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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 Burger）的领导下，最高法院于1972年禁止死刑。尽管1973年“罗伊诉韦德案”对堕胎的判决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但这只是随后一长串令戈德华特的“极度厌倦联盟”感到愤怒的案例中的一个而已。
对于大城市中的美国工人阶级来说，法庭判决最让他们感到愤怒的是规定学校用车接送学生。大多数普通人认为学校用车接送学生既不公平，又显得伪善。说它不公平，是因为孩子们得走上好长的路程以求得“种族平衡”；说它伪善，是因为支持这一政策的“自由派精英”总是把自己的孩子送往私立学校或郊区学校就读。1974年，当参议员泰德·肯尼迪（Ted Kennedy）在波士顿试图对一个反对校车的示威活动发表演讲时，一群愤怒的爱尔兰裔美国人叫喊声盖过了他的声音，并且追着这个自由主义之王掷鸡蛋和西红柿。正如克里斯托弗·拉希（Christopher Lasch）所说，他们“已经受够了肯尼迪王朝”＇6＇。
另一股分裂的力量是反战运动。对许多反战活动者来说，越南战争是当时最大的罪恶，而反文化与抗议活动天然相伴。然而，对许多基层的民主党人来说，反战运动令人厌恶至极。普通工人同那些把时间耗在吸毒和大肆挥霍家里钱财的嬉皮士以及亵渎美国国旗的学生之间能有什么共同语言呢？那些反战抗议者得到的处罚不是被送往战场，而不过是延期学习，这些人甚至比战争本身还不受欢迎。＇7＇他们当中大多数的人并不是对美国的具体政策充满敌意，而是对美国总体上充满敌意。1970年，4个学生在俄亥俄州肯特州立大学被射杀，激发了美国摇滚歌星尼尔·杨（Neil Young）为之歌唱哀悼，但一星期后，一群头戴安全帽的工会建筑工人痛打一群反战示威者，美国蓝领阶级却为之欢呼雀跃。
民主党内部最明显的反抗象征，是亚拉巴马州州长乔治·华莱士（Gee Wallace）。1964年，华莱士试图取得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但约翰逊轻而易举地打败了他。4年后，华莱士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选，表达了全国各地对民主党怀有不满情绪的白人的心声——这些人既有来自北方城市的，也有来自南方乡村的。他在回答一名记者有关主导1968年竞选议题的问题时，很好地表达了当时困扰美国白人的问题：
学校，那将是一个议题。到1968年秋，无论是在克利夫兰，还是芝加哥、加里、圣路易斯，人们都将对于联邦政府干预地方学校厌倦至极，他们将大批大批地投票支持我。人们不喜欢这种浪费孩子时间的做法；人们不喜欢别人来告诉他们为孩子选择什么样的老师和学校；人们不喜欢学校用车穿过半个城市接送学生，只是为了求得“足够的种族协调”……我将在1968年的选举中给人们另一个大议题：法律和秩序。街头犯罪。人们厌倦了林登·约翰逊及其周围那批低能知识分子和理论家胆小无为的态度。人们厌倦了最高法院……那是一个令人遗憾、差劲、没用的机构……人们将不会再容忍它……＇8＇
在1968年的选举中，有大约13。5％“这样的人”投票支持他，从休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那里吸引走足够多的民主党选票，从而使理查德·尼克松赢得了选举的胜利。然而，民主党还在继续往左发展。激进自由派之所以能够在争夺民主党核心灵魂的斗争中取得胜利，主要原因在于党章微妙的变化使得少数派得到了额外的代表席位。几十年来控制该党的爱尔兰政府机构的政客、工会大佬、南方保守派，败在了与自己志不同道不合的一伙人手下——他们是反战抗议者、女权主义者和环保人士。1972年，民主党政治纲领的基本关注点是穷人、印第安人、身体残疾者、智力迟钝者、老人、妇女、儿童和退伍军人的权利。这份政治纲领更多关注的是恢复宪法赋予获释犯的权利，而不是如何努力应对街头暴力。＇9＇1972年，民主党大会提名乔治·麦戈文（Gee McGovern）角逐总统，此时，时势已与1964年约翰逊对决戈德华特时大不相同。改革主义已经变异为带有一些反美癖好的激进主义。1972年的民主党大会上，有4/5的代表此前从未参加过民主党大会。会场上到处是愣头青（有两个来自亚利桑那州的代表当选时还未满18岁）。整个会议一片混乱：被提名人直到午后才想起发表演讲，从而使民主党丧失了电视观众。许多最重要的会议依然是在烟雾缭绕的房间里进行，但此时的烟味已完全变了。
