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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赤壁之战曹操大败，幸亏华容道关云长一念之差，义释了曹孟德。曹操刚脱离危险逃到南郡之后，当时就大哭三声，说“哀哉奉孝，痛在奉孝，惜哉奉孝！”那意思是说他手下的大谋士郭嘉郭奉孝可惜死得早，要是郭嘉在世，就会提醒他，不会让他在赤壁大败。曹操手下的谋士一听脸都红了。可事实上，像荀彧、程昱这些人都提醒过他，要他防止周瑜用火攻，可他不听啊。现在失败了，他一点都想不起自己的责任来，三声思念郭嘉的痛哭，那就是在埋怨他手下的那些谋士，第一时间把失败的责任推给了别人。
其实，也难怪曹操会这样，因为人同此心。但凡在意外失败后，人都会有这种心理特点。而且，谁在自己的失败中获得了利益最大，自然谁搞阴谋的嫌疑和责任也就最大。
那么，《明史》是不是也是因此才信马由缰、信笔由手地胡写这段历史的呢？
这倒还真不是。
说起来，清人修《明史》，虽然不太严谨，但也不至于会想当然地瞎写。之所以有关张居正的很多事有很多明显的漏洞，而《明史》又照说不误，是因为《明史》受了一个人和一本书的影响。
这个人就是张居正的同学王世贞，这本书就是王世贞写的《嘉靖以来首辅传》。
《明史》中有关嘉靖以来几位内阁首辅的传记几乎在内容上就是完全照着王世贞的这本书来写的，有些地方甚至在语句上都丝毫不差。
这位王世贞，我们以前也提到过，他是嘉靖到万历年间的文坛领袖，也是位大史学家。据说《金瓶梅》就是他写的，为了报杀父之仇，他用泡过毒水的《金瓶梅》杀死了严嵩的儿子严世蕃。
虽然王世贞有没有策划过这起“《金瓶梅》杀人事件”还有待于考证，但他倒确实是个情绪型的人物。严嵩杀杨继盛的事件中，他四处奔走营救，不仅把自己的父亲拖进了政治斗争的泥潭，甚至在杨继盛被杀当时，也只有他一个人敢于到刑场，脱下自己的官袍为杨继盛收尸。
王世贞虽然跟张居正都是嘉靖二十六年的进士，算起来那叫“同年之好”，也就是一种同学关系。但可惜，两个人的关系并不好。尤其是到了张居正执政的万历年间，王世贞曾经上书讽刺过张居正权高震主，并由此受到政治上的打击，这使得王世贞一度对仕途心灰意冷。在这种情况下，再加上当事人高拱对张居正的指责，还有大众在心理上对张居正千夫所指的猜忌，更有王世贞他自己心血来潮的情绪和认识，所以在他的笔下，张居正若隐若现地站在了“阴谋家”的“阴影”下，那也就可想而知了。
我读史书的时候，经常会忍不住地想，像张居正这样的改革家，也一定是个孤独者。而像张居正这样的孤独者，又该会有怎样的心理世界呢？
他一定跟我们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不太一样，他也要功名，但他这样的改革家，要的一定是“功名”里的那个“功”，而不是后面的那个“名”。只有彪炳史册的辉煌功业，大概才是他留给历史的最好证明。而别人的非议，甚至是史书的非议，他大概在心里用一句“清者自清”就可以轻易地超越了。
可是话说回来，要建功立业，终究避不开人言，也避不开人事，对于高拱罢官之后的崭新的人事关系，尤其是这其中还牵扯到一位神秘的女子，张居正又会怎么做呢？
请看下集：《精神之恋之谜》。
第十二讲 精神之恋之谜
高拱在与冯保的斗争中意外落马，细究起来，关键只是因为自己的一句口误。
他说：“十岁的万历做天子，年龄实在太小了。”
这就叫祸从口出，让冯保抓住了把柄，做足了文章，使得那个被高拱忽视了的最关键的女人，也就是万历的生母李贵妇在政治态度上发生了动摇，从而导致了高拱的撤职和被逐。
在高拱离任之后，因为国不可一日无相，所以作为内阁次辅的张居正就立即接替了高拱的位置，成为了内阁首辅。
我们用了两讲的内容，辨析了《明史》所谓张居正参与了冯保陷害高拱的“阴谋论”的观点。可以发现，陷害高拱的只是冯保，不是张居正；而决定高拱命运的，则是万历的母亲李贵妃，也不是张居正。
贵妃
