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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刘仁赡死的这一天，天气阴晦、落下了细细密密的黄沙。城中士卒闻之，人人哭泣。更有人说：“上天不仁，而使吾父死也！何用生为！”老天爷不仁义，而让我的父亲这样死去，我还活着干吗！当场就有几十人自杀而死，甘心为刘将军陪葬。事见宋人龙衮《江南野史》。刘仁赡得人心就到这个程度。
史称刘仁赡轻财重士，法令严肃，故能以一城之众连年据守。更令人震惊的是：等到刘仁赡不得已“投降”周师时，刘部将士“无敢窃议者”！战即战，降即降，一切皆听将令。治军如此严整，这才是真正的军人风采。那种主将投降，部下不服，到处揭竿或打冷枪的行径，其实不是军人所当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这话分量极重。刘仁赡做到了，五代之际，一人而已。
世宗又下一系列诏书，将寿州府治移往下蔡，故城寿州改为寿春县；赦免州境死罪以下全部囚犯；州中百姓因为受到南唐刑罚而啸聚山林的，一并召回重操旧业，既往不咎；有曾经被伤害的，不得复仇；昔日政令有不方便士庶的，可以写成文书奏报。
南唐主李璟听到刘仁赡病逝，也痛哭一场，追赠他为太师。
世宗下诏开寿州粮仓赈济饥民，而后，返回东京汴梁。
寿州平。
柒 出师未捷身先死
回到京师，大帝柴荣就带着病躯下诏，宣布了他那个艰难的决定：免去张永德的官职，赵匡胤则由原先的义成军（今河南滑县）节度使改为忠武军节度使，由检校太保改为检校太傅，由殿前都指挥使改为殿前都点检。
就在这一时刻，历史出现了拐点。
《宋刑统》震烁古今
公元957年夏到公元959年冬，两年多的时间里，周世宗柴荣做了三件大事：
一、完善帝国管理制度；
二、平定江北淮南全境；
三、恢复燕云关南之地。
三件大事做完，大帝柴荣还有更多大事要做，但是上苍没有给他更多时间。
柴荣下诏修缮永福殿，命宦官孙延希监督工程。但是当柴荣到修缮场所，看到农民工们在使用木片削成的勺子吃饭，而饭菜都盛在瓦片中时，大怒，当即将孙延希推往街市正法。从此改善了农民工的待遇。
帝国管理制度中，柴荣首先想到的是“法制”。
但他用法严峻。
早年，柴荣在后汉时，做一个禁卫军的将军，曾经到一个县城去玩，当地的县令正在聚众赌博，没有接见柴荣。柴荣从此心里有了怨恨。等到柴荣践祚，这个县令跟部下某人犯了聚敛罪，以权谋私，在民间搜刮了几百匹布帛。宰相范质主持审理后，将这事草拟了一个处理意见上奏。
柴荣一见，是这个混蛋，就动了气，对范质说：“亲民之官，赃状狼藉，法当处死。”
管理地方的县令父母官，贪赃之状如此恶劣，按法当处死。
范质回奏道：“做官搜刮聚敛，有罪；但是仅仅是搜敛，虽然数量不少，但按律法，还没有到死罪那一条。”
柴荣大怒，厉声道：“法者，自古以来为帝王所创制，其根本，就是用来防备奸邪。朕立法杀这两个赃吏，算不上酷刑！”
范质又回道：“陛下真要杀他，就杀。但是如果将二人案移送政事部门，我这个宰相是不签署的。”
柴荣气稍平，最后还是饶了这个县令一条命。但柴荣从此知道法令中仅仅搜敛还够不上死罪，不免心有不甘。于是下令：“今后再有犯搜刮聚敛之罪的人，加一条‘枉法’，以‘枉法’论！”
范质于是奉诏，在后来主持《刑统》工作时，补充了一条“强率敛入，己并同枉法者”，做官以权力搜刮聚敛，中饱私囊，按“枉法”处理。
范质曾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大宋六朝，除了后梁之外，五朝为官，其中后周、大宋两朝为相。
范质幼时聪明好学，据说九岁能诗文，十三岁读《诗经》，十四岁即招生收徒。五代后唐长兴四年考中进士，开始出仕。后周太祖自邺起兵，进取京城时，范质避乱，藏匿民间。时当酷暑，范质一日坐于封丘巷茶肆之中，摇扇吃茶。手中的扇子有两行字：“大暑去酷吏，清风来故人。”
