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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发展的新城从建筑样式上来说带有很强的折中主义色彩，因此，今天耶路撒冷的房屋和所有郊区看起来好像属于世界上任何地方，就是不属于中东地区。19世纪末修建的基督教新建筑包括二十七座法国女修道院，十座意大利修道院和八座俄国修道院。＇6＇当英国和普鲁士共享主教辖区的日子结束后，英国圣公会建造了他们自己坚固非凡的英国圣乔治大教堂，并任命了一个英国圣公会主教。但在1892年，土耳其人也在大兴土木：阿卜杜拉哈米德又增添了新的喷泉，建造了新门，并允许人们从此直接进入基督教区。1901年，为了庆祝他登基二十五周年，他又在雅法门修了一个钟楼，这个钟楼看起来好像是属于英国郊区某个火车站的。
同时，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希腊人和德国人都在旧城外面的新城进行垦殖。1869年，七个犹太家庭在雅法门外建立了“七家之区”（Nahalat Shiva）。1874年，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开始在米歇雷姆定居，这里现在是一个哈西德区。1880年，犹太人达到一万七千人，在新城形成了绝对多数，他们有九个新郊区。同时，阿拉伯大家族也在大马士革门北边的谢赫贾拉建造他们自己的侯赛尼区和纳沙希比区。＇7＇据说，大家族的阿拉伯豪宅天花板上的装饰是土耳其和欧式混合风格。一个侯赛尼家族的人建造了“东方寓所”，该建筑的入口大厅里绘有鲜花和几何图案；另一个叫拉巴赫·埃芬迪·侯赛尼的人建造的豪宅则具有帕夏房间的特征，该建筑高高的圆顶上绘有蓝色天体，周围的框架是镀金的叶形装饰。“东方寓所”后来成了一个酒店。再后来，在20世纪90年代，它成了巴勒斯坦当权者的耶路撒冷指挥部，而拉巴赫·侯赛尼的豪宅则成了耶路撒冷最有名的美国家庭的家。
美国的“胜利者”派：一直温着耶稣的牛奶
1873年11月21日，安娜·斯帕福德（Anna Spattord）及其四个女儿在乘着“维拉·德·哈瓦里”号轮船横渡大西洋时，与另一艘船相撞。船沉水之后，她的四个女儿全部溺水而死，只有安娜一个人活了下来。得知自己的女儿全部罹难后，她很想紧跟着她们投水自尽。然而她并没有这样做，而是给她丈夫、一个成功的芝加哥律师霍拉肖发了一封悲痛欲绝的电报：“只有我活了下来。我该怎么办？”后来斯帕福德一家放弃了他们原先的生活方式，来到了耶路撒冷。一开始他们就遇到了更多悲剧：他们的儿子因猩红热而惨死，原本六名子女的家庭只剩下一个六岁的孩子柏莎。安娜·斯帕福德相信自己“之所以能够被宽恕而活下来肯定是有原因的”，不过这对夫妇也对他们的基督教长老会愤怒不已，因为长老会认为他们一家的遭遇是上天惩罚的结果。后来斯帕福德夫妇成立了自己的救世派别，该派被美国媒体称为“胜利者”，他们相信在耶路撒冷好好工作、犹太人回归以色列地并改宗，将会加速即将发生的基督再临。
1881年，只有十三个成人和三个小孩的“胜利者”（他们后来成为耶路撒冷美国侨民区的中坚力量）在靠近大马士革门的一所大房子里住了下来。1896年，瑞典福音教会的一些农民加入了他们的队伍，这时他们需要一个更大的大本营，因此他们租下了拉巴赫·侯赛尼在通往那不勒斯道路上的谢赫贾拉地区的宅第。霍拉肖于1888年与世长辞，不过他的“胜利者”派却得到了长足发展。该派在耶路撒冷宣传基督再临，劝说犹太人改宗，将他们的侨民区发展成为一个福音派的慈善场所，那里有不止一个医院、孤儿院、施粥所，还有他们自己的照相馆、一个商店，以及一所学校。他们的成功引起了在巴勒斯坦长期任职的美国总领事西拉·梅里尔（Selah Merill）的仇视。梅里尔是马萨诸塞州公理会的一个牧师，是个反犹主义者，还是马萨诸塞州安杜佛学院的教授，一个不太专业的考古学家。梅里尔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一直企图摧毁该侨民区的居民，他指控他们是庸医，是反美主义者，是淫荡的人，是贩卖儿童的人贩子。梅里尔还威胁说要派卫兵驱逐他们。