说到这位李贵妇，《明史》里头虽然有她的传，但记载也不是很详细。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她姓李，但到底叫什么名字，《明史》里也没有明确地说。在野史和民间传说里，说这位李贵妃有个很通俗的名字，叫李彩凤。
这个名字之所以很通俗，是因为她倒确实来自于民间。
李彩凤的爹李伟原来只是河北农村里的一个泥瓦匠，后来实在穷得过不下去了，才拖家带口地到了北京来谋生。到北京还是过不下去啊，所以李伟后来一狠心，就把女儿李彩凤卖到了当时的裕王府，做使唤丫头。
李伟这一辈子都鼠目寸光得很，唯独这件卖女儿的事儿，将错就错，反倒促成了李家的飞黄腾达。
当时的裕王就是后来的隆庆皇帝，他一时兴起，临幸了当时作为婢女的李彩凤。而李彩凤呢，虽然长得很漂亮，但长得好还不如生得好，当年就给隆庆生了个白胖小子。这个孩子就是后来的万历。
因为隆庆的正室陈王妃只生过一个女儿，而且没多久还夭折了，所以隆庆还没有登基之前，就把李彩凤封为了才人。后来隆庆登基了，陈王妃成为了陈皇后，而李才人就升格成了李贵妃。
李贵妃总共给隆庆生过两个儿子，而且隆庆后来总共也就这两个儿子。这下李彩凤的地位，那就可想而知了。
但我们说这个李彩凤不愧是穷人的孩子，质朴得很。她在宫中并不恃宠耍威，对于陈皇后，她更是恭敬得很，这从一个小事就可以看得出来。据说不论是在隆庆生前还是隆庆死后，也就是李彩凤的儿子万历登基之后，李贵妃对陈皇后都是一样的尊敬。她每天早晨都要带着小万历到陈皇后那儿去请安，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不论刮风下雨，从不间断。
陈皇后因为跟她感情很好，所以几次都说：“妹妹，不要拘这样的礼，况且孩子那么小，每天一大早拉他起床来请安，孩子多辛苦啊！”
可李贵妃怎么说呢？她说：“这是老辈传下来的规矩，我怎么敢违反祖宗的规矩呢？而且，这对孩子也是种教育，也是有好处的。”
你看，从这种小事儿，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第一，这个李贵妃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后宫中一位难得的聪明而且贤德的女人。
在充满尔虞我诈的后宫中，她知道和平共处、与人为善才是生存的基本法则。即使是在十岁的万历登基之后，也就是她基本上已经算是“垂帘听政”之后，她对陈皇后的谦恭与感情还是丝毫不减，说明这个人在本性上也是非常善良的。
第二，她这种言行上对自我的约束，一方面出于善良的本性，另一方面也出于一个母亲对孩子的教育之心。
我们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等到隆庆死了，李贵妃就更注意对万历的教育了。可以说，如何把小万历培养成一个好皇帝，才是这位母亲最大的心事。所以她不辞辛劳，从生活的点滴做起，也是为了给孩子一个好的影响。
可以说，也正是出于这种母亲对孩子命运的关注，使得李贵妃在隆庆死后突然就紧张了起来。
为什么呢？
道理很简单，因为四个字——“主少国疑”。
也就是十岁的万历登基，他一个十岁的孩子怎么才能当好、当稳这个天子呢？而面对这么一个小孩子的天子，那帮阁老大臣们又会动什么心思呢？
这无疑是李贵妃最担心的问题。
而不识时务、不识大局的高拱，一头就撞进了李贵妃的这种担心里。他那句“十岁的孩子怎么做天子呢”正喊出了李贵妃心里的恐惧与忧虑。这下好，一下就激发出了一个母亲保护孩子的本能，也就是“护犊”的本能，所以李贵妃终于忍不住走上了政治的前台，亲手驱逐了高拱。
但李贵妃终究是一个善良的女性，她不像慈禧太后或武则天那样有着天生对权力的渴望，所以她注定不会真的来垂帘听政。
于是在赶走高拱之后，在“主少国疑”的局面同样没有消除的情况下，李贵妃急需一个依靠，一个虽然不能说是政治上的依靠，但至少可以算是心理上的依靠。所以在这种需要下，一个机会应运而生了——在李彩凤的命运里，在那个贵为皇帝的隆庆死后，第二个最重要的男人出现了。