正摇着扇子，忽然有一人走上前来，范质看时，只觉得这人貌甚怪陋，他对范质作揖说：“世之酷吏冤狱，何止大暑？相公他日当深究此弊。”
世上的酷吏冤狱，大暑如何能比？相公他日应深研这类案例。
说罢，还把范质的扇子带走了。
范质怅惘很久，不懂啥意思。后来他来到火神庙后门，见一土木短鬼泥塑，很像茶肆所见怪陋之人，有趣的是，那把扇子也在这个土偶手中。范质不免惊异。但此事之后，范质从此关心刑法。到他在后周做官时，就与名相窦仪等人一起，参与主持制定了大名鼎鼎的《刑统》。显德四年，公元967年，柴荣又下诏，认为范质、窦仪主持制定的《刑统》初稿，集中了五代以来的律令，文辞古奥，难于知晓，格式、敕令等，又繁杂不一，于是又命御史知杂事（略相当于御史府中的轮值主席）张湜等人，对律法诸条做出注释。范质等人又对此做了评定。后来通行的《刑统》，就是范质、窦仪、张湜等人斟酌修订的文本。
此事不可小瞧。《刑统》即《大周刑统》，直接承接《唐律疏议》以来诉诸公正主题的司法精神，是中国文明史至为重要的一部文献。范质历五代终始，知道天下最后一定有一个归宿，他当初选择后周时期来主持《刑统》，其深意在于寄希望于邦国政治之展开，应由法制推演。这相当于“制礼作乐”之后的文明深化。范质期待中的圣贤愿景是礼乐与刑法的合流。
958年秋天，《大周刑统》定稿，下诏颁行。
在后来的日子里，大宋帝国接纳了这个思想，增删损益之后，有了震烁古今的《宋刑统》。
范质等参与制定《大周刑统》的重要性在于：从此以后，即使是出于帝王意愿的判案处理意见，也要遵循律法，不得逾越过当或随意赦免。
过去做官，有“当赎之法”，意思是做官的犯了法，依据他的品级可以赎罪豁免或从轻处理。但是哪一品级的官员可以有此待遇，历来不统一，因此就有了“临事议制”，等于还是帝王或法官的“自由心裁”。这个制度，在石敬瑭时代开始有制度性规定，譬如，有品级的官员按品级“当赎”；无品级散官，或有功的将校，按九品制度“当赎”；但只是“徒罪”以上可以考虑“当赎”，“杖罪”以下，依照罚例，不适用“当赎”法，等。到柴荣时代，《刑统》明确规定：
今后官员定罪，有品级的按照品级适用“当赎”法；其他，诸道行军司马、节度副使、副留守，尚未确定品级的，准从五品官例适用“当赎”法；
诸道判官、防御、团练副使，准从六品官例；
节度使掌书记、团练判官、两蕃营田使、判官，准从七品官例；
诸道推巡及军事判官，准从八品官例；
诸军将校内诸司使、使副、供奉、殿直，临时奏听敕旨。
这个意见就法律的整合系统而言，不是公平的，因为它没有体现“法律平等”理念，不仅官员与士庶不平等，即使在官员内部也是不平等的。如有的官员，“诸军将校内诸司使”等，无品阶官员，就不能享用“当赎”之法，而要“临时奏听敕旨”，临时接受皇上或政事堂的处理意见。但它的意义在于：程序的公正。举例来说，诸道的一个团练副使，如果犯罪，就必须按照“从六品官例”来适用“当赎”法。皇上如果心血来潮，说不按照“从六品官例”而按照“从五品官例”或“从七品官例”等等适用“当赎”法，就不可以。
史称《刑统》颁布之后，“由是内外品官当赎之法，始有定制焉”，从此以后，朝廷内外诸品阶的官员适用“当赎”之法，开始有了明确的法律制度规定。
范质“守正不回”，遵守法令，不放弃自己的意见，为大周帝国的司法公正奠定了一点基础。
翰林学士窦仪，曾有过错，惹恼了世宗柴荣，要将其斩首。范质知道后，多次苦谏，说窦仪罪不该死，柴荣最终赦免了窦仪。
窦俨治国六荐
柴荣虽然有独断裁判的帝王之恶，但他世天下之志甚为宏阔，也关心帝国的制度建设。
他曾夜里读书，见唐代元稹的《均田图》，慨然叹道：“这真是天下大治的根本啊！王者之政应自此开始。”
于是下诏颁其图法，使吏民都能习知，准备一年后，大均天下之田。
