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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俄国却沉不住气了，频繁向中国表示愿意出兵助剿，但中国没有表态。
1871年，心急如焚的俄国人举行了一次专门的御前会议，讨论新疆局势，最后决心先下手为强，出兵抢占伊犁，一则迟滞阿古柏势力坐大，二则占据对华的军事先机。负责新疆事务的俄军将领克鲁泡特金坦率承认：“肥沃的伊犁地区是向东延伸的一个坚固堡垒，并入俄国是相当有利的，不但非常有助于保卫我们的领地，而且还会使中国受到威胁。”
会后，俄军向伊犁地区发动了攻击，却意外地受到了当地人近乎焦土战术的激烈反抗，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方攻占面积总共7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为了解除中国的戒心，俄国表示，对伊犁地区的占领是临时的，只待中国政府有能力收复乌鲁木齐，就立即归还，摆出了“同志加兄弟”的友好姿态。
此时，左宗棠已经率领大军移驻兰州，积极准备入疆平叛。随着俄国在伊犁建立军管殖民政权，南疆的局势更为复杂。左宗棠因此确定了“缓进速决”的战略，计划用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完成筹粮筹款、整顿军队等艰巨的准备工作。
第二十四章 东海饿狼
【 日本的外交试探，胆大而心细，但大清国的外交部门早就养成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太监性格，不敢针锋相对地应对，居然推搪道：台湾土著居住的“蕃地”属于“政教不及”的“化外之地”。日本人大喜，认为这至少证明了中国主权并不涵盖台湾全岛。】
就在俄岁斯铁骑踏入伊犁的同时，在遥远的台湾，一场飓风吹来了，一艘琉球国渔船。船上的渔民随后与当地的高山族居民发生冲突，50余名琉球渔民被杀，这就是所谓“琉球漂民事件”。
琉球是一个岛国，位于中日之间，从明代就开始向中国朝贡，成为藩属。日本随后也以武力强迫琉球入贡，形成了所谓的中日“两属”局面。中国对待藩属，历来只重面子不重里子，只要称臣纳贡，一般并不干涉藩属国的内政与外交。而日本就不同了，为了“布国威于万里波涛”，积极向外拓展，第一目标就是攫取近在咫尺的琉球和台湾。
俄军攻占伊犁当年（1871年），明治天皇亲政，一改幕府时代将琉球作为外国对待的基调，重新将其定位为日本帝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次年（1872年），日本政府正式设立了琉球藩，以便为最后吞并做准备；第三年（1873年），日本就宣布琉球与日本府县同列，受内务省管辖，租税缴纳大藏省。如同俄国为了解除中国的顾虑而宣称“代为”收复伊犁一样，日本人为了减少国际压力，高调宣布日本政府将完全承认和严格执行此前琉球与列强所签订的所有条约。
在日本吞并琉球的过程中，最大的难点就是获得中国的认可，而“琉球漂民事件”正好提供了一个讹诈的机会。得悉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如获至宝，迅速拟定了“琉球处分”计划，决心一箭双雕，在琉球和台湾问题上同时对中国进行武力侦察。
日本的计划是，以琉球漂民事件为理由，攻击台湾。但当时的大清帝国，改革开放（“洋务运动”）成果斐然，综合国力大有提高，日本自身却羽毛未丰，不得不先进行外交试探。1873年3月，日本政府派遣了600多人的庞大代表团，由外务卿副岛种臣率领，出访大清国。此时，左宗棠在西北的备战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日本代表团确定的谈判四原则是：一、如果中国宣称台湾为属地，并且同意惩处肇事者，日本就只要求抚恤金及今后保护漂民的具体措施。显然，这样的前提，还是中国承认琉球为日本藩属，甚至是日本领土，仅此一点，日本就能大有收获。二、如果中国否认台湾为属地，则日本将自行处置。这是日本最希望得到的结果，等于中国自动放弃台湾的主权。三、如果中国既坚持台湾的主权，又以各种方式推脱“琉球漂民事件”的责任，则日本将“论责处分”台湾，如此，中日之间或将立即爆发武装冲突，日本并无必胜的把握。四、日本代表团根据情况相机采取应变措施。
