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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铁是人们生活必需品，在自由放任政策之下，利之所在，豪富权贵争相竞取，致使公私受困。汉武帝时，改为专卖，由国家控制经营。
实行专卖的原因。
西汉对盐铁实行专卖，原因很多，主要有如下两个：
第一，边防经费开支过大，国家财政困难，需要筹集财政资金。汉武帝时代，由于对外多年用兵，人力、物力消耗很大，一年费用动辄是数十万、数百万，国家蓄积不几年即被用完，财政发生困难。实行盐铁专卖，收取专卖利益，是为了巩固国防的一项长远之计。这项收入不需要向百姓别外征税，是“有益于国，无害于人”的办法。
第二，将商人之利收归国家，限制商人的兼并活动。汉初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对盐铁也采取放任政策。一些贵族、豪商趁机垄断盐铁经营，只向官府交纳很少的税甚至不交税，因而积累了巨额财富。例如汉高祖的侄子吴王濞，通过冶铜铸钱，煮海为盐，成为巨富，并蓄谋夺取中央政权。对于这个问题，在《盐铁会议》上，桑弘羊等作为一条教训进行总结，他说盐铁放任的结果，“成奸伪之业，遂朋党之权，其轻为非亦大矣。”所以，实行盐铁专卖，也是为了重本抑末，离朋党、禁淫侈、绝兼并，是削弱地方割据势力的重要措施
曹操对抗氏族的手段九品中正制
九品中正制是沿袭了东汉乡里评议的传统，在战乱时期人士流移的条件下发展而来的，也是适应曹魏初期政治的特点而产生的。//
东汉时孝廉察举是地方士人进入仕途的一条重要方式，其依据是乡里评议。汉代已有以九品之法区分人物优劣。如《史记李将军传》，李广从弟李蔡，“为人在下中，出广下甚远”。司马贞注：“以九品而论，在下之中，当第八”。又《后汉书》卷九八《许劭传》：“少峻名节，好人伦，……故天下之拔士者，咸称许郭……初劭与靖，形成一股浮华之风。
东汉末年，代表中央政权的曹操有不少压制豪族名门浮华风气的举动。曹操并非名门，其祖父是与名士对立的宦官集团中的一员。不少名士很瞧不起曹操，与曹操政权对抗。因此曹操必须压抑以清议名士为代表的地方豪族势力，破坏朋党交游便是其一举措。如205年，曹操平袁绍之后发布了一道命令：“阿党比周，先圣所疾也，闻冀州俗，父子异部，更相毁誉。昔直不疑无足，世人谓之盗嫂；第五伯鱼三娶孤女，谓之挝妇翁；王凤擅权，谷永比之申伯；王商忠议，张匡谓之左道。此皆以白为黑，欺天罔君者也，吾欲整齐风俗，四者不除，吾以为羞。”
但在战乱时期，曹氏政权还须依靠地方名士，因为他们在乡里有较高的声望，完全废除乡里评议是不可能的。曹氏政权所能做到的，只是把清议纳入政权轨道，使名士与政权合作。这样以设立中正官专门执掌品第人物以备仕进参考的方式，代表“国家利益”的政权便对地方名士取得一定程度的控制。但另一方面，地方名士的清议也便合法化，从而为其发展势力创造了条件。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便是黄巾起义之后，人士流移，政府选举无法考查乡里的批评，故政府专设一官以司其职。这一点为当时人说法，在我看来，未必如此。因为中正官最初也是须以乡里评议为基础的。
以品第之法选拔官吏，始于曹操，且已成一制度。如《后汉书刘表传》：“及曹操到襄阳，嵩之囚，以其名重，甚加礼待。使条品州人优劣，皆擢而用之。”而鲁肃的一段话更能佐证。《三国志吴志鲁肃传》：“今肃迎操，操当以肃还付乡党，品其名位，犹不失下曹从事。乘牍车，从吏卒，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将军迎操，欲安所归。”
但中正之名在史籍中是在曹丕任魏王之后出现的。《三国志魏志陈群传》：“文帝在东宫，深敬器焉，及即王位，封群昌武亭侯，徙为尚书。制九品官人之法，群所建也。”
