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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安全成为一个更严峻的话题
军事行动一直具有“意外事故倾向性”。然而，进一步降低战争意外事故机率是优先建立安全意识和制度。从G…日到4月15日，美军死亡人数为123人，其中美军23人死于误伤，英军死亡31人，16人死于误伤。误伤的死亡人数为52人，其中死亡于直升机误伤的人数为28人。
尽管战争还没结束，美军伊拉克战争陆军总指挥威廉·华莱士将军不得不就安全问题在4月15日向全军发出警告“我们绝不能，也不允许，更不能容忍战士们放松警惕。
附录：美国高层的争论
“不能忽视一个事实，就是伊拉克是一个有着各种缺陷的国家，美国现在根本无法确定世界上未来的面对的对手是否和伊拉克同样虚弱。”…………作者
回顾伊拉克战争和先前美英与伊拉克军事力量的对比都清晰地反映出联合作战力量角色的转变。伊拉克战争的结果不仅展现了这种转变的价值，而且解决了有关战争一系列关键教训的争论，而这种争论甚至开始于主要战斗开始之前。
在3月底美军地面部队行动停滞时，一场争论出现了，它针对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强迫美国军队和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托米·弗兰克斯接受比他们最初所要求少得多的军事力量。一些批评家指出，这种对战争计划的干涉削弱了联合军事力量，使他们不足以赢得决定性的胜利。
然而，联合军事力量胜利的速度和程度回答了一切。联合作战计划和军事力量态势不无风险，但是联合军事力量不需要达到取得战争胜利的传统军事实力标准。同时，战争结果还引出了新的军事理论问题，未来美国军事力量运用计划和美国现在是否能够计划一场“新式战争”，这些都需要未来进一步解决。
一、战争计划的争论
伊拉克战争的战争计划形成的详细过程还是一个未打开的“黑匣”。除了那些直接参与作战计划制订和执行的人以外，能真正了解联合作战计划形成详细情况和作战计划的选择的人很少。实际上在所有战争计划的制订过程中，有关作战指导原则方面都有严肃的争论，提出最有可能的军事解决方案是军事人员的职责所在，而确定战争计划符合政治、财力、物力条件和总统的总体要求则是国防部长的责任。在军队和政府官员这些对国家安全最负有责任的人员中，不含有这种激烈争论而制订出战争计划的战争是会陷入危险和被动境地的。
通过与一些曾参与制订伊拉克战争计划的个人交谈，我们了解到，在2003年3月底一些文职官员对战争计划提出的批评阻碍了战争计划，但很明显其中也包含了真理的因素。在战争计划制订过程的早期，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和他的同事曾质询弗兰克斯将军和战争计划制订者们，要求他们研究重空轻地的军事力量选择和使用问题。高级军官在讨论过程中指出这些讨论有时候是对立的观点，但多数令他们紧张的问题还有其它原因。
一些军官感到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和他的同事们非常轻视军事专家，这种紧张出自国防部长对美国军事力量和各种各样的规划的主要改革和军队计划的讨论。这种紧张在陆军特别强烈，他们中至少一些人认为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更有效地兼任了陆军参谋长之职，并偏爱空中和空间的精确战而不是笨重的陆军。
在战争开始时，一些军官对双方军事力量对比和支援保障有效性表示担心。按照1990年战争计划标准衡量和此后研究“两个主要地区性突发事件”，美国将需要 5…7个重型师以对付与伊拉克陆军规模相当的军事力量，而不是一个重型机械化步兵师，一个中型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和一个相对轻型的第101空中突击师。
传统的军事计划需要更强的军事力量来保证主要地面进攻部队后方和侧翼的安全，并且需要更多的各种支援保障分队。体现这种兵力运用的不同时期部队调整表被联合参谋用于制订战争计划。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反复质询了军事力量的兵种和规模，在战争计划制订的最初阶段又做了缩减和调整。
