，如果不是急于征服闽国的话，王师北上，虽然未必就能入据中原，但很可能在蝴蝶效应中，推演另外一种局面。南唐已经永久性地失去了这个机会。
李璟从公元943年登基，到公元947年四年间，发动了灭“妖贼”张遇贤、平建州王延政、与吴越“逐鹿闽国”三场战争，先后损兵折将近三万人。战争中占有的建州、福州，最后反而落到吴越手中。李璟实在是心有不甘，早把乃父啮指告诫放到脑后，到公元951年，他又开始了经营西部的战争。
乱加赋敛百姓遭殃
南唐的西部是楚国。
楚国，又称马楚、南楚。最初有位节度使马殷被大唐王朝封为武安军节度使。后梁时他主动称臣，被封为楚王。后唐时他主动称臣，再次被封楚王。马殷于是在潭州开府，史称“长沙府”，成为楚国国都。国都内修宫殿、置百官、封王后，成为“五代十国”中的一国。
马殷建国时，以儿子马希声判内外诸军事。马楚有个高人名叫高郁，是马殷的老部下。邻国荆南首领畏惧高郁，就派来间谍挑唆高郁与马殷的关系，马殷不上当。荆南又来挑唆高郁与马希声的关系，散布谣言说：“我们荆南听说楚国用高郁，大喜，将来灭亡马氏的就是高郁这个人啊！”马希声一贯愚蠢，以为然，赶紧夺了高郁的兵权。高郁大怒道：“我跟从君王很久，现在老了，赶紧到西山去营建我的退隐之地。犬子长大了，能咬人了！”马希声听到后，假传马殷的诏令，杀了高郁。马殷已经老了，不知道高郁已死。
据说，那一天潭州大雾四塞，马殷奇怪，对左右说：“我过去每次杀害无辜之人，天必大雾。难道国内有冤狱吗？”第二天，有人告诉他高郁被杀。史称马殷拍着胸脯大哭道：“吾荒耄如此，而杀吾勋旧！”我老糊涂到这个地步，居然让人杀了我的功勋老臣！然后又对左右说：“吾亦不久于此矣！”完啦，我也会不久于世啦！
第二年，公元930年，马殷去世，其子马希声继位。
马殷有遗命：去掉建国之制，改复藩镇之旧。
这个意思是：马殷不仅不要“帝国”，连“王国”也不想要，更低一个规格，只做“省部级”的藩帅。这是因为马殷意识到后人无大能，不想再让后人称王、称帝，以免生祸。于是马希声被后唐授为武安，静江军节度使。
马希声乃是一代荒唐之主。听说后梁太祖朱温爱吃鸡，他也学着吃鸡，据说一天要吃五十只鸡，御膳房每天要把这五十只鸡做成各种花样，供他食用。甚至在马殷灵柩下葬前，他还在吃鸡。楚国大旱，庄稼无收，马希声就到各庙祈祷，但是神仙并不帮他，就是不下雨。马希声一怒，把辖内所有神庙全部封门，令神仙们不再享用人间烟火。
两年后，马希声去世，死后被谥为楚王。死后往往会升一个格，表示优惠死者。他的弟弟马希范继位。
马楚之地多产金银，各地种茶，获利颇丰，朝廷财货还算丰厚。但马希范奢欲无度，逐渐将邦国弄得财政紧张起来。
马希范的夫人彭氏，相貌一般，有点丑，但治家得法，马希范惧内，对她有敬畏。但不久这个夫人病逝，马希范从此自由自在，开始纵情声色，通宵宴饮欢乐，聚会中，男女不分。有个商人的妻子很美丽，马希范听说后，就杀了这个商人，要占有他的妻子，但这个女士很刚烈，管你什么节度使、楚国王，人家不爱，并誓死不受玷辱，威逼中，自己上吊而死。
这个无道之君喜自夸大，曾将长枪大槊的外面装饰黄金，拿着倒是好看，但并不禁用。又招募长得丰满漂亮的有钱人家子弟八千人，专设一个部门：银枪都。估计都在使唤银枪。他的宫室也极尽奢华。曾经做一个九龙殿，用沉香木雕刻为八龙，装饰黄金宝器，长十余丈，盘绕在柱子上张牙舞爪。马希范坐在柱子中间，自己也装饰为一条龙。特制的头巾长丈余，以此来象征龙的犄角。
国家被他折腾了几年，渐渐用度不足，他就开始加重赋敛。
赋敛的一个办法就是“行田”。
他常常派遣使者到各地区“行田”，就是查核田亩。人家有十亩田，就说有十一亩、十二亩、十三亩……具体有多少亩，全看“使者”的心情。这样增加田亩，就要增加赋税。史称“专以增顷亩为功”。
马楚这个无道邦国，在官方主导下“行田”，等于国家机器完整地堕落为吞血掠夺机器。史称马楚之民“不胜租赋而逃”，没法承受租税，纷纷逃离本国。但马希范听说老百姓在逃亡，居然高兴地说：“只要土地在，何愁没有粮食！”他居然命营田使去考察有多少人“逃田”，然后将空置的土地重新招募百姓来“出租”。史称“民舍故从新，仅能自存，自西徂东，各失其业”。老百姓丢掉旧的来做新的农业，仅仅能自己活着，从国境西部到东部，都失去了本业。
拓跋恒逆帝上书
但士庶的苦难还没有到头。有一年，马希范更接纳了佞臣周陟的意见：在国家颁布的正常税收之外，另外加税：大县要贡米二千斛，中县贡一千斛，小县贡七百斛；没有米的县城折算为布帛贡献。
马楚国的手法在五代时期屡见不鲜，契丹“打谷草”、后晋“括率”、西蜀“追督五年赋税”，与马楚的“行田”“加税”，都是属于官方掠夺。官方一旦进入掠夺，就同时失去了执政的合法性与正当性。此中一个缘由就是：私有财产能否受到保护，实在是文明与否的铁门限。从世界史和政治哲学原理方向考察，无不如是。天下士庶在财产被官方抢劫之后，迅即跌入荒凉无助的苦难深渊。他们没有地方去上诉。因此，被掠夺者是在绝望中过滤生命的黑暗。赵匡胤时代依然有此现象，但老赵知道这类事后，当即毫不手软地杀掉此类贪官以及士庶苦难的制造者。几个回合下来，算是杜绝了这类非法加租的官方掠夺现象。无故加税，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