日本的外交试探，胆大而心细，但大清国的外交部门早就养成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太监性格，不敢针锋相对地应对。而对日本的试探，大清外交部（“总理衙门”）居然推搪道：台湾土著居住的“蕃地”属于“政教不及”的“化外之地”，所以，大清国对于“生蕃”杀人事件不能承担任何责任。日本人大喜，认为这至少证明了大清国承认台湾的一部分土地是“无主之地”，大清国主权并不涵盖台湾全岛。
日本政府随即调整计划，将攻占台湾“蕃地”列为第一目标，吞并琉球则放到第二位。1874年5月，3000多日军从台湾南部登陆，攻击台湾土著。大清政府一面加强与日本的外交交涉，一面积极整军备战，福州船政大臣沈葆祯出任钦差大臣，率军赶赴台湾，准备武装抗击日军。
日军在台湾的“讨伐”并不顺利，受到了当地土著的坚决抵抗，加上时疫流行，减员严重。在列强调停下，中日两国半年后（1874年10月）签订了《北京条约》，约定日本从台湾撤军，中国向“日本国从前被害难民之家”支付抚恤银10万两，日军在台湾所修的道路、兵营等，折款40万两由中国方面“愿留自用”。在这一条约的导语部分中，明确说明日本出兵的理由是“台湾生蕃曾将日本属民等妄加残害”，“日本国此次所办，原为保民义举起见，中国不指以为不是”。至此，日本虽然在台湾问题上没有斩获，但在琉球问题上取得重大进展。日本代表团顾问、法国法学家巴桑纳表示：“1874年日清两国缔结的条约，最幸运的成果之一，就是使清帝国承认了日本对琉球岛的权力。”
中日《北京条约》签订后，随着中国的注意力被新疆牵制，日本加快了吞并琉球的动作。
第二十四章 抗俄还是抗日
【 更为重要的是，新疆的叛乱既混合了种族矛盾，也混合了阶级矛盾，其与太平天国的余部及捻军等都有呼应，当然是心腹大患。几经权衡，中央终于下定决心：在逐渐兴建南北洋海军的同时，国防重点向西北倾斜，全力解决新疆危机！】
大清帝国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北极熊和东瀛狼，同时在西北和东南两个方向发难，帮助清廷对抗过太平军的英国军官甚至发出了迁都才能挽危亡的惊呼。
西北方向，沙皇俄国乘新疆叛乱之际，“主动帮助”中国从叛军手中“收复”了伊犁地区，历经10年却并不归还，而是索要高额赎金及大片土地。左宗棠率领西征平叛得胜之师，屯兵六万，厉兵秣馬，与俄军对峙，全世界的军事专家都预料中俄战争将难以避免。
在这危急存亡之秋，大清政府的老朋友、曾担任过著名的洋枪队统领的戈登，受大清政府的邀请，到访天津与北京。戈登认为中国并不具备抗击俄国的军事实力，至少要打5年以上的游击战，才能稳住局面，因此必须做好迁都的心理准备，焚毁北京，坚壁清野。他同时也坚信，一旦迁都，则大清王朝将会立即被汉人起而推翻。
东南方向，正在飞速崛起的日本，加快了吞并琉球的步伐，此时更悍然宣布将琉球撤蕃立县，改名为冲绳，下一步的野心就是朝鲜和中国台湾。琉球国王派出的秘密使节，向中国政府“泣血”求援，要求中国尽快出兵。抗日情绪同样充满了大清朝野，主战的奏折雪片般地飞进紫禁城。
该雄起！应亮剑！在危机的刺激下，以恭亲王为领导核心的大清，上下都充满了激情的呐喊，但是，激情并非实力，口水绝非拳头，大清国根本没有两线作战的实力，只能在陆地与海洋、“塞防”与“海防”、“固疆”与“保藩”、抗俄与抗日之间，做出艰难的抉择。
此时，琉球问题带给大清帝国的刺激，远远高于新疆问题：如果没有强大的海军，连昔日赢弱的日本也敢于在太岁头上动土！但是，扩建海军的努力迅速被日益严重的新疆问题所阻断。左宗棠的西北备战已经基本就绪，只待一声令下，便可以西征入疆。有限的财政资源和国防经费，究竟应该是满足新疆的平叛，还是先兴建海军？一场有关“海防”、“塞防”的大争论在大请展开。