说到“均田”，一般以为是“平均田地”，其实不是。
均田，作为一项农业政策，从北魏到唐中期，都有实行。它的原则是：“计口授田”。也即将无主的土地按人口多寡分给农民耕作。这些土地为“国有制”，但其中又有“桑田”（也称“永业田”）和“露田”（也称“口分田”）之分。“桑田”可由耕种者继承，事实上已经转化为私田；但“露田”则在耕种者年老或死亡后，由国家收回，重新分配。
北魏以后，人口变迁很大，流离失所者甚众，无主土地很多荒芜。国家将这些土地重新登记，分配给无土地者重新耕种，这应该算是一种德政。“均田制”下，所有人都有权利获得重新分配的土地，但所有人都有据得到的土地纳租税、服徭役的责任和义务。因此，这又是庶民与国家互相得利的政制。
“计口授田”，按家庭人口数量分配新的土地，唐时规定，十八岁以上的丁男、中男（不包括老人），每人可获“露田”八十亩，“桑田”二十亩。“露田”也即“口分田”不可买卖，“桑田”也即“永业田”则规定，迁徙及贫无以葬者，可以出卖。贵族官员所获“永业田”可以买卖。
“均田制”值得重视的是：所有有主的田地，不得剥夺，也不得“均田”。这样，传统的土地私有制度，并没有遭遇破坏。而重新分配的“永业田”也在一定条件下属于私人所有，所以，“均田制”，事实上是土地公有和私有并存的一种土地政策。在帝制时代，甚至在民主时代，这样的“均田制”，也有它的合理性和正当性，是有道邦国的土地文明制度。
这种制度，在中唐以后，遭遇破坏。所以周世宗看到元稹的《均田图》决计要恢复，实现他的王道理想。
周世宗留意农事、关心农业，后来还诏令左散骑常侍艾颍等三十四人分别视察各州，按土地多少均衡确定田租。他曾经要人用木头刻成耕田的农夫、养蚕的农妇，安置在宫殿庭院中，提醒自己不忘“治本于农，务兹稼穑”。
在完善帝国管理方向上，窦仪的兄弟、中书舍人窦俨上疏，提出六条政制意见，应该是大周帝国比较重要的制度和理念的建构，柴荣全部接纳。
窦俨的六条意见是——
一、请令有司讨论古今礼仪，作《大周通礼》。
二、考正钟律，作《大周正乐》。
正朔帝国的合理性、合法性、正当性，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制礼作乐”而完成。以上两条，犹如后世现代国家制定国歌、国旗、国徽，确定干部品级制度和责任、权利规定。
三、职官绩效考核的国家政制建设。
包括官员级别与俸禄的挂钩，犹如后世不同干部享用不同级别工资和待遇一样。除此之外，窦俨在此还提出了用人和举荐的制度建构思想。这一番职官考核制度，为后来大宋王朝所沿用。窦俨说：
为政之本，莫大于择人；择人之重，莫先于宰相。自从唐末年以来，轻易赐爵封官，初任辅弼，即兼三公、仆射之官。故很多人在未得职位时，就将心思放在追逐官位之上，得到职位后，就以沉默自保为事，只想着怎么解脱机要费力之政务，守住位高权重之官职，逍遥于林亭之中，保全宗族的平安。臣请求即日令宰相至尚书省三品以下，中书省及门下省给事中、中书舍人以上，各自荐举所知人材——若陛下素知其人贤能，自可提拔任用；若不清楚，暂以原来官位主持政事。一年之间，考察其业绩，若真能胜任，原来的官位已经很高，就正式授予平章事；若原来官位不高，就再加提升，代理主持政事照旧。若不称职，就罢免处理政事的资格，追究荐举者责任。此外，朝官班次行列之中，有名额无职责者占了大半，请衡量他们的才器，授官外任，在地方政务中试用，回京后按原职登录叙用，考察政绩，提拔能者，贬黜无能者。
这个意见极为重要，它直接与国家的组织路线相关联。后来大宋帝国的“冗官”现象，就是职官绩效考核制度疏略的结果。
四、弭盗与地方自治。
让盗贼自己相互举告，将被告发者财产的一半赏给告发者；或有亲戚替他自首，就判处其党徒同伙而赦免自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