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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虽然在水利上不专业，但他在人事上很专业，所以他不管河漕大臣之间的争执，私下里去寻找能治理黄河水患的专门人才。他相信不管是什么专业的问题，一定会有专门的人才，只是看你作宰相的能不能找得到。
他打听到原来工部有一个叫潘季驯的低级官吏，多年参加黄河与漕运的治理，相当有经验，但他的方法往往不为上层所重视，所以一直屈居下僚。张居正为此亲自登门向潘季驯请教。潘季驯哪想到堂堂内阁首辅会跑到自己家里来登门请教，所以当时就被搞得晕乎晕乎的。
张居正一进门就看到潘季驯模拟黄河水道做的一些研究模型，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实践型的人才。再听了潘季驯有关治理黄河的见解与观点，从谈吐中更加确定了这是一个能干事的循吏。所以他下定决心，越级提拔潘季驯来主持黄河治理的工作。
同时，为了保证不让官场上的扯皮和纷争给潘季驯造成不必要的麻烦，他又上奏万历帝，把两个相关的职能部门河道与漕运合并裁减成一个，让潘季驯来总理河漕。
所谓“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张居正赋予潘季驯治理河漕的最高权力，并亲自为其开展工作肃清了一切障碍。
潘季驯誓死以报张居正的知遇之恩，果然殚精竭虑，以大智慧解决了黄河水患，并因此在万历朝受到百姓的爱戴与朝廷的嘉奖。后来，张居正死后，长大了的万历皇帝对张居正进行清算，潘季驯不避嫌疑，站出来坚决为张居正辩护。万历碍于潘季驯的盛名，才没有对张家赶尽杀绝。
可以说，张居正的知人善用，不仅为万历新政的推行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也为自己的身后事预留了一份意想不到人情财富。
所以说，人事问题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就看你主政者的心中存的是私心还是公心。张居正一片忠心为国，再加上他目光如炬，精擅这三条用人的艺术，所以他的万历新政能够顺利推行，那也就是意料中的事儿了。
但我们说，官僚队伍如此庞大，你一个宰相再目光如炬，也不能事无巨细全都照顾到。官僚机构拖沓、敷衍的工作作风，也就是官僚主义的工作作风，那不是换几个人就可以根本解决的。如果解决不了这一点，国家机器的高效运转还是一句空话。
面对这个可以说是千古以来的难题，张居正这位聪明的宰相又会怎么做呢？
请看下集：《神奇的考成法》。
第十五讲 神奇的“考成法”
我有一个习惯，就是不太相信自己。
这个不相信自己并不是不自信，而是不相信自己的记忆力。
但凡有个什么事要做，或者下一步的工作计划，我都不敢把它们完全交给自己的脑子，而是非要把它们写下来不可。所以我身边一直有这样一个本子，上面写着所有马上和即将要做的事，大到几月几号要给学生开一场讲座，小到下班回家按老婆交待要到超市买瓶酱油，我都会把它们记下来，再照着本子上记的事情和日程逐条去做、去完成。
这样的本子我用过很多个了，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叫“考成簿”。
有人会笑我，说你看上去也没那么老啊，怎么记忆力就变得那么差了？买个酱油这种事儿还非得写下来，难道这你都记不住吗？
您还别说，我这人的缺点还就是容易忘事儿，但这并不是我要用这个考成薄的主要原因。
我之所以这么多年来喜欢用考成簿来记事儿，是因为这是我向一位古人学习的一个绝招。这一招用过之后，我发现，这样做对我的生活确实产生了很积极的影响与改变。
这个传授我这一绝招的古人是谁呢？
他就是明代万历时期的内阁首辅、被国学大师梁启超先生称为是明朝历史上唯一一位政治家的张居正。
有人会说我这是故弄玄虚，说什么张居正传授，那本子还叫什么“考成簿”，其实不过就是记事簿呗，这种方法我们老早就在用了。
