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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永德在未出任殿前都点检前，曾任殿前都指挥使，与时任侍卫司司令的李重进因为“互不统领”，但又时时争功，所以已经积有多年矛盾。
周世宗显德三年时，以李重进、张永德、赵匡胤为将军，讨伐江南。李重进颇有战功，令南唐人十分恐惧。因为他面色黑黝，南唐人称他为“黑大王”。但张永德不服气，每次宴请将吏，都要谈论李重进的短处，后来竟乘着酒醉，编排故事说李重进“有奸谋”，帐下将吏听后人人惊骇。张永德还不罢休，秘密派遣亲信通过驿传向柴荣汇报，胡说李重进的奸谋之情。周世宗不信，也不介意。二将当时俱握重兵，一旦火并，那可不是耍的！两军之间，因为将帅不合，人心不安，总担心会出事。但柴荣心安，似乎早已知道会有一个解决方案，断然不会出事。事实证明，柴荣实在是看明白了李重进。
果然，李重进做出了一个君子加男人的姿态，他从驻地单骑几十里直入永德帐中，招呼着硬要喝一杯，并亲自给永德斟酒，而后从容言道：“吾与公皆国家肺腑，相与戮力，同奖王室，公何疑我之深也！”
我与你都是国家心腹，自己人，正应同心同力扶助王室，你干吗跟我有这么深的疑忌，过不去？
李重进此举很像春秋或战国时期的“士行”，很像一代名相蔺相如，临难不苟，磊落、光明，以公室为重。张永德也应该有名将廉颇的古风，一时为李重进的“士行”所感动。史称张永德“意解”，于是“二军皆安”。
此事很快有了江湖传闻。
后唐主李璟知道此事后，还以为可以借机收买将才，秘密让人带了“蜡书”给李重进，许以高官厚禄，邀请他背后周之主，求南唐之荣。
李璟此举并非发昏。他知道郭威没有自己的儿子，他的儿子在内乱中全部被汉隐帝杀死，所以郭威之后，郭威的姐姐福庆长公主的儿子，郭威的外甥李重进，郭威的女儿寿安公主的丈夫，郭威的驸马女婿张永德，郭威的太太柴皇后兄弟的儿子，郭威的内侄柴荣，都是有资格入继大统的人物。现在柴荣称帝，那俩人能服气吗？所以，李璟来拉拢李重进了。
但李重进毫不动心，马上将此事上表告诉周世宗。
柴荣也应该能够想起五年前的高平之战。
初战时，后周左翼大将樊爱能、何徽率众逃遁，左翼溃散。此际，前军、中军、右翼，军心摇动与否，正在一瞬间。而李重进的右翼勒兵不动，静如林立。当李重进觉得时机成熟，呼啸一声，率部下冲锋时，整个右翼，动如山倒，瞬间形成一个无可抵御的铁血锋面。随后，周世宗亲自率卫兵合势，大将向训和慕容延钊，都听柴荣调度直击而进。一时周师复振，这才打败北汉刘崇。
李重进在大军左翼溃逃之际的镇定，在当时瞬息万变的战场情势下居功甚伟，它以一种泰然之姿稳定了军心。就是从那时以后，李重进得到重用，以功领忠武军（今河南许昌）节度，后来又改归德军（今河南商丘）节度兼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
周世宗应该能看懂李重进的士行与忠诚。
赵匡胤，则在高平之战中，当机立断，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更置上下名分于不顾，居然直接指挥上级张永德，排兵布阵，挽狂澜于既倒，令溃散中的周军左翼重新结阵，拯救了大周的战场命运。
柴荣像所有的明君一样，对属下的士行和忠诚极为看重。他认为李重进和赵匡胤都不乏士行和忠诚。
而老赵与周太祖无亲无故……
柴荣也许会思考：这个皮囊自京师而来，应该是受人指使，显然在中伤张永德。如果此事是人为，谁最有可能？
会不会是李重进？
“点检作天子”
想当初，郭威病重传位之际，这三人都有资格和机会“入继大统”，郭威因与柴皇后情深义重，将皇位传给了柴荣。并特意召李重进受顾命，令他当场下拜柴荣。这就等于做了一个仪式：以此而定君臣之分。