“海防派”以李鸿章为代表，他们认为日本是中国最危险的敌人，海防建设刻不容缓。而且，自乾隆年间平定新疆以来，每年都要花费数百万两饷银经营塞防，效率低下，成本高昂。如今又要竭尽天下财力西征，不如听从英国的建议，承认阿古柏政权，接受其称臣入贡，将节省下来的塞防费用转而建设海军，对抗日本。
“塞防派”以左宗棠为代表，主张抗俄优于抗日，新疆决不可弃。左宗棠认为：“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连，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即直北关山亦将无安眠之日。”放弃新疆，将令整个中国失去西部的国防缓冲地带，只能导致今后的“塞防”成本更为高昂。而且，不战而弃新疆，对于民心士气及朝廷威严都将是沉重的打击，也不利于加强海防。
“塞防派”得到了更多的支持，当时的大清精英阶层普遍将俄国看做是战国时的强秦，危害最大。林则徐在伊犁“靠边站”时，就曾严峻地指出：俄国“将来必为大患”。著名思想家郑观应认为俄国“尤为中华之所患”，提出“防英乎？防法乎？抑防俄乎？曰：防俄宜先”。薛福成则认为：“泰西诸国，畏俄忌俄，如六国之摈秦。据守海道，扼其咽喉。御俄之水师不得纵横四出，俄人亦以久居陆路，未骋厥志，辄思发愤为雄……俄非无事之国，不得于西，将务于东，此必之势也。”
“海防”与“塞防”的选择，对大清中央来说，是痛苦而艰难的。两相比较，“塞防”似乎更为紧迫：
一、日本人的目标还只是琉球，而非台湾，琉球远在波涛之中，即使弃置，也还不伤根本；而新疆与内地山水相连，一旦失守，整个国防西线立即崩溃，无险可守。
二、琉球毕竞只是藩属，关乎“面子”，并不直接牵涉到军事或经济上的实际利益，而新疆则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全的“里子”。
三、俄国与日本相比，威肋更大。俄国既不同文，更不同种，而且力量强大；日本同文同种、一衣带水，而且力量还比较弱小，即使翻脸，也容易善后。
四、危机紧迫程度不同，新疆危机迫在眉睫，稍有延误，则整个西北局势就会糜烂，而琉球乃至台湾危机，还在萌芽发展，对日以防为主。
更为重要的是，新疆的叛乱既混合了种族矛盾，也混合了阶级矛盾，其与太平天国的余部及捻军等都有呼应，当然是心腹大患。
几经权衡，中央终于下定决心：在逐渐兴建南北洋海军的同时，国防重点向西北倾斜，全力解决新疆危机！
第二十五章 天山风雨
【 中俄关系急降到冰点。感到颜面扫地的俄国，一方面在伊犁地区大举增兵，尤其是增强炮兵，另一方面派出大量军舰，巡弋渤海和黄海，摆出可能攻击华北腹地的架势，战争风云笼罩中国。】
1875年，左宗棠受命为钦差大臣，统帅三军，入疆平叛。左宗棠的方略，核心就是“攘外必先安内”，全力平叛，暂时不触动对俄的伊犁问题。左宗棠的第一步战略目标就是收复乌鲁木齐，这既是俄国人当时答应的归还伊犁的条件，也是稳扎稳打所必需的，“乌城形势既固，然后明示以伊犁我之疆索，尺寸不可让人”。
左宗棠在战场上进展顺利，1876年3月，其总部移驻肃州，不久平定了天山北路，而阿古柏的前沿设在达坂城，双方隔岭对峙。
这时，阿古柏的支持者英国着慌了，其驻华公使出面调停，希望中国能考虑将阿古柏的“哲德沙尔”国作为属国；英国外交部也在伦敦积极牵线搭桥，鼓励前往求援的阿古柏特使与中国驻英公使郭嵩焘进行谈判。不久，阿古柏病死，英国再度明确提出，希望中国给予“哲德沙尔”属国待遇，但左宗棠表示坚决拒绝，认为英国无非“图为印度增一屏障，竟公然向我商议，欲于回疆撤一屏障，此何可许！”左宗棠督促军队加紧进攻，顺利收复喀什噶尔，只用了一年多时间，就基本完成了平叛任务，取得了晚清军事史上罕见的辉煌胜利。
俄国人看傻了眼，此前毕竞许诺过，只要中国军队有能力收复乌鲁木齐，就立即归还伊犁。此时见中国军队平叛如秋风扫落叶，便开始反悔，将伊犁赖着不还了。左宗棠也早有准备，在平叛过程中，有将领就曾建议他趁着俄国与土耳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