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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义无返顾地来了，同行的还有服侍他们多年的家仆、佣人，甚至还有他自己为制作犹太人的洁净食物而雇请的屠宰师傅。
对于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及散居于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来说，蒙蒂菲奥里已经是一个传奇人物，在英帝国鼎盛时期，这位富裕的维多利亚准男爵同时兼有地方总管的威望和一个犹太人的尊严，他总是热切地冲上前去帮助他的犹太同胞，从未背弃他信奉的犹太教。蒙蒂菲奥里在英国的独特地位为他提供了帮助：他跨越了新、旧社会，既同那些皇室公爵、总理和主教们打交道，同时也与犹太拉比和金融家们打交道。在古板的道德准则和福音主义希伯来思想居于主流的伦敦，蒙蒂菲奥里正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所认为的那种理想的犹太人。沙夫茨伯里勋爵这样写道：“那个伟大的老希伯来人比许多基督徒都要好。”
蒙蒂菲奥里出生在意大利的利沃诺，但他的财富是在伦敦证券交易所担任犹太经纪人期间获得的，他身份的攀升得益于他与朱迪丝·科恩这桩美好的婚姻，因为朱迪丝是银行家内森·罗斯柴尔德的妻妹。蒙蒂菲奥里追求社会地位和财富只是为了帮助他人。1837年，当蒙蒂菲奥里从维多利亚女王那里获得爵士头衔时，女王在自己的日记里这样描述他：“一个犹太人，一个出色的男人。”在日记中，蒙蒂菲奥里祈祷这个荣誉“可以证明这是犹太人将普遍拥有美好未来的先兆。此外，我为我那有‘耶路撒冷’字样的旗帜自豪地在大厅飘扬感到无比欣喜。”在变得富裕后，蒙蒂菲奥里缩小了生意规模，并经常参加他姐夫或外甥莱昂内尔·罗斯柴尔德的竞选活动，热衷于为英国犹太人赢得政治权利。＇1＇不过，他最被人需要的地方是在国外。在国外，他像一个英国大使那样被各国皇帝和苏丹们接待，在危急时刻，他总能展示出非凡胆识和聪明才智。正如我们所见到的那样，他那次前去大马士革面见穆罕默德·阿里和苏丹的行为就使其声名远扬。
蒙蒂菲奥里发现自己甚至被最有名的反犹主义者所敬仰。在对东正教会和独裁制进行改革的同时，尼古拉一世也开始对数百万俄国犹太人进行压迫。此时蒙蒂菲奥里赶到圣彼得堡，坚称俄国犹太人是忠诚的、勇敢的、可敬的。尼古拉一世礼貌地回复道：“如果他们像你一样就好了。”＇2＇不过，蒙蒂菲奥里在与其他人打交道时更游刃有余些。当他急匆匆赶到罗马交涉一桩反犹阴谋时，一个红衣主教问他，罗斯柴尔德为劝服苏丹颁布关于“血祭诽谤”的禁令而掏了多少黄金，蒙蒂菲奥里答道：“并不比我让你的仆人把我的大衣挂到你家客厅衣架上的费用多。”
蒙蒂菲奥里长久以来的事务伙伴是他的妻子，那个活泼的、长着卷曲头发的朱迪丝，朱迪丝总是称蒙蒂菲奥里为“蒙蒂”。他们似乎命中注定难以家丁兴旺：尽管曾在拉结墓进行过祈祷，他们却从未有过自己的孩子。撇开他的犹太特性以及衣袖里来自耶路撒冷的希伯来信件不说，蒙蒂菲奥里具有一个典型的维多利亚显贵所具有的那些优缺点。他住在公园大道一座豪宅里，在拉姆斯盖特拥有一栋外墙呈雉堞状的新哥特式别墅，他还在后一个住处修建了自己的犹太会堂和一个陵墓，这个陵墓即使不算宏伟，也是极其独特的，因为它完全是按照拉结墓的样式建造的。蒙蒂菲奥里的声调非常洪亮，他的正义感绝不会因为他的幽默而受到影响，他专横的处事方式中透露着一些自负，在鲜亮的外表背后，他有好几个情妇和私生子。实际上，他的传记作家曾披露，在八十多岁的时候，他还和一个十几岁的女佣生了一个孩子，这成为他精力异常充沛的另一个表现。
现在，蒙蒂菲奥里在耶路撒冷寻求购买一块地皮的计划得到了耶路撒冷大家族的支持，他与这些大家族之间都非常友好，即便法官也称他是“摩西人民的骄傲”。阿加（Ahmed Duzhdar Aga）是一个与蒙蒂菲奥里有着二十多年交情的朋友，他将老城外面锡安门和雅法门之间的一块地以一千英镑金币的价格卖给了蒙蒂菲奥里。蒙蒂菲奥里立刻将他的帐篷搬到了新地盘，他计划在这个新地段建立一所医院和一座英国肯特郡式的磨坊，这样犹太人就可以制作自己的面包了。在离开耶路撒冷之前，蒙蒂菲奥里希望帕夏帮他一个特别的忙，这件事与耶路撒冷犹太区的恶臭有关。几乎每个西方人写的游记中都会提到犹太区的恶臭，这股臭味来自一个穆斯林屠宰场，恶臭的存在是犹太人地位低下的一个标记。蒙蒂菲奥里请求帕夏消除这股臭味，帕夏同意了。
