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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明当即传令甘宁协同周瑜收编江南之后，讨伐刘备。同时，调赵云前往甘宁、周瑜那里，与甘宁、周瑜共同出军夷州。讨伐刘备。给赵云一个报仇的机会。
那刘备占据夷州之后，沿岸广立壁垒，遍布发石车，再加上那夷州的特殊地理环境，一般的船只，那还真靠拢不得，为了得到这么一个不毛之地，花费过多的兵力，那绝对是得不偿失。这也是刘备敢于和刘明叫板地主要原因所在。
毕竟刘备在刘明那里有过前科。而且与刘明的爱将赵云又有死仇。那刘备但得有一线生机，又怎么会投降刘明。那不是自投罗网。以后天下安稳了，不是让人随便找个因由就收拾了。
然而，老天不作美。刘备的这番心愿，也就让刘备多喘息了几时。甘宁和周瑜收编了江南水军之后，其水军兵力已达到了三十余万。而且，那些江南的战船，也弥补了甘宁水军船队不足。
如今，刘明地手下的水军，既有主力战舰，又有众多的数量，那岂是刘备那点水军家底可以对抗的？
尤其是，甘宁与周瑜水军进攻时，又恰逢海水暴涨，甘宁的铁甲舰，直接就冲到了岸上，那些沿岸的发石车，对于甘宁的铁甲舰，根本没有太多的危害。
而等甘宁的水军上了岸，那就更没挡了．周瑜携其水军，也后续而上。那赵云上岸之后，更是冲到了前面，刘备苦心经营多年的防御，弹指间，化为乌有。
刘备、于吉尽皆授首。倒是那太史慈，早在护送刘备来到夷州地时候，就因负伤在身，兼之水土不服，缺少药物。早就病故了，却也免得此时落败。
而赵云、甘宁、周瑜等人打下夷州之后，天下终得一统。刘明再次大行封赏。除原有官员尽皆封赏之外。曹操与孙权，更是分别被奉为平阳公与鼎新公。
只是，曹操在被刘明册封后，随着刘明对曹操的敲打，以及曹操对刘明政策的了解。曹操的反叛之心，被压到了最低点。那幽州的军区轮换制度，以军政分隔制度，还有那官员受民监管制度，让曹操有力无处使。
军区轮换，兵丁以营为单位。他曹操就是能联络一帮大将，那也没有多少用处。而那些营级的将领又实在是太多了，即使掌控了百十个，那也没有多少人。动摇不了刘明的根本，反倒因为人多嘴杂，露了风声。引来祸患。
而为政，军政分隔。没有兵权为基础。政治上再厉害，那也是空中楼阁，人家随随便便就收回去了。尤其是那民众对官员地监管，那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瞒得了别人．如何瞒得了直接受害的百姓？有哪些报纸为喉舌，一举一动，那刘明都能知道一清二楚，那还能动换什么？
曹操那个服气啊：就凭着刘明的这番机制，只要刘明的后代不是丧心病狂的疯子，那就绝不会有什么问题。可人家刘明选拔后任者，那叫一个讲究透明度的。只要到岁数了。都可以报名竞争。而通过那种文明竞争出来的，又没有过什么精神压力的继承者，又怎么可能出现丧心病狂之辈。
不过，这也让曹操与诸葛亮在王允和杨军首任离休后，入主龙图阁，成为两大阁老，辅助荀彧。成为了一生的政敌和政治伙伴。而司马懿和庞统也在曹操和诸葛亮的两大阵营中，以政治为舞台，奋斗了一生。
只不过，虽然他们对百姓的贡献都不小。可在名望上，终究还是比不过张鲁与山海大师。奉刘明之命，一生致力于文化输出的张鲁和山海大师，那不只是炎黄的百姓对其尊崇不已。世界各地的教民，那更是不计其数。
张鲁和山海大师，不仅把炎黄的文化传播到了世界，使世界在无可挡得炎黄文化下，形成了共同的文化圈，使汉语成了世界的标准语。更是暗中把炎黄的眼睛，带到了世界各处。使刘明的千叶与宗教团实现了对世界的暗中监控。总能把危机消灭在萌芽状态。
而在刘明的政策倾斜下，文化输出一直保持着以宗教、诗歌，艺术，医术等民生为主。而一切，战争，机关，格物，数学，化工等一律限制输出。这也极大的安定了世界各族的和平与战争。
不过，这些还都不算什么，最主要的就是刘明创立的那个文渊阁，时刻反映着民声，促使着为其服务的龙图阁，不断的与时俱进。不断的制造新血，带来活力。
使世界随着刘明建立的王朝崛起，走向了一个稳定发展的大道。