他，就是张居正。
沟通
张居正不像高拱。
他在高拱跟冯保的斗争中拣了个便宜，应该说，他并不拒绝拣这样的便宜，甚至也有可能渴望拣到这样的便宜。但他需要拣这个“便宜”，是因为他希望朝廷能给他一个机会，而他也能给这个行将就木的大明王朝一个机会。也就是说他的报国之心、改革之志让他心甘情愿地去拣高拱和冯保斗争后剩下来的这个“大便宜”，虽然这会落下口实，但相比较于他心中的政治理想而言，这又算得了什么呢？
所以，在高拱退职后，张居正勇挑重任，接替了高拱的位置，担起了大明王朝的担子。
当然，对此他并不是兴高采烈，相反，却是如屡薄冰、如临深渊。
为什么呢？
有两个重要的原因。
一是高拱留下来的是一个烂摊子。
虽然这个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烂摊子的局面并不能说是高拱造成的，这主要是前朝积累下来的弊病造成的，但一向以能干事儿著称的高拱对于改变这种局面并没能起到多大的作用。他虽然在任上也做了不少事，但往往是拆东墙补西墙，许多方面都没能解决根本问题。比如到高拱罢职的时候，国家财政已经空虚到了极点，户部里连一点多余的银两都没有了，人员工资都要发不出来，整个国家机器眼着看就没有“money”这个“润滑油”了。
另外，由于高拱喜欢结党、搞派别，所以整个官僚队伍也渐渐形成了党争的风气，这比财政上的漏洞还可怕。这些都是张居正要面对的难题。
第二，比这些政治难题更让张居正感到为难的，就是如何面对李贵妃和小万历这对孤儿寡母。
从高拱的失败里，张居正分明看到了那个少年天子的身后站着一个强势的母亲。虽然强势，却又在内心深处有着无助的感觉，所以她在驱逐高拱的诏书里才会说：“大学士拱揽权擅政，夺威福自专，通不许皇帝主管，我母子日夕惊惧。”这“日夕惊惧”四个字，表现出来的那完全就是一幅惊弓之鸟的形象，虽然可能夸张了点儿，但李贵妃的那种无助的心理还是明白地表现出来了。
那么，张居正该如何既能顺应李贵妃的强势，又能安抚这个女人的无助呢？
这在眼前，明显比应付高拱留下来的那个烂摊子还要来得重要得多。高拱就是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失败了。所以这也就可以看出张居正的聪明来了，他不像高拱，在隆庆死后，什么太监、内阁、内政、外政，那都不是当务之急。当务之急的是最高权力背后那个需要理解与帮助的女人。
所以，张居正一接替高拱之后，立即做了这样几件事。
第一件，就是给李贵妃上封号。
按照规定，皇帝死后，皇帝活着的老婆就可以称“皇太后”了。因为李贵妃是万历的生母，所以她也可以称皇太后，这是宫廷礼仪规定的，没什么问题。但这个规定里还有一个细则，那就是陈皇后作为隆庆的原配，称皇太后之后，在这个称号前可以加两个尊字，比如陈皇后后来就叫仁圣皇太后，而李太后因为不是原配，所以虽然可以称皇太后，但前面不能加像“仁圣”这样的尊字。
张居正一上台，冯保就提出了要求，说李太后的称号前也应该加尊字，可礼部坚决不同意。
我们现代人可能会觉得这称号前加几个字有什么关系，又不要出钱、出力，别说加两个，加二十个也随你便啊。可是别忘了，中国古代社会可是个礼法社会，最讲究这些虚头八脑的表面形式。你只要想想嘉靖为了给他爹上个太上皇的封号跟大臣们闹了几十年，就可知这件事儿的难办了。
张居正的脑子比较活，他认为这个称号的问题不是原则问题，政局的稳定，各方的和谐共处才是关键。所以他力劝当时的礼部尚书潘晟解放思想，放下包袱，最后给两宫太后同时都加了尊字。陈太后叫仁圣皇太后，李太后就叫慈圣皇太后。
有人会认为张居正这是“拍马屁”。
其实，这叫“润滑剂”。
西方公共关系学大师卡耐基曾经称赞过中国人的“拍马屁”，说如果不考虑这个词的贬义，如果既不损害做人的原则，也不损害别人的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