1857年6月，蒙蒂菲奥里带着修建磨坊所需的材料第五次返回耶路撒冷，1859年，工程开始。蒙蒂菲奥里并没有修造医院，而是为犹太贫困家庭建了许多救济院，这些救济院被称为“蒙蒂菲奥里小屋”。屋子是维多利亚式的，就像英国郊区那种红砖、锯齿形、嘲笑中世纪建筑样式的俱乐部。在希伯来语中，这些建筑被称为“Mishkenot Shaanim”，意为“欢乐寓所”。然而，从一开始，救济院就被那些强盗地痞劫掠了，那里的居民一点儿也不快乐，他们通常都会潜入城内过夜。磨坊起初确实还生产廉价的面包，不过很快就破产了，因为那里缺少犹地亚的风力，同时也缺少肯特郡人对磨坊的保养。
基督教福音派教徒和犹太拉比一样，都梦想着犹太人的回归——这个希望是蒙蒂菲奥里给他们的。新兴犹太财阀的巨大财富，尤其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财富，激发了正如迪斯累利在此时所持的一个观点，即“希伯来资本家们”将会买下耶路撒冷。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其权力达到顶峰之际，是国际政治和金融的仲裁者，在巴黎、维也纳以及伦敦都极富影响力，他们虽然并没有被说服去购买耶路撒冷，却很乐意出资帮助蒙蒂菲奥里，蒙蒂菲奥里“恒久不变”的梦想就是相信“耶路撒冷注定会成为犹太帝国的中心”。＇3＇1859年，土耳其驻伦敦大使建议蒙蒂菲奥里购买巴勒斯坦，蒙蒂菲奥里也认真考虑过，但对可行性还是深表怀疑，因为他知道处于上升期的英国犹太精英们都在忙着购置英国房产以享受英国梦的那种生活，而对这样一个计划毫无兴趣。最终，蒙蒂菲奥里认为，他深爱着的“以色列人的民族复兴梦”与政治无缘，最好将其留给“神灵部门”来处理。不过，1860年开放的“小蒙蒂菲奥里区”成为在老城之外建立新犹太区的开始。这远非蒙蒂菲奥里的最后一次访问，但是克里米亚战争之后，耶路撒冷再次成为国际社会渴求的目标：罗曼诺夫家族、霍亨索伦家族、哈布斯堡家族以及英国王室都在竞争，他们试图将全新的考古科学与古老的帝国游戏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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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信奉犹太教的犹太人直到1858年才在众议院有了一席之地。新《议会法》最终允许莱昂内尔·罗斯柴尔德成为坐在众议院的第一个有议员身份的犹太人。有意思的是，沙夫茨伯里却一再对此进行反对，作为一个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他真正的兴趣在于犹太人的回归及改宗，以为基督再临作准备。但是很久以后，他却大度地向首相威廉·格莱斯顿建议“把那个出色的老希伯来人（蒙蒂菲奥里）写进英国世袭立法者的名册，登记在册的日子将是上议院的一个辉煌日子”。这个日子来得很快，1885年，在蒙蒂菲奥里死后，英国将第一个犹太贵族爵位授予了莱昂内尔·罗斯柴尔德的儿子内森。
＇2＇ 去往圣彼得堡的路上，蒙蒂菲奥里在维尔纽斯受到成千上万犹太人的热烈欢迎。维尔纽斯是个半犹太人的城市，有许多研究《塔木德》的学者，被称为“立陶宛的耶路撒冷”。但是，尼古拉一世并没有放松他对犹太人的管制，后来当犹太人的日子变得更糟时，蒙蒂菲奥里返回俄国会见了亚历山大二世。据说，在俄国，每个犹太人简陋的小屋里都有一张他们的守护者蒙蒂菲奥里的画像，他就像是犹太人的偶像。后来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导人哈伊姆·魏茨曼写道：“（在平斯克附近名为‘莫托尔’的小村庄里）每当吃早饭时，我爷爷总是会给我讲述那些伟大人物的故事”，“我尤其对摩西·蒙蒂菲奥里爵士访问俄国的故事记忆深刻，那个访问虽然只发生在我出生前一个世纪，却已经成为了一个传奇。实际上，蒙蒂菲奥里尚在人间时，他就已经成了一个传奇。”