（全书完）
汉代的口赋
汉代的口赋、算赋，对人征收，属于人头税性质。按人头征税，最先开始于秦代。据史载：秦代曾使税吏挨家挨户按人头数收税，用一种竹制的箕收敛，充作军费，至于是否有男女老少之别，收多收少之差，史无记载
汉代的口赋又叫口钱，征收对象是七岁至十四岁的少年儿童。汉代规定，凡适龄的少年儿童，不论男女，每人每年要交纳口赋钱二十，充作皇室收入。汉武帝时，随着军费开支的增加，为了弥补国家财政的不足，加重口赋的征收，纳税年龄提前到三岁即要负担口赋，征课额也增为二十三钱，增加的三钱作为车马兵器之用，即作为军费开支。由于口赋的加重，人民难以负担，致使有些民户生子辄杀，制造了很多惨剧。但这种严重的社会现象，却未引起统治者的重视，一直维持到汉元帝元年，由于贡禹的建议，才又恢复到七岁起征。但口钱数额并未减少，每人每年仍征二十三钱。
对少数民族地区，也要征收口赋。如东汉时，对武陵蛮夷地区的儿童，每口收布二丈
西汉的玻璃
大约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西方学者多半都认为古代的中国没有生产玻璃的技术，并推断许多出土的玻璃器皿都来自埃及、伊朗等地。从中国的古代典籍中寻找玻璃的影子，也可以屡屡发现玻璃由西域传入的情况。如《魏略》中有“大秦国出金瑜石、珊瑚、琥珀、东渠、玛瑙、多大珍珠、颇黎、琉璃。”更有西晋文学家潘尼留下了《琉璃碗赋》，其中盛赞“济流沙之绝险，越葱岭之峻危”而远来的玻璃盛器明澈精美，“凝霜不足方其洁，澄水不能喻其清”。
台湾的张宏实先生在其著述《战国琉璃璀璨古珠》中讲了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1929年的某一天，在中国河南传教的怀特先生有了重大发现。他闲逛集市时收购了一些质朴而华美的琉璃珠。这位基督教司教早年曾任教于多伦多大学的考古学系，他直觉这些珠子来历非同寻常，并锲而不舍地找到了出土它们的洛阳金村。后来，通过同位素检测等科学手段，几位玻璃专家发现怀特找到的玻璃珠属于战国时代，里面含有大量的铅、钡，完全不同于同一时期的西亚玻璃。如玻璃起源的传说所述，西亚的玻璃制作时需要大量的钠，属于钠钙玻璃。他们回顾玻璃史并根据玻璃的成分演进分析，西方的玻璃含铅量微乎其微，而高钡玻璃更是在19世纪才出现。于是，惟一合理的解释就是，这些玻璃珠当属中国本土制造。
2002年夏天，在南宁召开的中国南方古玻璃研讨会上，中科院院士干福熹发布了中国古玻璃研究方面的又一个成果。他说，尽管我国古代玻璃以“铅钡玻璃”为主，但在广东、广西出土的玻璃大多是高钾低镁玻璃。这些古玻璃的氧化镁含量仅有0。06％至1。0％，也属世界罕见。因为古埃及和地中海沿岸地区出土的玻璃，氧化镁含量高达3％至9％。这再一次说明我国古代玻璃是用国内原料自己制造的。
如此，中国制作玻璃的启蒙时期可以推算到春秋末战国初那个烽火连天的时代，大约比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第一块玻璃晚上整整2500年。河南辉县玻璃阁出土的吴王夫差剑上镶嵌有3片玻璃，湖北江陵出土的越王勾践剑上镶有2片玻璃，它们差不多是中国现在已经出土的年代最早的玻璃了。难以想像的是，这5片玻璃几乎见证了整个吴越春秋。
古代的中国人嗜玉如命，有专家分析他们在玻璃中加入铅和钡，是为了降低玻璃的熔点，并且增加其混浊度和光泽，使其外观上看起来更加像玉。也有一说认为玻璃是中国乞求长生不老时大兴炼丹术的副产品。因为炼丹炉温度高，而且里面有铅，所以东汉王充《论衡率性篇》有载说：“道人消烁五石，作五色之玉，比之真玉，光不殊别。”
在古代中国一直担当着贵族标志的玻璃中，有一些舶来品，也有一些纯属“中国制造”，但是，玻璃中加入铅和钡之后，易碎的它变得更加易碎了。大概因为很难制造而且容易失却，玻璃在那些时代一直是显贵和奢侈的代名词。想那勾践、夫差都是一方王者，其名剑上镶配的就是玻璃，玻璃该有何等尊贵！
