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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的崛起是在中国楚汉战争期间。当时的单于叫冒顿（读如莫毒），据说意思是“开始”。因此，也有史学家认为“冒顿单于”的称号，是抄袭了秦始皇。
不过冒顿单于的态度，却一点不像抄袭者。汉惠帝时期，他居然写信给吕后说：陛下守寡，孤王丧偶，你我都很孤独，何不两好合一好，互通有无？
这哪里是求婚，分明是羞辱。
吕后大怒，召集陈平、樊哙、季布商量对策。
樊哙说：臣愿请兵十万，横行匈奴中。
吕后问季布的意见。
季布说：樊哙的脑袋可以砍下来！当年高皇帝将兵三十二万，被匈奴困在平城。樊哙身为上将军，其实并不能解围，至今遭人耻笑。现在又来夸海口，拍马屁罢了！
吕后无奈，只好咽下这口气。
这口气一忍就是六十年。何况匈奴既无诚信意识，又无契约精神。尽管从刘邦开始，汉皇帝曾多次将公主嫁给单于，和亲却并未换来和平。游牧骑射的匈奴人只崇尚武力征服，毫不在乎对方是不是老丈人。
汉武帝决定开战。
从此，他送往匈奴的便不再是公主、丝绸和钱粮，而是卫青、霍去病的集团军。
集团军的组建是汉帝国战略战术的大调整，其特点是一个大兵团包括好几个独立作战单位，各由一名英勇善战的将军统领。统率全军的最高司令官多由外戚担任，比如西汉的卫青、霍去病、李广利，东汉的窦宪。
这就比以前的单兵作战有力得多，因为可以深入敌后打歼灭战。匈奴主力，是所谓控弦之士三十万。然而武帝用兵之初十年间，斩虏敌军就达二十万。
同样，这样的军团也往往配置豪华。比如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的卫青兵团，下属就有中将军公孙敖，左将军公孙贺，前将军赵信，右将军苏建，后将军李广，强弩将军李沮（读如居），均为一时之选，堪称精兵强将。
长袖善舞，多财善贾。兵强马壮，就能长驱直入。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也就是汉武帝全面推行经济体制改革那年，大将军卫青和骠骑将军霍去病各以骑兵五万为先锋，步兵数十万为后盾，大规模出征。此战，卫青兵团出塞一千多里，至颜山（读如田，今蒙古国都兰哈拉山）；霍去病兵团出塞二千多里，封狼居胥（今蒙古国肯特山），把大汉的旗帜高高插在了匈奴的腹地。
从此，大漠以南再无匈奴的王庭。
实际上此前匈奴已受重创。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新任骠骑将军霍去病率军出塞，进五王国，过焉支山（在河西走廊），杀折兰王，斩庐侯王，擒浑邪王子，又一口气攻到祁连山，逼得浑邪王和休屠王向大汉投降。
投降也有曲折。当时汉武帝恐怕匈奴诈降，命令霍去病前往迎接。霍去病来到营前，发现果然有浑邪王部下不愿投降。于是他当机立断，驰入营中与浑邪王相见，斩杀逃亡者八千人。然后安排浑邪王先行一步，自己慢慢收编降卒进京，得众数万，号称十万。
金日，就是这时来到长安的。
后来成为托孤大臣的金日，这时却是战俘。他是匈奴休屠王的太子。休屠王与浑邪王合谋降汉，事到临头却又后悔，结果被浑邪王所杀。金日和他的母亲、弟弟都被带到长安，入宫为奴，当时他十四岁。
有一天，汉武帝来看马。
马是金日等人养的，又肥又大。金日自己则身长八尺二寸（约一米八六以上），容貌端庄，汉武帝看了满心欢喜。问明来历后，马上任命他为马监，加官侍中，跟当年对待卫青、霍去病一样。
又一位奴仆脱颖而出，尽管他的出身是王子。
更重要的是，这位王子或奴仆是匈奴人。汉武帝却不但没有歧视，反倒青睐有加。没错，他是跟匈奴打了几十年仗，但那是为了国家安全，不是要消灭种族。
汉武帝是国家主义者，不是民族主义者。
匈奴最后是销声匿迹了，其中有一半原因是内乱。东汉建武二十二年（公元46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匈奴单于王朝在曹操的时代终结，其后逐渐融入汉和其他民族。
北匈奴则在东汉永元三年（公元91年）战败后不知所终。有人认为，五世纪中叶横行欧洲的“上帝之鞭”阿提拉，便是北匈奴单于的后裔。