然而，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在内部军事争论时，军事和文职人员之间如此对立还是少见的。许多军官也质询传统军事力量需要量，并且感到一些决策在战争计划制订中有些过时了。他们感到一些决策要求过多的军事力量和战争计划实施进程过于缓慢，这些都没有反映出情报、监视、侦察、空中精确打击和地面力量机动速度的优势。
如果说军事人员内部关于以上问题存在“代沟”的话也许是不公平的，因为支持传统还是改变毕竟与年龄没有关系。至少一些参与制订战争计划的官员感到在提交给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的那份战争计划里的关键决策是过时的，并且力图提交一份令大家都满意的战争计划，其中所需的各个军种都大于其实际所需。
还需要着重指出的是战争计划是在没有人对伊拉克战争能力有错觉的情况下制订的，尽管直到战争结束，没有一个计划制订者能够排除伊拉克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可能。美国的情报已经清楚地确定了伊拉克军队结构规模绝大多数对比缺点。当美国情报分析家发现伊拉克潜在的威胁是因其庞大的军队人数时，他们也看到了实际在伊拉克常规部队的各个方面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而且他们的评价没有给联合军事力量对比提供理论根据，伊拉克现军队无法打败它。
此外，像陆军副总参谋长在战争计划争论之前就认为，精确空中打击和装甲机动能力和联合作战所构成的优势使得更小的部队就可以保证侧翼和后方安全，机动速度和精度比传统战争样式更有效，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迈尔斯将军也持相似观点。
二、政治因素引起“战争计划”的争论
一些在职的军官批评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和他的同事们傲慢无理地干涉军事还表明主要是弗兰克斯将军赢得了争论的胜利。事实是土耳其拒绝为美英200多架战斗机、大约70…100架直升机提供基地，而美国第四步兵师和第三装甲骑兵师与战争计划的争论无关。联军开战没有完全计划好开辟伊拉克北部第二条战线也与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决定的战争计划无关，这也是事实。
同样大多数军事力量计划受联合国安理会长时间对伊拉克动武授权争论的影响也是事实。这种争论迫使国防部作出政治决定以延缓一些部队的部署和众多海、空运输行动，避免美国好像要在联合国授权之前就急于开战，这同样给伊拉克更多的时间来备战。
最后，在战争一开始就决定利用有利时机对伊拉克现政权领导人萨达姆·侯赛因实施“斩首”行动是一项政治决定，与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和军队关系紧张没有任何关系。决定不等几天看萨达姆是否死亡和伊拉克现政权是否垮掉就开始大规模空袭战役同样与此没有关系。
三、关于不了解“战争计划”详细过程和特质的争论
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是一个长于与人对质争论的人，他不是一个以同情和怜悯的方式来恳求或刺激别人的人。但是，在3月25日美国国防部的记者招待会上，他回答的有关争论公平性的一些基本问题还是值得注意的：
我不知道政府以外的人是怎么知道我的看法是什么的，或者是弗兰克斯将军的观点是什么的，或者迈尔斯将军观点的。我们都深受影响，战争计划已经被所有指挥员，当然，也有迈尔斯将军、佩斯将军、唐·拉姆斯菲尔德和美国总统先生，而且这个战争计划很好，在4天半到5天时间地面部队已经逼近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了。我们在伊拉克的军事力量每一天、每个小时、每一分钟都在增强。这是事实，而且将继续增强。有一个军事力量流，数周之前就开始向战区流动，全体人员空运到战区与自己的装备整合。每个小时那个国家联军的军事力量都在增强。