魏初之中正官，州为州都，郡国为中正。如《太平御览》卷265引《傅子》：“魏司空陈群，始立九品之制，郡置中正，评次人才之高下，各为辈目，州置都而总其议”；又引应琚《新论》曰：“百郡立中正，九州置都士，州闾与郡县，希足束如马齿，生不相识面，何缘别义理”；又引《吴志》：“习温为荆州大公平，大公平，即州都也。”如果说上面关于郡中正的论述还有点空泛的话，那么下面便是魏初正始前王嘉、时苗任郡中正的记载。《三国志魏志常林传》注引《魏略》以吉茂、时苗等人为《清介传》，传曰：“……先时国家始制九品，各使诸郡选置中正……茂同郡护羌校尉王琰，前数为郡守，不名为清白。而琰子嘉仕历诸县，亦复为通人。嘉时还为散骑郎，冯翊郡移嘉为中正”。又：“时苗字德胄，钜鹿人也。……还为太官令，领其郡中正，定九品，于叙人才不能宽，……为令数岁，不肃而治，迁典农中郎将。年七十余，以正始中病亡也。”
上面的材料同时也表明，郡中正由各郡长官推选，而且是现任官兼。这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曹氏政权的目的，即把易以形成朋党浮华之风的名士私家评议收归政府统管，由郡长官推选现任官兼任中正，职掌人物的品第。
中正品第人物，必须提供三个项目：一家世，一状，一品。《太平御览》卷214引《晋阳秋》：“陈群为吏部尚书，制九格登用，皆由于中正。考之簿世，然后授任。”表明魏时已重家世，但还不是唯一标准。
曹操由于政治军事上的需要，多次颁布唯才是举令。所以在品第人物上，虽然家世是不能忽略的，但在初期，恐怕更重才学。如《宋书恩幸传序》：曹魏建立九品中正制，“盖以论人才优劣，非谓世族高卑。”
汉代选举已参考状。状是一个人道德才能的具体叙述。中正所作的状往往止一二句，是为总的评语。
品是根据家世和行状综合作出的评定。品分九等，而一品是虚位，二品实已为最，初期二、三品仍属上品。这里的品是“中正品”，与官品是不同的。
魏初，中正定品尚重乡论。
曹魏初期中正以郡为基层，郡中正是真正发挥品第人物作用的，它们尚为地方士族所专控，而州都只不过总其议罢了。所以位居中央的豪门大族尚没能很好地控制中正制为其服务。但在曹芳以后，情形发生了变化。
可怜的汉代尚书
“尚书”在秦汉时期原是皇帝身边的小官，原属少府所管，一直由宦官充任，到汉成帝时才改用士人，一般人对此是不屑一顾的。//《后汉书*百官志》引《决录注》说：故事尚书郎以令史久缺补之，世祖始改用考廉为郎，以考廉丁邯补焉。邯称病不就。诏问：实病，羞为郎乎？对曰：臣实不病，耻以孝廉为令史职耳。世祖怒曰：虎贲灭头杖之数十！诏问：欲为郎不？邯曰：能杀臣者陛下，不能为郎者臣！
士人宁死不做尚书郎，可见其地位的低下。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东汉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来提高尚书的地位。据谢承所著《后汉书*郑弘传》中所载：尚书郎旧典秩满迁令长，郑弘为仆射，奏以台职任尊而赏薄，人无乐者，请使郎补二千石。这样，尚书的职位一下子提高了好几级。
光武帝刘秀虽置三公，事归台阁的措施，使尚书台的职权日渐其重，地位也随之提高，乃至于公卿御史中丞以下，遇尚书令、仆、丞、郎，皆避车豫相避。台官过，乃得去。8特别是其中的吏曹，负有选举士人任命官吏的职责，更是重要的职位。整个东汉时期，吏部尚书一职几乎为世家名儒所垄断，一般人是无法染指的。
御史中丞本来是御史大夫的属官，职位也不高，仅千石。御史大夫改为司空后，御史中丞便成了御史台的主官，原由御史大夫所执掌的监察纠众官的职责便由御史中丞承担。实际职权的提高，使这一职位越来越重要，人选也越来越严格。当时的人把御史中丞与司隶校尉，尚书台合称为三独坐