按照“阴谋论”的逻辑，这个凶悍的黑大个子李重进很可能对柴荣构成一种莫名的压力。如果柴荣有疑心，应该能怀疑到李重进。按照利益最大原则，李重进是最有可能在熟皮口袋上动此手脚的人物……
但从后来的事实可以看到，柴荣没有动李重进。
没有任何史料记载这个熟皮口袋的来历。
也没有任何史料记载柴荣看到这个熟皮口袋之后的追问。
现在能知道的是：柴荣决计要与命运做一次豪赌。当柴荣试图进入博弈状态时，我能体会到柴荣感到了破译命运符码的恐惧与快感。
柴荣应该有过不眠之夜。但他也应该在病中，在一个清醒的时刻做出了决断：
撤掉张永德，免去他殿前都点检之职！
但是谁来替补这个空缺呢？李重进还是赵匡胤？
他艰难地选择了赵匡胤。
养父郭威告诉他的“赵氏合当为天子”的谶语，在此际没有警醒柴荣，虽然柴荣应该知道这件事。
但他还是免去了张永德“殿前都点检”而任命赵匡胤为“殿前都点检”。这是什么意思？如果这些记录都是真实的，柴荣的这个决定就是不可理解的，除非他心甘情愿要将后周社稷拱手让给老赵。所以，我倾向于认为：如果郭威讲述的那个谶语是真实的，那么此时柴荣所做的这个决定就是昏聩的；如果柴荣这个决定是深思熟虑的，那当初郭威讲述的谶语就是不真实的，《旧五代史》记录了一个虚假事件。
为何选择赵匡胤？今天已经没有铁板钉钉的理由。也许柴荣确实对李重进有了猜疑？也许是因为那一场高平之战中老赵的出色表现？也许是因为老赵与后周没有亲戚关系，让柴荣更放心？也许是因为他更多地感到了老赵的德才兼备？也许仅仅因为——史家所乐于讲述的——天命所归？
历史在此出现了纵横交错的逻辑，各种逻辑……但是我知道一个有趣的说法：某事发生之前，会有数不清的可能性，总有一种会成为事实。一旦有了某种事实，其他的可能性全都走向了虚无，不存在了。
回到京师，大帝柴荣就带着病躯下诏，宣布了他那个艰难的决定：免去张永德的官职，赵匡胤则由原先的义成军（今河南滑县）节度使改为忠武军节度使，由检校太保改为检校太傅，由殿前都指挥使改为殿前都点检。
就在这一时刻，历史出现了拐点。纷乱复杂的五代十国行将结束，一个空前繁荣的大宋帝国开始浮出历史地平线。而这个机遇，始于那个奇异的“韦囊”，那个“熟皮口袋”。
它从哪里来呢？是谁制造了它呢？这是一个真实的事件还是后人虚构的呢？检索历史记录，似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我倾向于认为：这个小小的熟皮口袋，是中国历史上最神秘的小事件之一。现在，我所见到的宋史研究者，还没有人来研究这个熟皮口袋。但我知道，它应该被研究。从物质的形态进入历史，已经早有先例，何况，它改变了历史。
历史来看，几乎所有的谶语都在“应验”，即使知道这个谶语对自己不利，事先做了防备，它还是要应验。数不清的历史记录，都在呈现着这个多少有点惊悚的故实，真假莫辨。
《宋史·太祖本纪》记录了这个韦囊：
世宗在道，阅四方文书，得韦囊，中有木三尺余，题云“点检作天子”，异之。时张永德为点检。世宗不豫，还京师，拜太祖（赵匡胤）检校太傅、殿前都点检，以代永德。
周世宗在行军路上，阅览四方传来的文书，得到一个熟皮口袋，内中有一块三尺多长的木板，上面写着“点检作天子”五个字。世宗很奇怪。当时张永德正在做殿前都点检。到了世宗病重，回到京师开封以后，就拜赵匡胤为检校太傅、殿前都点检，用来代替张永德。
“点检作天子”，这个神秘的谶语成为老赵的“龙兴之兆”。
捌 天现二日陈桥驿
苗训经由楚昭辅，将这个天象传导给了北征大军，至少传导给了大军中的将校中坚。“天现二日”，很快成为兵变的催化剂。北征大军开始有了躁动。它直接催生了大宋王朝的诞生。
世宗病亡契丹入侵
后周显德六年（959）夏六月十九日，在位不足六年的柴荣病死，史称周世宗。七岁的恭帝继位，符太后主政。半年后，显德七年（960）正月初一，忽然传来北汉联合契丹入侵后周的紧急军情。
