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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不可望、更不可及的伟大人物们，以便在艰难尘世中自我宽慰：彼此彼此，无非如此。
八九点钟的太阳
有关恭亲王与慈禧太后的任何八卦，自然于史无征，甚至连那传诵得更为广泛的慈禧太后与荣禄的地下恋情，也只是康有为和梁启超流亡海外后，为了鼓动华侨们捐出自己的血汗钱，而炮制出来的唐人街街头肥皂剧，被英国的无良记者和文人加工后，成为所谓的《慈禧外纪》，成了海内外推崇半个多世纪的“信史”。
即使在入关时豪放不羁的满人，在执政者的位置上坐了200多年后，于礼教这一基本原则，甚至比汉人还能严防死守。当1861年咸丰皇帝在热河与世长辞时，慈禧太后还只是个26岁的“二奶”，作为“大婆”的慈安太后，比她更小，年仅24岁，正是流年不利的本命年。留在北京的恭亲王，刚刚处理完了与英法联军的艰难谈判，英法不仅撤军，而且转过身来协助大清中央镇压太平天国。恭亲王成为令国际舞台瞩目的政治新星，此时，他也只是个28岁的青年干部。恭亲王赶往热河奔丧，想向两位寡嫂见面请安，起初遭到“八人帮”拒绝，理由就是叔嫂私晤，不合礼法。14年后（1875年），同治皇帝过世，他的皇后随即自尽，尽管对其死因有很多猜想，但毫无疑问的是，她立即被中央宣扬为道德模范，树立了有史以来级别最高的贞节牌坊。
恭亲王与两位寡嫂之间的共同之处，关键就是两点：一、深感以肃顺为首的顾命大臣“八人帮”，日益跋扈，贵为太后和亲王，却毫无尊严与权威；二、他们都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深信世界归根到底是属于自己的，如果不能犯难一搏，今后的漫长人生都将在“八人帮”的阴影下度过。
在打倒“八人帮”的辛酉政变（也称祺祥政变）中，除了主流观点强调的各种利益团体的博弈和斗争外，作为政变发动方的两宫太后和恭亲王，他们那飞扬的青春，无疑是难以忽视的因素。正是这种朝气，形成了他们冒险一搏的勇气，也奠定了之后三十年改革开放（“洋务运动”）的基调。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这次政变的尖刀，对45岁的肃顺和54岁的端华实行外科手术般“精确打击”的，正是时年21岁的醇亲王奕譞（光绪之父、宣统之祖父）。或许，这不只是两个利益团体的搏杀，也是两个时代的格斗。
野史记载，肃顺在临刑前，引唐代杜牧的诗句作为绝笔：“东风不予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七绝《赤壁》），此事果然为真，则“周郎”、“铜雀台”、“二乔”的矛头所指，很值得玩味。而高阳在他那著名的小说《慈禧全传》中，更是绘声绘色地记载道，肃顺在死前跳脚大骂：“恭六，兰儿！你们叔嫂狼狈为奸，干的好事！你们要遭天谴！”凡此种种，皆给热衷阴谋论、酷爱八卦的看客们，留下了极大的想象空间。
一国两制
年轻的叔嫂联手夺得了政权，但在制度设计上却犯了难。
合法掌握着最高权力的，是年仅6岁的同治皇帝，他需要辅政者乃至摄政者。而合法掌握辅政权乃至摄政权的“八人帮”，却已经被打倒，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面对这种局面，叔嫂们创造性地进行了一场涉及根本的政治体制改革：“一国两制”，即太后的“垂帘听政”制度，与恭亲王的“亲王辅政”制度同时并存。
这两种制度，虽然史有先例，但都是权宜之策，并不符合大清“祖制”，更不符合中国传统的防止君权旁落的基本准则。自古以来，后宫、外戚干政都是正统朝廷所不容许的，而且，“垂帘听政”很容易激发人们对武则天称帝的无限遐想。至于历史上的“亲王辅政”，大多都演变成为篡位的悲剧，在通往最高权力的台阶上，这些血缘高贵得离帝座只有一屁股之遥的亲王们，其实是睡在身边的、最为危险的政敌。