相反，汉帝国的版图却在扩张。原先被匈奴统治的西域臣服于汉，新增的行政区则设在了今内蒙古和甘肃省境内。
其中，置朔方、五原二郡是卫青的战果，置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是霍去病的功劳。
汉与匈奴的关系，大局已定。
但，这是无数生命、鲜血和金钱换来的。
的确，战争的胜利让武帝和汉人扬眉吐气，同时也让人痛感劳民伤财。比如元朔六年那次战役，单是奖励将士的赏金就要二十多万斤，被俘敌军几万人也要赏赐，逼得大司农再次卖官，卖了黄金三十多万斤。
两年后，由于浑邪王来降，军需、赏钱、招待费耗资总共一百多亿。五年后，卫青和霍去病再伐匈奴，战马竟死了十多万匹，赏钱则花了五十万斤。
请问，汉帝国还有多少官可卖？
可惜，与匈奴的大规模战争虽一度停止，武帝的开边事业却一往无前：征朝鲜，通西域，平东瓯，定两越，征服西南夷，一如亚历山大的席卷欧、亚、非。
汉武帝却雄心未已。从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到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他又三次派外戚贰师将军李广利伐匈奴。结果，第一次李陵投降，第二次无功而返，第三次更是全军覆没，连李广利自己也降了。
直到这时，汉武帝才算清醒过来。李广利投降的第二年，汉武帝否定了在轮台以东屯田的建议，下诏表示要调整对外政策，转移工作重心，史称“轮台罪己”。16实际上这份诏书是不能叫做“罪己诏”的（详见本书后记），所谓“深陈既往之悔”也只是史家的说法。汉武帝对自己的路线和政策，并没有根本性的检讨和反省，更不会彻底否定和全面推翻。相反，两年后他指定的顾命大臣，则不但有霍光、上官桀和金日，还有桑弘羊。
桑弘羊是汉武帝经济政策的制定者，也是汉武帝政治路线的代表人。屯兵轮台的建议，就是他提出来的。尽管这个建议被否决，却不等于过去的方针都被否定。只不过，汉武帝的外交政策、军事政策和经济政策，都将面临挑战，桑弘羊则必须充当辩护人。
那么，桑弘羊又怎么样了？
政变与政改
桑弘羊是被杀掉的。
这当然是政治斗争的结果。元凤元年（公元前80年），上官桀、桑弘羊和盖长公主密谋发动宫廷政变，杀霍光，废昭帝，另立燕王刘旦为天子。消息泄露，反叛集团被一网打尽，燕王、盖长公主自杀，上官桀、桑弘羊伏诛。
其实开始时，上官桀等人本不想把事情闹大，只是要干掉霍光。因此，他们伪造了燕王的奏章，告发霍光调兵遣将，在京师戒严，意欲谋反。
这当然能置霍光于死地，但奏章什么时候交出去却成了问题。依照当时的制度，大臣上书要写正副两份。尚书先看副本，然后决定是否上奏。霍光可是“领尚书事”的。如果他把奏章扣下来，那就前功尽弃。
上官桀的办法是打时间差，在霍光休例假时上奏。他们的想法是，只要汉昭帝说句话，就立即动手。这并非没有可能。毕竟，这时的昭帝只有十四岁。
然而昭帝却一言不发。
第二天，霍光上朝，走到画室就停住了。
汉昭帝问：大将军在哪里？
上官桀答：因为燕王告发他，所以不敢进来。
汉昭帝说：请大将军入。
于是霍光入内，摘下帽子顿首谢罪。
汉昭帝说：请戴上帽子。这封信是假的，将军无罪。
霍光问：陛下怎么知道？
汉昭帝说：将军前往广明（地名），不过例行公事，怎么是调兵遣将？就算调兵遣将，燕王怎么知道？何况将军真要谋反，也用不着那些校尉。
尚书们听昭帝这样分析，都大吃一惊。上官桀无法利用皇帝，只好铤而走险。
此案其实可疑。十四岁孩子就能识破的花招，能算是阴谋诡计吗？以桑弘羊之多智，又岂能赞同？如果这样的计谋都能得逞，那运气也太好了。
但不管怎么说，桑弘羊总归是卷了进去。那么，他又为什么要跟上官桀结成团伙反对霍光呢？
除了利益之争，还有路线斗争。
斗争在政变前一年就白热化。当时，霍光为了实行新政，利用职权从全国各地找来了六十多个儒家之徒（贤良文学），跟御史大夫桑弘羊讨论经济政策，公开辩论盐铁酒类应该国营还是民营，史称“盐铁会议”。
记录盐铁会议的着作，是《盐铁论》。
会议的记录十分有趣。
顾名思义，盐铁会议讨论的原本是经济问题。就算要抓根本，也该辩论国进民退是否合适，垄断经营是否必需，经济命脉如何掌握，等等。可惜儒家是不懂经济的，所以双方的发言简直是鸡同鸭讲。