后来的历史讲述中，有很多人认为此事子虚乌有，说是老赵制造了假情报欺骗朝廷，以便乘乱取天下，云云。
这又是一个常见的“阴谋论”说法。
我翻阅史籍多种，没有看到老赵作假的直接证据，却发现了此事为真的证据。
《东都事略》卷123《附录》：
（显德）七年，与河东连兵寇镇、定，恭帝命我太祖北征。俄闻太祖即位，惊曰：“中国有英主矣。”于是遁去。
这段话，补足逻辑关系，大意是说：显德七年，契丹与北汉联军侵扰河北镇州（石家庄附近）、定州（保定附近）。得到消息后，后周恭帝命时任殿前都点检的禁军最高司令赵匡胤率军北征。不久陈桥兵变，赵匡胤称帝，契丹和北汉听到这个消息，惊道：“中原有英明君主啦！”于是从河北遁去。
正史的记载是：
春正月辛丑朔，镇、定二州告知：契丹入寇，北汉兵自土门（古井陉关，今河北鹿泉市）东下，与契丹合。
这段话，是说契丹首先“入寇”，而北汉兵配合，从“土门”东下后，与契丹兵会合一处。也就是《东都事略》里说到的“连兵”（联合两国之兵力）。
据此，可知北汉契丹确实来侵，不过兵锋才到镇、定二州，即听说赵匡胤即位——而不是幼主执政。出于对当年大帝柴荣亲征北汉与契丹的惧怕，他们退兵了，而已。所以，我不相信阴谋论者认为此事为假的说法，宁肯相信此事为真。老赵没有在这个重大事件上玩阴谋。
严肃地来说这件事，是因为涉及赵匡胤陈桥兵变的正当性问题。如果契丹来侵，是老赵作假，则兵变也可以是老赵作假；如果没有契丹来侵，不是老赵作假，则兵变，至少前提为真。
近人评论此事，多从阴谋论出发，给出的论据出于“诛心”猜测的，不去说了，比较“有力”的证据来源于清人毕沅《续资治通鉴考异》一书。
毕沅这书给出了两个否定性意见：
一、所谓显德七年正月，镇、定二州驰奏契丹入边事，正当《辽史·穆宗纪》中的应历十年正月，而《辽史》中这一段的记录没有记载用兵的事。
二、《辽史·萧思温传》曾记录，柴荣率周师北征，连克数州，以至于契丹南境，人人震骇，纷纷逃往契丹内地。一直到听说世宗柴荣病死，幽燕之地的民众才开始略略安定下来。毕沅认为：根据这种事实来分析，辽人正在大败之余，群情震恐，“断不能甫逾月即举兵南下也”，断然不可能刚刚才过一个月就举兵南下。毕沅的结论意见是：“《辽史》不载其事，得其实矣。”《辽史》没有记录契丹、北汉合兵南下的事，是符合当时实际的。
综合两个意见，可以推知：契丹、北汉没有来侵扰大宋。
但这两个意见，都不足为据。
第一，《辽史》没有记载的事情太多了！史称《辽史》简略，漏载大事不胜枚举。很多大事，都应是修史中不可少的内容，《辽史》也漏载。
1。 契丹几次改变国号，“契丹”“大辽”“大契丹”等等，这类变化，应是《辽史》中的重大内容，居然不载。
2。《辽史》对官职和官制机构的漏载更多，有些人的官职语焉不详，如《辽史·刘六符传》只说他官至“三司使”，但他实际上做过契丹的宰辅，“守太尉、兼侍中”。传记一般对人物的讲述，介绍官职几乎居于举足轻重的位置，《辽史》不载，这都证明《辽史》“漏载”大事，是可能的。
3。 其他应该记载而没有记载的地方更多了。如契丹与诸国的交往，一般史传都要特意标注，但契丹与高丽、回鹘等地的使节来往，《辽史》却多处没有记载。契丹的很多州郡，在地理介绍中也有遗漏。甚至皇家世系的人名也有遗漏。更多记载舛误还不算。
史称《辽史》为诸史之中缺漏最多的正史，乃至于为《辽史》补漏、纠正记录的错误，成为清代以来考据学的一个专门领域。毕沅此证说服力不足。
第二，说契丹刚刚被打败“甫逾月”，也即刚刚过去一个月，契丹害怕，不敢来侵，这个意见有三处不合理的地方。
1。 这个事实就是错误的。事实是，契丹被打败，从显德六年四月，柴荣征契丹返回汴梁，到显德七年正月，契丹、北汉“来侵”，已经过去了半年多，不是才过去一个月。
2。 当年郭威称帝，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