此时，整个美国都乱套了。凯恩斯学派的经济学家宣称自己掌握了调整经济的技巧，以保持低通货膨胀和低失业，但“滞胀”搅乱了这一切。严重犯罪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维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但60年代中期却以每年20％的比例上升，其中黑人严重犯罪——尤其是暴力犯罪——的比例过高。与此同时，黑人妇女未婚先育的数字也在攀升，从1960年的21。6％上升到1970年的34。9％。＇10＇几年前还信心十足的自由派精英，突然间似乎束手无策了。他们无力解决家庭破裂问题，只会更加慷慨地增加福利支出；他们无力解决犯罪率上升的问题，只会花更多的钱来进行罪犯改造和社会科学研究。权势集团不断失去大众的支持。1965年，36％的人认为法庭对待犯人“较严厉”或“太严厉”，1977年，这一比例下降到11％。＇11＇
更糟糕的是，从许多保守派的观点来看，文化精英们乐于沉迷于这样的无序之中。1967年8月，《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的封面还印出了教人制造莫洛托夫汽油弹的步骤。音乐家伦纳德·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甚至邀请美国黑豹党（Black Panthers）（2）的首领共进晚餐。好莱坞也在向左转：1965年的奥斯卡最佳影片是《音乐之声》（The Sound of Music），而1969年的奥斯卡最佳影片则是《午夜牛郎》（Midnight Cowboy）。＇12＇在1968年竞选之夜开始拍摄的《洗发水》（Shampoo）于1975年出品，沃伦·比蒂（Warren Beatty）出演男主角。片中比蒂既与女友做爱，也与女友最好的朋友、女友最好的朋友的情人的妻子，以及女友最好的朋友的情人的妻子的女儿做爱。正如迈克尔·埃利奥特（Michael Elliott）所指出的那样，“他的所作所为可谈不上值得称道”＇13＇。
忽然间，保守主义认为政府是问题之源而非解决问题之途的信条开始得到共鸣。回到1964年，高达62％的美国人认为，华盛顿的政府在大部分时间里做对了事情。这一数字现在无情地下滑，最终跌落到1994年的19％。＇14＇
虚假的曙光：理查德·尼克松
对许多右派来说，这个将民众早期的怨恨转化成投共和党支持票的人永远是英雄。理查德·尼克松的反共历史悠久，但他的反共行为有的光彩彪炳，有的则声名扫地。前者如他在揭露阿尔杰·希斯谎言中所起的主导作用；后者如1950年他在加利福尼亚州进行的参议院扣帽运动——指控女演员出身的国会议员海伦·加黑根·道格拉斯（Helen Gahagan Douglas），说她“连内衣都是粉红色的”。同戈德华特一样，尼克松来自阳光地带，毫不掩饰自己对东部权势集团的厌恶。在他的整个生涯中，尼克松频频引发右派阵营的争议。他宣称自己是拉塞尔·柯克的崇拜者＇15＇，并且不讳言自己像约翰·伯奇社团分子和麦卡锡分子一样，心中充满了更加阴暗的幻想。在艾森豪威尔的选举使迪安·艾奇逊离开国务院不久后，尼克松说道：“终于可以有我们自己的国务卿了，太好了。”＇16＇
尼克松以保守派——一个有才干驾驭民粹主义，使之为自己的事业所用的保守派——的身份来进行竞选。在尼克松之前，被遗忘的大多数在反抗冷酷的精英时，其民粹式的反抗方式多是针对富人进行经济制裁。尼克松的才干在于他熟知民主党内部乔治·华莱士的反叛和反文化精英的直接民粹主义——反抗尼克松眼里那些腐朽衰老的势利者，他们手中掌控着像哈佛大学和《华盛顿邮报》这样的机构。为了回应华莱士，尼克松赋予“自由主义者”这个词一层新的贬抑含义。在尼克松的词典里，“自由主义者”是被惯坏了的精英分子，他们一点都不关心正直而辛勤工作的美国白人。
尼克松无情地在民主党中的工人阶级和他们那个自由主义色彩日渐变浓的政党之间打下了一个楔子。对于尼克松来说，自由主义的诱惑并不是什么芝麻小事，这个为嫉妒所左右的加利福尼亚人一心要激怒那些自由主义者。他招募年轻的帕特·布坎南，让他煽起民粹主义的偏见，并鼓动副总统斯皮罗·阿格纽（Spiro Agnew）在“左倾自由主义者”和“喋喋不休的富豪消极论者”之间制造裂痕。尼克松是首位获得多数工人阶级、天主教徒和工会成员等选民支持的共和党总统。