宦官，外戚的危害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吏治最腐败，王朝面临全面崩溃之日，也就是外戚、宦官专机之时。翻开二十四史，吕氏夺权，武则天篡位，慈禧临朝等等外戚干政事件屡见不鲜。再以宦官专权而言，从秦二世时赵高指鹿为马，东汉十常侍乱政，唐代高力士弄权，到宋代童贯统辖禁军，明朝魏忠贤大肆淫威，再至晚清李莲英飞扬跋扈，宦官乱政问题一直很严重。历史上，宦官对封建王朝破坏大多起加速作用。为什么外戚宦官干政意味着封建王朝的自发破坏呢？从官僚政治结构来看，外戚和宦官本是封建王朝的异物。他们的来源与封建王朝是不相容的。封建官僚是经过一定的仕途选拔出来的儒臣。他们有相当的封建文化素养，又经过国家机构的统一选拔，方能入仕参政。而外戚与宦官则凭着自己是皇帝宠爱信任的人，便参与朝政，从最高层干预国家政治生活，这本身就意味着封建王朝的破坏。它使得儒臣与外戚、宦官在维护封建王朝还是破坏封建王朝的立场中，处于天然对立状态。这一点，外戚和宦官心里也很清楚。为了扩大自己的政治权力，追求与其相应的经济利益，他们总是要包围皇帝，设法使皇帝远离儒臣。
唐代有个名叫仇士良的大宦官，告老还乡时就对其他宦官传授了盗用皇权的策略。他说，侍候皇帝的要点就是不能让皇帝有闲暇。皇帝一有空必读书，接近儒臣，这样“否属恩且薄而权轻矣”。应该用声色犬马、宝物财货“蛊其心，极侈靡，使悦不知息”。皇帝一旦沉溺于享受，那么使“万机在我，恩泽权力欲焉往哉？”
正因为外戚和宦官是一体化内部的异物，所以外戚和宦官的权势膨胀到相当程度以后，他们就势必和依照宗法一体化结构组成的儒臣不相容。这时，他们便会越发利用权势提拔亲信，进一步破坏封建王朝。这样做的结果是，加剧矛盾，加速吏治腐败，最终酿成内乱。
东汉的党锢之祸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汉章帝死后，窦太后临朝称朕，外戚窦宪便总揽大权。窦姓亲属及其党徒纷纷出任朝官与地方官，造成大批儒生不能入仕的局面。公元92年，汉和帝与宦官郑众密谋，杀了窦宪。结果宦官集团又借翦灭外戚势力之机，掌握了朝政大权。宦官当权后，大事镇压杀害儒生，制造党锢之祸。以后外戚与宦官争权夺利的斗争持续不断。继外威窦宪——宦官郑众之后，还有外戚邓搿鹿俳⒗罟馄菅窒浴鹿偎锍獭馄萘杭健鹿俚コ恢闭厶诘蕉好鹜觥�
唐代自公元820826年，七年之中，就有宪宗、敬宗两个皇帝为宦官所杀。自唐宪宗82o年被杀到公元903年，唐代共有八个皇帝，除敬宗一人是以太子继位外，其余七人全是各派宦官根据自己的需要拥立的。这表明唐代后期，一体化结构已被宦官干政所破坏了。明代司礼太监刘瑾专权，于1508年将三百多名国家在职官员投入狱中，1509年又剥夺了六百七十五个官员的诰勅身份。刘瑾破坏一体化结构可谓肆无忌惮。他夸口说：“满朝公卿，皆出我门”。明末天启年间，魏忠贤更是不可一世，被他的走卒呼为“九千五百岁”，各地修建生祠供奉。魏阉官僚们，也以镇压东林党人为能事，把东林人士和一些正直不阿的文臣武将编入名册，加以杀戮或免职。
这些情况表明，外戚与宦官是宗法之外的势力。他们在得势时便要挟制皇帝，打击儒臣，破坏封建王朝。这时，就会出现政治不稳，危机四伏的局面。
既然外戚和宦官是明显破坏封建王朝的力量，那么，这种力量为什么会包含到封建王朝之中，并且必然膨胀呢？关键在于，外戚和宦官是由皇权的放大而带入封建王朝的。皇权尽管在封建王朝中担负着不可取消的调节使命，但皇帝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并与其所担负的调节任务不相称。朱元璋总揽大权后，每天要批阅奏章一百四十余件，此外还要处理几百件政务。控制论专家艾什比曾经说过，一个人的调节能力，最大不能超过他所能堵塞的系统变异度。也就是说，不能超过他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的选择能力。皇帝为了放大自身的调节能力，不得不依靠某种力量。
外戚虽然不是皇统正宗。但他们是皇帝最亲近的人。宦官地位低贱，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又是皇帝左右的近侍和耳目。因此，皇权利用外戚、宦官来监督控制官僚机构也就是一种不可避兔的选择。从短期看来，它可能是有效的，这两种势力也还可以处于皇帝的控制之下。但长期使用的结果，就必然造成封建王朝自身的破坏，甚至皇帝本人也成为傀儡并身受其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