比如桑弘羊说，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是因为讨伐匈奴和保卫边疆都要用钱。既然国库不足，就得生财有道，总不能让前方将士饥寒交迫吧？
这时的正确回答就该是：换种政策照样有钱。
然而儒生们的回答却是：人间正道，贵道德而贱用兵。
匈奴野蛮，就该加紧建设我们的精神文明，用文明去感化和教化他们，怎么能长途跋涉去讨伐呢？
意思很清楚：那仗根本就不该打。
这是什么话！仗该不该打，是经济工作会议讨论的问题吗？那是军事会议讨论的。
儒生们的回答，岂非文不对题？
何况树欲静而风不止。你不打匈奴，匈奴要打你。不出征，也不应战吗？如果仗要打，钱要花，又要取消盐铁酒类专卖专营和平准、均输，请问钱从哪里来？
儒生当然不会回答，因为他们根本就回答不了。
回答不了，就只能唱高调。儒生们说：会取胜的不打仗（善克者不战），会打仗的不带兵（善战者不师），会带兵的不布阵（善师者不阵）。王者行仁政，无敌于天下，哪里用得着花那么多钱？
这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不清楚桑弘羊为什么要跟这帮逻辑不通的家伙枉费口舌。也许，是因为皇帝有诏书。也许，桑弘羊原本就有话要说。也许，他是要借此机会反戈一击，为汉武帝也为他自己做一次漂漂亮亮的辩护。
霍光却显然是要政改。当然，他并不是要改革政治体制，只是要改变某些政策法规。这倒也是必要的，因为汉武帝执政期间确实存在不少问题。包括他的经济政策，也有问题。不改变，就不会有所谓“昭宣中兴”。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政策未改，舆论先行。这就是霍光策划这次会议的用心。至于那六十多个从全国各地找来的贤良文学，则是他借来打鬼的钟馗。
贤良文学却不这么认为。在他们看来，汉武帝号称尊儒，其实重法。儒家则看似风光，其实被边缘化。这回既然好不容易有了发言权，就必须借此机会夺回阵地，至少也要在朝堂之上为儒家争得一席地位。
盐铁会议变成了儒法之争，这是原因之一。
战端却是桑弘羊开启的。在听够了儒生们不切实际的夸夸其谈后，桑弘羊忍无可忍。他愤愤不平地表示：稳坐家中不知挑担赶路的苦，说风凉话当然比干实事容易。博古而不通今，唱高调不接地气，这样的人有什么用？
桑弘羊他们还说，尊儒以来，武皇帝察贤良，举文学，遍访民间，思贤若渴。然而选举出来的大中小儒，有一个能为皇上分忧、兴利补弊的吗？一个都没有！
这时，儒生们的积怨也如火山爆发。
贤良文学们说，这难道是儒家有问题吗？不，是组织路线有问题，干部政策有问题，舆论导向有问题。武皇帝要开疆辟土，故权谲之谋进，凶残之士用。打仗就要用钱，故兴利之臣起。利兴则义闭。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犯罪率就高。这个时候，岂不就要重用酷吏了？
于是儒生们悲愤地说：难怪皇上身边尽是些投机取巧的家伙，因为我大汉王朝就是用利欲在做指挥棒嘛！仅仅提拔一个公孙弘，管什么用啊！
呵呵，谁说儒家不讲逻辑？他们有自己的一套。
桑弘羊当然也有另一套。在他看来，治国面对的是现实问题，而现实问题是匈奴寇暴。御寇就得强兵，强兵就得富国，富国就得理财，理财就得务实。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国家需要的是脚踏实地的人。
这同样无法达成共识。
但，不管公理婆理，双方的着眼点都已不再仅限于经济政策。他们更关心的，是组织路线、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
组织路线之争，在文官和文吏；政治路线之争，在王道和霸道；思想路线之争，在儒家和法家。
这才是盐铁会议的意义所在。
霍光的政改，倒在其次。
不过，如果把桑弘羊和汉武帝都看作法家，就大错特错了。桑弘羊是，汉武帝不是。当然，他也不是儒家。事实上，汉武帝是很难贴标签的。无论把他当作儒家还是法家，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