＇3＇ 蒙蒂菲奥里是耶路撒冷最著名的慈善家，却不是最有钱的，罗斯柴尔德家族通常会通过他这个渠道把钱转到耶路撒冷，而他的救济院也是在美国新奥尔良大亨犹大·图罗的资助下修建的。1825年，图罗曾支持在纽约北部尼亚加拉河的格兰德艾兰建立一个犹太人家园，项目失败后，他留下六万美元让蒙蒂菲奥里用于耶路撒冷。1854年，罗斯柴尔德家族建造了一所当地急需的犹太医院，在1856年访问耶路撒冷时，蒙蒂菲奥里又建立了一所犹太女子学校，该学校遭到正统派犹太人的反对，随后该校被其外甥莱昂内尔·罗斯柴尔德接管，莱昂内尔以其过世女儿的名字将其重新命名为“埃维莉娜”。不过，耶路撒冷最大的工程要数犹太区靠近胡瓦会堂的提法利特以色列犹太会堂。该会堂是由以巴格达的鲁宾和沙逊家族为主导的世界各地犹太人集体出资修建的，这个美轮美奂的圆顶会堂是犹太区最高的建筑，1948年被毁之前它一直是巴勒斯坦犹太人的活动中心。亚美尼亚人也有他们自己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石油大亨古尔本基安家族。古尔本基安家族经常到耶路撒冷进行朝拜，他们在亚美尼亚修道院建造了古尔本基安图书馆。
39 新宗教
公元1860年—公元1870年
皇帝与考古学家：无知的异国人
1859年4月，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弟弟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奇大公成为第一个访问耶路撒冷的罗曼诺夫家族成员，他在日记中简洁地写道：“我终于成功地进入耶路撒冷”，“这里到处都是人和尘土”。当步行来到圣墓大教堂时，他“饱含眼泪和情感”，而离开这座城市时，他“禁不住哭泣”。俄国沙皇和这个大公还曾经计划过对耶路撒冷进行文化攻势，一份外交部的报告宣称：“我们必须在东方展示我们的存在，但不是通过政治，而且通过教会”，“耶路撒冷是世界的中心，我们的使命也必须在那里”。康斯坦丁大公建立了一个巴勒斯坦学会和俄国轮船公司，目的是运载来自敖德萨的俄国朝圣者。他还视察了占地18英亩（约7。3万平方米）的俄国人的地皮，在这块场地中，罗曼诺夫家族开始修建一个小型的有莫斯科风格的小镇。＇1＇很快，来到耶路撒冷的俄国朝圣者越来越多，因此罗曼诺夫家族只好额外搭建帐篷来供他们住宿。
英国人和俄国人的做法简直一模一样。1862年4月1日，阿尔伯特·爱德华，这个胖胖的、二十岁的威尔士王子（未来的爱德华七世），在一百个土耳其骑兵的护卫下骑马进入耶路撒冷。
王子暂住在耶路撒冷城外一个大营里，他非常兴奋，想在胳膊上弄一个十字军的刺青。他这次访问无论是在耶路撒冷还是在英国国内，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爱德华王子的访问不仅加快了英国政府对詹姆斯·芬恩的罢免——芬恩被指责在其二十多年的管理中刚愎自用，飞扬跋扈，对财政问题处理很不得当——而且强化了一种感觉，即耶路撒冷不知怎地成了英国的一小部分。王子在威斯敏斯特主教阿瑟·斯坦利（Arthur Stanley）的引导下参观了耶路撒冷的各个遗址，斯坦利极具影响力的关于圣经故事和考古猜想的书籍曾使一代英国读者确信耶路撒冷“是从我们孩童时代开始，就比英国更值得我们珍视的一块土地”。从19世纪中叶开始，考古学突然间不仅成为一门新的研究过去的历史科学，而且成为掌控未来的一种方式。难怪考古学立马就有了政治色彩，它不仅成为一种盲目的文化崇拜、社会风尚以及皇室业余爱好，而且成为建造帝国的手段之一，并且促成了军事间谍行为的扩张。考古学成了耶路撒冷的世俗宗教，而且在帝国主义基督教徒如斯坦利主教的手中，考古学成了服务上帝的一种科学，因为如果考古学上的发现能够确认《圣经》及耶稣受难和死亡的真实性，那么基督徒就可以宣称自己对耶路撒冷这片土地的所有权。
俄国人和英国人并非孤军奋战。许多大国的领事、笃信宗教的部长们都把自己想象成考古学家，不过只有美国基督徒才真正创立了现代考古学。＇2＇法国和德国人并没有落后太多，他们都带着坚定的民族精神在追寻考古学上的精彩发现，而他们的皇帝和总理们也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