如果你们回到阿富汗形势，就会像前几天一家报纸描写那样的陷入“泥潭”。并且就是最近几天形势看来不错，我记得，马扎里沙里夫已经被攻陷，其它城市也开始陷落。
3月25日，美国国防部的记者招待会上迈尔斯将军关于此问题还有如下发言：
这项计划正在执行当中，人人都参与了计划的制订，人人对计划表示同意。我已经公开发表意见表示，我认为战争计划最终由弗兰克斯将军参考他和他的指挥人员们的意见系统化和最终整理，是一项非常出色的战争计划。并且我们已经按照此项计划实施了近一周时间。我们已经逼近巴格达。我们遭受重大损失主要是因为伊拉克严重违反《日内瓦公约》中有关武装冲突的条款，伊拉克军队身着平民服装或向我部队诈降然后对我部队人员发起突然袭击。所以我认为这项战争计划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们会实施到底。
我要说，实际上我军此时已经深入伊拉克境内200多公里，已经到了巴格达脚下，我们不急于攻击伊拉克地面共和国卫队师。因为我们已经用直升机打击他们，武装直升机，还有空军和火炮打击他们，但是我们没有用典型的战斗方式与其激战。
联军地面部队司令在战斗结束后的4月23日发表了相似的观点：
地面战役的行程已经反映出我们高速持续性的作战行动，准确的机动、远距离的后勤补给保障，我承认其中在我们的远距离的通信和后勤补给保障线有风险，但我们已经克服了困难，战争计划执行决策总是针对敌人的。
并且我要反驳任何提出战争中的作战行动有所停顿的言论。我们时时刻刻都通过空、地、海和特种部队等向萨达姆政权施加压力。
伊拉克战争中没有作战行动停顿，你制订战斗计划后会碰到糟糕的天气，战争中有3…4天我们就碰到了这种情况，他们停下来以便后勤保障能跟上，几次战斗后部队也需要重新编队，如果那一天你和这个部队在一起，看起来这支部队好像停下来了。但同时我们没有停止空中打击、直升机对地攻击、战场其它部分地面部队的机动，在整个战争中我们的特种作战部队都在伊拉克全境执行特种作战任务。
华莱士将军对战争计划、军事力量强度和战后的意外提出一些重要观点：
我建议你的是“节奏”快些或慢些，或者快慢都行只要由你控制节奏，而不是由敌人。当我们放缓推进的进程和节奏，那是我们有意做的，主要有两点原因。一是我们想在总攻巴格达之前建立我们的后勤补给基地。二是即使不向前推进，我们每天也都在攻击敌人。
我想萨达姆的部队想将我们引入城市，他们认为在城市中对他们有利。实际上，我们将城市变成了一个对其不利的地方，用我们的装甲部队突袭他们的重型装备、车辆、掩体。我们曾用我们的重型装甲部队进行袭击，后来转变为由重型装甲装备支援下，轻型步兵进行进一步的清理性行动。在这一系列战斗中，我们不仅保证了通信线路的安全，沉重打击了敌人的战斗力，而且开始控制人口中心区，本来准备在战争第4阶段稳定性的军事行动进行的，这一问题比我们预期提早结束了。
四、“战争新样式”的争论
伊拉克战争是否是战争变革的产物，反映一种新的战争样式。战争双方的不对称是战略、战术、技术等多方面的综合，这种变革帮助美英快速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谈及“战争新样式”和军事力量变革需要有一个历史的角度。关于二战后美军军事力量变革需要军事历史方面做大量的工作，包括这种变革成功和失败的规律，及军政官员在这种变革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这一过程总是充满着军事政府部门的关系紧张和军队内部深层次的争论。美国已经从众多正规的筹划工作受益，决策制订通常总是辩证的而不是经验主义的。
当今众多的军事变革都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早期的历史根源，美国的军事变革的速度和特性引人注目，尤其是在冷战后期美国在越南战争的失败而获得了变革的惟一动力后。
这不是分析伊拉克战争教训而随便找的一个时间点。众多军队政府领导人用了将近25年时间来建设成的美国军队，在2003年3月投入了伊拉克战争。他们是胜利与失败的产物，实际上，每一点作战要素在投入战斗时都是处于军事变革过程之中的。
概略地看，在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