美国媒体称，这些侨民每天都在橄榄山上沏茶，为迎接基督再临作准备。《底特律新闻报》说：“他们时刻保持着牛奶的温热，以免上帝突然来到；马屁股上也时刻装有马鞍，以免耶稣突然出现；而且有些人还说，他们是永远都不会死亡的。”1882年，这些人在耶路撒冷考古学上扮演了一个特殊角色，他们与英帝国的一个英雄交好，而此人正是英帝国接受《圣经》和刀剑的象征。
在帮助清政府镇压了中国的义和团起义、控制了苏丹后，“中国人”查尔斯·戈登将军在施洗者约翰的村庄安凯伦住了下来。随后，他来到耶路撒冷学习《圣经》，并在美国侨民区最初使用的房子的屋顶欣赏风光，在那里，他确信骷髅头一样的山的对面就是基督被钉死之地各各他。由于他不遗余力地宣传这一观点，后来他所谓的“花园墓”竟然成了圣墓的替代品引来新教徒朝拜。＇8＇“胜利者”对许多精神比较脆弱的朝圣者非常宽厚仁慈，柏莎·斯帕福德称他们是“安拉花园的卑微者”。她在其回忆录中写道：“耶路撒冷吸引了各种各样的宗教狂人和怪人，这些人有不同程度的精神错乱。”有些美国人视自己为“以利亚、施洗者约翰，或者其他先知，还认为有许多救世主都在耶路撒冷四处游荡”。其中有一个“以利亚”试图用石头杀死霍拉肖·斯帕福德。一个名为提图斯的得克萨斯人认为自己是个世界征服者，不过在触摸过未婚女子之前需要克制自己。还有一个富有的荷兰女伯爵设计了一个宅第，用以收纳《启示录》（7。4）上面所说的十四万四千个被赎回来的灵魂。然而，并非所有在耶路撒冷的美国人基督徒都能接受犹太人。梅里尔总领事憎恨犹太人正如他憎恨“胜利者”组织一样，他称犹太民族是一个高傲自负、为钱入迷的“软弱民族，塑造不出战士、殖民者，也塑造不出公民”。
慢慢地，美国侨民区欢快的赞美诗吟诵和慈善行为使他们与所有派别和宗教都结成了朋友，成为召集每个交游广阔的作家、朝圣者和统治者的第一站。塞尔玛·拉格勒夫（Selma Lagerlof）是个瑞典女作家，她曾与斯帕福德一家一起住过，她的小说《耶路撒冷》赢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使得该侨民区一举成名。1902年，在雅法开着一家酒店的普拉托·冯·乌斯季诺夫（Plato Von Ustinov）男爵在雅法开了一家饭店，当他问起是否能让他的客人住进美国侨民区时，无意中开启了将此处改造成饭店的可能。然而，如果说耶路撒冷这座城市是被西方人改造的，那么在19世纪末，它却是被俄国这个东正教农民和受迫害的犹太人聚居的帝国控制的，这两种人都无法自持地向耶路撒冷挺进，都从敖德萨乘坐轮船向耶路撒冷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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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哈西德派，希伯来语意为“虔敬”，在耶路撒冷处于上升态势。他们是17世纪神秘主义的继承者，仍旧穿着那个时代独特的黑色衣服。18世纪40年代，一个来自乌克兰的名为以色列·本·埃利泽的信仰修复者取用了巴尔·谢姆·托夫（意为“美名大师”）的名字，发起了一个对《塔木德》研究产生挑战的大规模运动。该派提倡在祈祷、歌唱、舞蹈及践行神秘行动时达到癫狂状态，以此来接近上帝。他们的首要反对者是维尔纳加昂，加昂斥责这些是民间迷信，强调对传统《塔木德》研究的必要性。他们之间的冲突与神秘主义苏菲派和严苛的伊斯兰保守派（沙特瓦哈比派）之间的冲突很相似。
＇2＇ 一种以毛、棉或人造丝织就的粗布料。——译注＇3＇ 18世纪60年代，哈立迪家族开始组建一座图书馆，该馆收藏了五千余册伊斯兰书籍，其中一些书的年代可以追溯到10世纪，此外还有一千两百多份手稿。1899年，拉希布·哈立迪将他的收藏与优素福以及他的侄子们的收藏合并起来，于第二年开设了哈立迪图书馆，该图书馆位于西西拉街马木鲁克王朝巴克汗陵墓附近，现在仍保存完好。