玻璃在古代中国曾有多种称谓。其中发音非常相近的就有琉璃、流璃、璧琉璃、陆璃、玻黎、琉琳、还有五色玉、药玉、罐子玉、水玉、水精等等。还有古籍赋予玻璃“明月”、“夜光”美名。
关于明月珠有一个传说：公元前400多年，湖北的随侯有一天乘船出猎，满载而归时突然遇到风浪。临危之际，才发现船头出现了一条大蛇，口含明珠感谢随侯数年前的救命之恩。大蛇送给随侯的这颗明珠光彩夺目，后人称之为“明月珠”或“随侯珠”。
《庄子》里曾经提及这颗随侯之珠，说“其质甚美”。《淮南子》中更把随侯之珠与和氏璧相提并论，上载：“譬如随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者贵，失之者贫”。随侯之珠美名天下，但是直至1976年随侯之墓出土人们才明白，它就是精致而华美的战国琉璃珠！
在晋武帝统治时代，世风奢靡。石崇夸富、敲断晋武帝珊瑚树而后摆出数十棵认赔任选的故事广为流传。相较之下士大夫王济的奢侈生活鲜为人知。然而《世说新语》的“奢汰篇”并没有放过他。书上说，有一次，堂堂的晋武帝司马炎临幸王济家，王济生活作风太过奢靡，“武子供馔，并用琉璃器”，晋武帝又妒又怒，饭没吃完就起驾回宫了。如此看来，判定他奢侈的一个铁证就是使用玻璃。
在中国古代，玻璃如此尊贵，一直高高在上于普通人的生活，它的生产一直没有成大气候。旋即，西域的钠钙玻璃涌入中国。这些玻璃比中国铅钡玻璃耐温性能好，更结实更耐用式样也更丰富。一时间，中国本土的玻璃价格被迫跳水，本来就不景气的玻璃业雪上加霜，而模仿西方玻璃的风气日益盛行。
直至明清，特别是清代，因为鼻烟壶前后约400余年的风行，中国玻璃才从沉寂中苏醒，并在世界玻璃史上留下了不少稀世珍品。
相传鼻烟和鼻烟壶是1581年由意大利人利玛窦带进中国的。鼻烟风靡一时，尤其是康熙、乾隆年间，从最高贵的帝王到最底层的贫民，无论贫富贵贱无不好之，甚至将其视为第二生命。于是鼻烟壶制造业应运而生。大概因为利马窦带来的鼻烟壶是玻璃胎的，加之玻璃质密不漏气、不会受潮，又透明，从外面就可以鉴别鼻烟的成色，所以在中国“制壶之始，仅有玻璃，余皆后起也”。
玻璃胎的鼻烟壶当时名为料烟壶，它是清代鼻烟壶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的玻璃艺术家充分利用了玻璃晶莹剔透的艺术品质，把国画的创作借用于鼻烟壶这块方寸之地，留下了不少佳话。
明初始起灶的山东博山玻璃作坊，是有史可证的中国最早的玻璃作坊。相传博山的西冶街是玻璃作坊的集中地，在这条街的城门上就刻着“珍珠玛瑙翠，琥珀玻璃街”10个大字。该地生产的料烟壶，曾在欧洲名噪一时。
而第一个宫廷玻璃场也在鼻烟壶生产的黄金时代问世。清廷于康熙三十五年设玻璃厂，隶属“养心殿造办处”，高薪聘请了德国传教士纪里安协助营建。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史实是，这位皇帝在建圆明园时在中国首次使了玻璃窗。不过，传世的料烟壶大都是乾隆时期及其以后的制品。其中的极品——料胎画珐琅彩鼻烟壶，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
当我们回顾整个玻璃史，可以发现在20世纪后期之前，全世界的玻璃制品，无一不是为了市场的需求而设计的。1962年，美国的哈维利特顿开创性地打破了这一局面。他发起了玻璃艺术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玻璃艺术工作室运动。他倡导玻璃工艺家不要为迎合消费者而工作，而要用玻璃来表达自己的美学观。
这个运动催生了一大批玻璃艺术大师：捷克的史丹尼史雷夫李宾斯基和加柔史雷瓦布勒赫瓦夫妇；意大利的李维瑟古索；美国的戴尔奇胡利等等。
1991年，台湾的传奇人物杨惠珊告别影坛，创办琉璃工房，并执著地给中国现代玻璃艺术品恢复它古老的名字——琉璃。其实分析琉璃的成分，它就是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