1968年，这位新当选的总统的确给了保守派一点希望。他任命一些保守派领袖人物在他的政府中担任职务：阿瑟·伯恩斯（Arthur Burns）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沃伦·纳特任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部长、马丁·安德森（Martin Anderson）［他是《联邦推土机》（The Federal Bulldozer）一书的作者，后来成为罗纳德·里根的得力助手］任职白宫，甚至连威廉·巴克利都得到一项任命，虽然只是在美国新闻署的咨询委员会中任职。
尼克松是一个多面人，如果说这个加利福尼亚人是以保守派的身份来参加竞选的话，那么他的统治则是自由主义式的。他把政府中两个最显要的职位给了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和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这两个哈佛大学教授同洛克菲勒式的共和党人和肯尼迪式的民主党人关系紧密。因此，尼克松夸耀道，他的内阁还没有艾森豪威尔的内阁保守。＇17＇同艾克一样，尼克松也是主张欧洲优先的国际主义者，并且相信共和党的职责就是要比民主党更好地推行“新政”，但在社会问题上他的立场更自由。与艾森豪威尔相比，尼克松更关心黑人的权利，前者似乎认定黑人应该对自己二等公民的地位心满意足。尼克松是第一位积极采用平权法案的美国总统，并把该计划的施用范围扩展到了妇女和黑人。尼克松当政时，联邦支出和联邦规章的增加都快于约翰逊任总统时。社会支出首次超过国防开支。尼克松时期，美国政府公报《联邦纪事》（Federal Register）（联邦规则、规章的记录）页数增加了121％，而约翰逊时期是19％。1970年的《清洁空气法》（Clean Air Act）是至今最为雄心勃勃的环境保护措施。一年后，这位总统要求国会批准一项全国综合医疗保险计划。有一阵子，他为能够保障所有美国人获得最低年收入兴奋不已。有个民主党人得意地说道：“保守主义者得到的是名，我们得到的是实。”＇18＇
这一切完全得到美国公众的赞成，但对右派知识分子不啻是一个灾难。强硬派抱怨道，亨利·基辛格的现实政治行为使得外交政策中不再有任何道德内容。美国从越南脱身并与中国做交易，世界上大多数人都将其理解为外交上的平稳运行，但保守派却认为这是绥靖行为。在国内，尼克松设立了许多新的政府机构，如美国环境保护署（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和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the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这都是保守派此后20年中极力铲除的机构。尤其使保守派感到愤怒的是，尼克松在1971年至1973年间，设立了生活费委员会（the Cost of Living Council），企图控制价格和工资。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引入国家控制经济的最有力尝试。尼克松委任当时刚刚步入中年的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来负责这一不切实际的冒险计划。1971年6月26日，包括威廉·巴克利和詹姆斯·伯纳姆在内的几位保守派名流，“暂停支持本届政府”＇19＇。
坚持忠于总统的那些保守主义者旋即陷入水门事件之中。他们花费大量的政治资本为一个没有辩护余地的人辩护。同20年前的乔·麦卡锡相似，尼克松在保守主义运动中产生了最负面的东西：偏执狂和自怨自艾，迷恋阴谋权术，毫无理由地憎恨权势集团。他使右派在随后多年背负浅薄无知和弄虚作假的恶名。右派为什么要背负这一切呢？尼克松不仅犯了罪，并且就政策而言，他远远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而非保守主义者。
1974年，尼克松辞职，保守主义运动归于毁灭。他的继任者是杰拉尔德·福特（Gerald Ford）——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