在大清国的现实条件下，“垂帘听政”和“亲王辅政”成为唯一的选项，而且，为了防止出现武则天或多尔衮，这两种体制必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这种“叔嫂共和”的权力格局，在清初的孝庄太后与多尔衮的搭档中，已经做过试点，积累了实践经验。但在那个年代，孝庄的权威远不如多尔衮，实际上还是“亲王辅政”一头独大，只是因为多尔衮或出于政治觉悟或出于伟大爱情，才保住了顺治小皇帝的皇位传承。但已经无限接近于最高权力的多尔衮，最后还是没能逃脱“老二”们惯常的下场：身败名裂。
如今，两宫太后既不如孝庄那般具有运筹帷幄的能力，恭亲王也没有多尔衮那样一句顶一万句的威望，在实力对等的前提下，真正的权力分享与制衡便得以成型，并且日益固化为“一国两制”，成为大清国“晚年”的主旋律。即使在恭亲王被贬的“甲申易枢”（1884年）中，也并没有出现后世主流史家所说的太后专政局面，无非以醇亲王奕譞顶替了恭亲王奕訢，依然是亲王辅政。到了宣统朝，则形成了摄政王载沣与隆裕太后的“叔嫂共和”局面。纵观清史，孝庄太后／多尔衰、慈禧太后／恭亲王奕訢、慈禧太后／醇亲王奕譞、隆裕太后／醇亲王载沣，成为四组“叔嫂共和”的搭档。
这种“叔嫂共和”的“一国两制”，不仅形成了皇族与外戚之间的微妙平衡，并且在晚清内忧外患的惊涛骇浪中，维持和保障了领导阶层的“圈内民主”，为保持中央政权的基本稳定和凝聚作为统治基础的满清贵族，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从此之后，大清中央核心虽有权力斗争，但你死我活的“路线斗争”并不多，所谓的“洋务派”、“保守派”、“清流派”，其争斗的焦点更多地集中在权力的分配，改革的节奏、力度、尺度上。除了在戊戌变法／政变、义和团／八国联军时期之外，高层的人事更替，很少带来政策的急转弯，新的领导班子往往萧规曹随，以渐进改革为基调的政策贯穿始终，令大清王朝在“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在同治、光绪和宣统三任小皇帝手上，依然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的寿命。
天平的砝码
毫无疑问，涉及方向和旗帜问题的“路线斗争”的安宁，并不代表着涉及利益与势力的权力斗争的消停；“垂帘听政”与“亲王辅政”这种“一国两制”的共存，并不代表着负责“听”的太后与负责“做”的亲王之问的和谐。帘幕内外的争斗，成为大清中央内部的主要矛盾。
在“叔嫂共和”的早期，年轻的太后们与亲王们（参与政权管理的并非只是恭亲王一人），基本奉行了“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分工，太后们在后宫负责教育皇帝，而亲王们负责在朝廷管理国家。一切政令都通过形式意义上的“谕旨”下达，太后们更多的是代替皇帝履行国家元首的象征作用。
根据“一国两制”原则设定的权力框架，国家大事的处理程序有六个步骤：一、“慈览”，一切中外奏章，均首先呈递两宫皇太后“慈览”，请注意，是“览”，而不是直接处置；二、“详议”，即“慈览”后发交议政王（即恭亲王）和军机大臣详议；三、“请谕”，两宫皇太后代表小皇帝发出具体指示，实际上，基本是军机处拟好了处理意见报批，形式上的意义为主；四、“缮拟”，根据太后的批复（往往是“知道了”三字），军机处缮拟谕旨；五、“阅定”，太后审阅；六、“颁发”，发至内阁正式施行。
这一制度的设计，与当时西方的责任内阁有相似之处：太后等于国家元首，代表最高权力，而不介入具体事务；而亲王负责的军机处则等于国家行政机构，负责各项具体工作的推进和落实。
在“叔嫂共和”的早期，实权显然是在恭亲王的手上。辛酉政变发生后，刚刚派驻北京的美国公使蒲安臣，向华盛顿报告了中国的“宫廷革命”，准确地提到了恭亲王的摄政实权，却丝毫没有提及慈禧的名字，因为他压根没搞明白中国还有两个太后。在1868年《纽约时报》对中国政府流程的详细介绍中，几乎完全找不到太后在其中的作用。美国有历史学家相信，在太后与亲王的联合政权中，太后的作用是象征性的。
在这样的格局中，恭亲王自然成为国家权力的中心。瓜田李下，嫌疑自生，恭亲王在日理万机的同时，令太后们感觉被怠慢，甚至怀疑将遭遇又一个多尔衮，实在也在情理之中。当“叔嫂共和”进入到第四个年头（1865年）时，两宫太后突然发难，一举褫夺了恭亲王的“议政王”头衔。