这说的也倒不假，其实我这个考成簿，它本质上也算是个记事簿，但运用记事簿这一方法要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它的源头倒确实起自于张居正。
这就要说到我为什么把那个记事的本子叫作“考成薄”而不叫“记事簿”了，那是因为这个颇具创意的工作方法，在张居正创立它的时候，它的原名叫“考成法”。
当然，张居正创造的这个“考成法”，说起来就不是记事簿这么简单了。
那么，这个“考成法”到底不简单在哪些地方呢？
难题
说起考成法，就要说到张居正要推行万历新政时首先要面临的两大难题了。
第一个问题：官僚主义。
虽然官僚主义是个外来词，但这种不敬业、不专业、不负责任、扯皮推诿、人浮于事、事因人败的工作作风在我们中国的官场上，从古到今，倒是颇为盛行的。我记得《毛主席语录》里就有过一条，叫“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毛主席之所以谆谆教导，那就说明官僚主义现象在我们的政府部门里也已经是个问题了。
事实上，历朝历代，不论什么时候，要想做出点成就，第一个要面对的难题往往就是官场上官僚主义盛行的问题。
我们一般理解的官僚主义主要是扯皮推诿、人浮于事，其实这只是表面现象。这些官僚之所以不负责任、人浮于事，根本原因还是因为他们干不了事。明代有首童谣，讽刺官场上的官员说：
“儒生曳白，无如国子监……天文固陋，无如钦天监；音乐舛谬，无如太常寺……书之恶劣，画之芜秽，无如制诰两房、文华、武英两殿。”（阮葵生《茶余客话卷二明官场弊事》）
翻译成白话就是：考试交白卷的，总是出身于最高学府国子监的；最不懂天文的，刚好都进了天文台；五音不全的，正主持着国家乐府机构；写字难看、画画像鬼的，莫过于文华殿上的大学士们！
明代的野史里还记载过这样一个司法笑话。说有一个人夏天的时候住店，第二天早晨走的时候偷了店家的一张席子。被店主人发现了，就扭送到衙门里了。结果县官要判偷席子的这位死刑。旁边师爷一听傻眼了，说偷张席子判死刑，这恐怕没有法理依据吧？
哪知道这位县官一摇头，说怎么没有司法依据啊，孔圣人不就说过“早闻盗席，死可以”吗？
师爷一听啼笑皆非，心的话人家孔子说的是“朝闻道，夕死可以”，那意思是早晨听到了人生的至理名言，理解了人生真谛，哪怕晚上就死去那也没有遗憾了。结果这位白字先生不会断句，以为是听到有人“盗席”，那这盗席的人也就“死可以”了。堂堂一个县官就这么不学无术，窥一斑可知全豹，整个官场什么样也就可想而知了。（事见《笑海丛珠·官引法书》）
当然，这也可能只是一个笑话，但也很能说明问题。可问题是这些不学无术、又不负责任的官僚为什么能充斥官场呢？
从根本上说，还是官场给官僚主义提供了这样一个氛围。在官场上，正派斗不过帮派，水平斗不过酒瓶，成绩斗不过关系，干部能上不能下，大家拉帮结派，机构随之臃肿膨胀。风气一旦形成，想改变，那真是千难万难。
所以国家就像一个人，“痛则不通，通则不痛”，官僚系统人浮于事、事因人败，那就是国家机器不能高效运转的症结所在。于是张居正开出了一剂“舒筋活血、打通经络”的药方，这就是鼎鼎有名的“考成法”。
第二个问题：变法观念。
我们知道，万历新政本质上是一场改革变法运动。跟历史上所有的改革变法运动一样，它首先面临的一个难题就是如何让因循守旧的官场与百姓接受变革的新观念。
当年王安石变法，遇到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官场上下对他变法运动的自觉抵制。
为什么会抵制呢？
历史书上当然都说是他的变法触动了以司马光这些人为代表的大地主阶级的利益。但我们要知道，司马光在王安石变法里虽然是个“反对派”，但他不是“反动派”啊！他也不是什么坏人啊！他也是个一心为国的忠臣啊，他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出发点也是为了国家的前途考虑，只是他考虑出的治国方略跟王安石不同罢了。他怎么可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来阻挠王安石变法的呢？
从阶级论的角度来简单的下一个总结那当然是容易的，但就当时的具体情况而言，实情情况远比一句“变法触动了大地主阶级的利益”要复杂得多。