＇4＇ 在查尔斯·威尔逊和康德上尉及“巴勒斯坦探索基金会”考古学家们的指引下，两位王子参加了一个塞法尔迪犹太家庭的逾越节家宴，并对这个“欢乐家庭聚会”“十足的家庭生活记忆深刻”。他们甚至对那些人身上的刺青异常兴奋。乔治王子写道：“我被那个曾经为爸爸（威尔士王子）文身的人文了刺青。”
＇5＇ 库克办公室外面的标记是这样的：“托马斯·库克和儿子有耶路撒冷最多的翻译和赶骡人员，有最好的敞篷轿车、四轮马车、营帐、马具等！”新大酒店的建筑有罗马建筑的遗风：该酒店是第二道城墙的一部分，瓦片上刻着第十军团的标志，还有一个由奥古斯都皇帝的使节树立起来的圆柱，该柱子被当作路灯灯座使用了数十年。
＇6＇ 德国建筑学家和考古学家康拉德·希克是他那个时代最多产的建筑师，他设计的建筑对鸽笼式进行了大胆挑战，他自己的家、塔伯宅以及他设计的小教堂，都显示出德国、阿拉伯以及希腊罗马样式的遗风。
＇7＇ 侯赛尼和其他大家族，如新兴的纳沙希比家族，在商业热的过程中变得更加富有。侯赛尼家族的一员负责为新建的铁路提供枕木。1858年，《土耳其土地法》将许多古老的瓦克夫私有化，这使得大家族们迅速成为绝对富有的土地所有者和商人。阿拉伯农民是这次改革的输家，只好任由这些封建在外地主摆布。因此，最后一个哈米德总督劳夫帕夏称这些大家族是“寄生虫”。
＇8＇ 戈登在耶路撒冷停留的时间因苏丹的马赫迪起义而缩短。他被召回管理苏丹，后来遭到围攻并被杀死在苏丹的喀土穆，据说他死时仍拿着他的《圣经》。花园墓并非“美国垦殖地”唯一的考古学成就，正如我们很早就看到的那样，是雅各布·埃利亚胡发现了在西罗亚隧道工作的工人留下来的铭文，埃利亚胡是一个被伦敦犹太人布道会劝说改了宗的犹太人的儿子，而这个犹太人父亲曾背叛美国侨民区。
41 俄国人
公元1880年—公元1898年
谢尔盖大公和大公夫人埃拉
俄国农民（其中许多是妇女）经常从他们所在的村子一路向南走到敖德萨，踏上去锡安山的旅程。他们穿着“垫得厚厚的大衣以及有毛皮衬里的短上衣，戴着羊皮帽子”，妇女额外再“穿上四五层衬裙，头上戴着灰色的围巾”。斯蒂芬·格雷厄姆（Stephen Graham）是一个英国记者，他曾经留着蓬松浓密的胡须，穿着俄国农民的罩衫，伪装成完美的俄国人同他们一起旅行。他说这些俄国农民已经买好了自己的寿衣，并感到“当他们到过耶路撒冷后，他们日常生活中需要做的重要事务都会结束。因为前往耶路撒冷的农民，就某方面来说，他们在俄国的人生已经结束，正如新教徒将其全部关注都以生命为中心展开一样”。
他们乘着花重金买来船票的轮船航行，住在“黑暗的、充满污秽的货仓里”，“在一次风暴中，当桅杆坏了之后，货舱里的农民到处翻滚，就像尸体一样，或者一个抓着另一个，就像疯子一样，这场景比任何可以想象到的矿井都要糟，而臭味则比任何火焰都要难忍”。在耶路撒冷，这些人受到了“一个人高马大的黑山人导游的迎接，此人身穿‘俄国巴勒斯坦协会’的华丽制服——深红色和奶油色相间的斗篷、骑马用的短裤——引导他们走过耶路撒冷的街道”，他们周围到处都是“阿拉伯乞丐，几乎裸着身子，丑陋得难以言说，还哀号着向他们索要铜币”，导游一直将他们带到俄国大院。在这里，他们住在“一天三个便士”的宽敞却拥挤的宿舍里，在餐厅里喝着芥麦粥、白菜汤、大杯的克瓦斯根啤酒。那里的俄国人如此之多，因此“还有阿拉伯男孩子们在旁边跑过，大声用俄语喊叫道‘莫斯科人，很好’”。
在整个前往耶路撒冷的旅程中流传着这样一个谣言：“船上有个神秘的乘客。”当他们到达耶路撒冷并大声喊叫着“哦，上帝，你有无上的荣光”时，他们可能会说“耶路撒冷有个神秘的朝圣者”，而且还会宣称自己在金门或希律墙见到了耶稣。格雷厄姆说：“他们一整晚都在圣墓大教堂那里度过，在那里拿到圣火，并用帽子将其熄灭，这些帽子他们将来去世时会带进棺材。”不过，他们还是越来越为“耶路撒冷这个为富裕的观光者而准备的尘世欢乐之地”而震惊，尤其是为“众多奇怪的、脏兮兮的，又长满蛀虫的颓败的”教堂而震惊，“那里是死亡的摇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