后人普遍认为，这是慈禧太后主持的夺权行动，但这实在是两位年轻寡妇的联手亮剑。尽管都被尊为太后，但此前慈安太后贵为皇后，她之于慈禧，不仅是妻于妾，更是君于臣。这是很多研究晚清的人们，所容易忽视的基本定位。作为昔日的正宫娘娘，同治皇帝的教育，乃至日常生活，都是由慈安太后，而非皇帝的生母慈禧太后来负责。在后世的眼中，慈安太后的形象十分和善，甚至懦弱，但在最为关键的辛酉政变中，她所表现出来的果决和刚毅，绝不亚于慈禧，而且，“正牌太后”不必依赖“母以子贵”就已天然获得权威资源和号召力，更是慈禧难以企及的。从公、私两方面看，慈安太后在捍卫皇权方面都绝非一个唯唯诺诺的跟班。维护和巩固同治皇帝的地位，应对来自国内外的一切挑战，两位太后担负着共同的使命，其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区别或许只在于：一个台前、一个幕后；一个低调、一个高调。
在慈安、慈禧和恭亲王这个年龄相仿的三角组合中，真正的核心是年龄最小的慈安。她在表面上的“清净无为”，正是一个国家元首应有的超然姿态，从而放手让其他两位管理具体的行政事务，并且游刃有余、不露声色地调节着左右平衡：在褫夺恭亲王的“议政王”头衔时，她站在了慈禧一边；而在之后处死慈禧的宠监安德海，尤其在为同治皇帝挑选皇后时，她又联合了恭亲王。如果我们认可恭亲王与慈禧均为人中龙凤，能如此周旋于这对龙凤之间的慈安太后，就不可能是懦弱无能的庸才。
1865年对恭亲王的“修理”，效果是显著的。在一番深刻的自我批判后，恭亲王被允许重返领导岗位，但其定位却迅速地调整为一个大管家，而太后们则超越了“皇嫂”、确定了“女主人”的主导定位。在她们看来，恭亲王似乎开始远离成为“多尔衮第二”的危险。
1881年，慈安太后暴病身亡，普遍认为，这意味着平衡慈禧太后和恭亲王的砝码失落了：三年后（1884年），慈禧太后就驱逐了恭亲王。但实际上，在1884年那次著名的甲申易枢后，“叔嫂共和”的“一国两制”并未结束，顶替上来的醇亲王虽然比恭亲王的身段更为柔软，但绝非太后的附庸。
“垂帘听政”与“亲王辅政”的权力天平上，慈安太后这一砝码的分量，背后正是满清“部族专政”的坚实传统，他们念兹在兹所防范的是：不能出现“武则天”，也不能出现“多尔衮”，这种原生态的权力分立、相互制衡，或许正是这个被称为“腐朽、没落”的政权，居然能活到260多岁的“高寿”的主要原因？
第三章 总理的劳碌相
【 总理往往高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戏曲中都尊称为“千岁”乃至“九千岁”，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恭亲王之后的中国总理们，无论贤愚，几乎都是瘦肉型的，成了这个职位的标准形象，与那些总统、执政、主席们的“样样都伟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尽管早已通过大量的情报及公文往来，对大清国这位年轻的“总理”了如指掌，但当英国代表团与恭亲王奕訢共处了短短的数小时后，依然为他的风度所折服。
签订《中英北京条约》，是27岁的恭亲工在国际舞台上的第一次亮相。面对着装备精良、人数众多的占领军，而对着处处故意怠慢自己的英国全权特使额尔金勋爵，这位年轻人，从容不迫，应对自如。
英军司令格兰特准将在回忆录中描写到签约情景时，感慨道：“恭亲王真是个谦谦君子，他明显地在控制着自己的紧张恐惧。”额尔金勋爵的助手洛奇则回忆说：“恭亲王当时只有28岁，但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老多了。他的相貌很睿智，但显得十分焦虑。其实，考虑到他的处境，这并不奇怪。他隐藏了他的恐惧感，如果有的话。”
缺少“王子相”
自从上一次鸦片战争（1840年）之后，二十多年来，英国人似乎从来就没有对中国高级官员有过任何正面的评价。年轻的恭亲王令他们发现，中国除了充斥着大量颟顸、愚昧、贪鄙的干部之外，也有如此风采照人、作风清新的高官。遍阅史料，无论是当时的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