实际上，当时一个很突出的矛盾是集中在新旧之争上的，也就是新法变革与祖宗成法之间的矛盾与取舍问题。
在中国文化里，“祖宗”这两个字的文化意义那可不一般。
汉字讲究象形会意，承载着巨大的文化信息，这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我个人一直认为，所谓的薪火相传，“火”就是一个民族的文明与文化，而这个“薪”，对于我们汉文化来说，那就是汉字。可以说，没有汉字，就没有华夏文明；没有汉字，作为四大远古文明中唯一尚存的华夏文明就不可能延续至今。
汉字有“六书”之说，就是指汉字造字的六种方法，这其中象形、指事、会意，还有形声，我认为是比较重要的。我们常说一个词叫“望文生义”，生活里大多是把它当贬义词来用的，但从客观的角度看，汉字里至少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字是可以通过“望文”便生出“义”来的。
比如说“祖宗”这两个字。“祖”从“示”字旁，这个“示”最早指代的是祭祀的意思，“且”是牌位的象形，所以“祖”就是祭祀部落神或祖先。“宗”也是这样，宝盖头底下是个“示”，就是“祖”字的偏旁，当然也是祭祀的意思。而这个宝盖头，我们知道是指房子，但在殷商时期，也就是甲骨文时期，这个房子主要功能并不只是给人居住的，它首要的功能是指祭祀祖先或神灵的地方，所以当时有一种主要的祭祀形式就叫“家祭”，陆游不是有句诗嘛——“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所以“家”这个字的下面才是一头猪，“豕”指的是野猪，是当时的主要祭品之一。很多人都不明白“家”里为什么不是男人女人，而是一头猪，道理就在这里。
这样看，“祖宗”两个字代表的就是远古以来的祭祀文化。
要知道，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有一种观点就认为，不论哪一个民族的文明，也不论何种文明形式，大多都是从祭祀文化发展来的。华夏文明尤其是这样，所以对“祖宗”尤其要放在顶礼膜拜的至高地位。所以忘本的人我们就骂他“数典忘祖”，而中国古代最权威的一本字典《说文解字》里也说：“宗，尊祖庙也。”一个“尊”字就可以看出“祖宗”在中国传统文化里至高无上的地位了。
我们扯了这么一大段文字学与文化学的闲篇，是为了要说明祖宗以及祖宗定下来的规矩在古代文人脑海中那种至高无上的地位。而变法就是要革新，要革新就毫无疑问要与祖宗定下的规矩、也就是“祖宗成法”相抵触，这在中国这种传统文化环境里就显得尤其困难了。这大概也是中国封建社会时期，不论哪朝哪代，变法尤其困难的一个关键。
王安石面对这个难题，他怎么办的呢？
他喊了一句惊天动地的口号。他说：“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宋史王安石传》）
这个“三不足”论在当时那真可谓是惊天动地了，尤其是这句“祖宗之法不足守”使得王安石在当时就成为了众矢之的。
毫无疑问，我们要是从唯物主义的历史发展观来看，王安石的这句话无疑是真知灼见。但问题是当时的人并没有我们这种高级而科学的历史发展观啊！所以王安石口号喊完，自己爽口爽心了，但变法的阻力就更大了。
连司马光、苏东坡这些当时最优秀的知识分子都极力反对他。这些人哪一个是坏人呢？这些人哪一个不是殚精竭虑、为国为民呢？这些人哪一个不是有着绝大而超人的智慧呢？
但由于根本观念上的抵触，整个社会的精英互相成为了仇敌，大家由争论到争执，由争执到争吵，由争吵最终发展到争斗，所谓精英们的政治智慧最后都在无聊的争斗中彻底消耗掉了。
所以后来的历代封建王朝都认为，宋代不是没有杰出的人才，但宋代之所以一直积弱以至于灭亡，根源都是王安石这场内耗式的变法争斗上。
张居正在这一点上就非常聪明，他也要变法，但他不想喊个口号，说“我要变法了”，从而引来这些无聊的内耗式的争斗。况且，他深知中国文人政治的特点，这些文官们就喜欢咬文嚼字，为了吵架，死都不怕。你要变“祖宗之法”，给他个话柄，他能发挥愚公移山的精神，跟你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