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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事件对总统的国内政策当然产生了影响：它改变了有关移民、税收和许许多多问题争论的本质。不过最大的变化出现在外交政策领域。在2000年于北卡罗来纳州的温斯顿塞勒姆（WinstonSalem）进行的第二场总统竞选辩论中，小布什曾经警告道：“如果我们的国家傲慢无礼，他们就会仇视我们；如果我们的国家谦卑而强大，他们就会欢迎我们。”4年后，他说起话来已经像是一位“帝国的总统”了——政权更迭、放弃盟友、宣布先发制人的激进新理论。有些尖锐的做法是不可避免的：巨人之国流血了，它需要复仇。比尔·克林顿对朋友说，如果他是总统，他会把塔利班从阿富汗清除掉。但小布什走得比这远得多。小布什对“9·11”事件的反应确实并不适度，那是一种极端野心勃勃的激进反应，尤其是一种新保守主义的特别反应。
一年三变
现在人们普遍认为，美国拥有一种新保守主义的外交政策。其实在“9·11”事件之前，新保守派还是小布什团队中职位较低的成员。2001年，小布什政府里只有大约20位新保守派成员，其中级别最高的是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小布什政府中其他著名的新保守派成员包括：国防部第三号人物道格拉斯·费思（Douglas Feith）、迪克·切尼的办公室主任和沃尔福威茨的门生刘易斯·“水上帆船”·利比（Lewis“Scooter”Libby）和副国务卿约翰·博尔顿（John Bolton），他虽然对军备控制完全持怀疑态度，但却被安排在国务院负责军备控制事务。吉姆·伍尔西（Jim Woolsey）、理查德·珀尔、肯·阿德尔曼（Ken Adelman）也都在拉姆斯菲尔德的国防部政策委员会谋得职务，但该委员会还有其他方面的好几十位成员。新保守派成员既不像迪克·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具有首席执行官与官僚的双重身份，也不像卡伦·休斯和卡尔·罗夫是得克萨斯州集团的成员。他们通常是一起聚会的犹太人，这种聚会传统上对非犹太人是一道壁垒。这一类由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构成的新保守派是从名校毕业的研究生，在智库、学术界和知识性杂志中历练过，并且长时间彼此意见不一。他们并不是小布什天然的同志，因为这位总统通过心灵而非智慧来判断人。
引人注目的是，在2000年的共和党初选中，包括《旗帜周刊》的比尔·克里斯托尔在内的许多著名的新保守派，支持的是麦凯恩而非小布什。在他们看来，虽然麦凯恩并不尽善尽美，例如不想在贸易上制裁中国，但是他宣扬的却是一种标榜着伟大国家的保守主义，他把“流氓国家”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看得非常严重。＇3＇老布什在萨达姆·侯赛因被摧毁之前就使第一次海湾战争流产了，克里斯托尔及其盟友担心，小布什会像他父亲那样，迫使以色列参与到奥斯陆的和平进程中，使用众多像科林·鲍威尔、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詹姆斯·贝克这样的共和党现实主义官员。据称贝克曾说过一句著名的话：“去他的犹太人，反正他们也不会投我们的票。”
在选举期间，小布什与共和党的现实主义集团站在一起，称赞“谦卑而强大的”外交政策，并且批评新保守主义哲学的一个核心原则——干预巴尔干这样的麻烦地区。由于小布什的外交事务知识贫乏，因而使人抱有期待——考虑到他的家世，他国外旅行过的次数可说是出奇的少；他竟然把希腊人当作是古希腊人，并且没能通过一次被公认为很巧妙的临时测试。小布什叫不出巴基斯坦统治者的名字，为了挽回颜面，他问采访记者知不知道墨西哥外交部长的名字。记者回答道：“先生，我不知道。但是我可不是在竞选美国总统。”＇4＇
沃尔福威茨是小布什外交团队早期的“祝融星”（Vulcan）（1）之一，是小布什外交团队的候选人，但小布什最重要的外交事务导师则是康多莉扎·赖斯——她与小布什在体育、锻炼和宗教上有共同的兴趣。赖斯主要关注的是大国，尤其是她最熟悉的俄罗斯。她对国家重建不以为然，蔑视“用第82空降师护送孩子上幼儿园”的想法。＇5＇就连大概最有权势的新保守派支持者迪克·切尼，在各种重大问题上也与新保守派想法不同。作为老布什总统手下的国防部长，他在1991年支持让萨达姆继续待在位置上的决定，而这一决定被新保守派认为是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他公开发表对以色列及其定居点政策的不满，也不像克里斯托尔等人希望美国干预巴尔干地区。
新保守派在五角大楼和国务院的影响力甚至还不及在白宫那样大。军队人员把新保守派看作是最差劲的干预军队事务的平民：他们是一群纤弱的知识分子，自己从来没有上过战场（大多数人逃避越南战争时比小布什跑得都快），可是却要把美国军队派到世界各地去作战。在国务院，职业外交官厌恶新保守派非黑即白的世界观，他们喜欢使用攻击性的言辞。国务院的新老板是科林·鲍威尔——共和党里非常靠左的成员——他支持平权法案、国际机构和军队的谨慎行事，这些都是新保守派讨厌的东西。
克林顿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前成员，现供职于布鲁金斯学会的伊沃·达尔德（Ivo Daalder），将小布什周围争相对他施加影响的人分为三类：新保守派这样的“民主帝国主义者”，鲍威尔这样的“鸽派实用主义者”，以及切尼、拉姆斯菲尔德和赖斯这样的“果敢的民族主义者”。民族主义者与新保守派在美国应该更加积极地照顾好自己的利益这一点上观点一致，但他们对国家重建和传播民主之类的问题不感兴趣。＇6＇“9·11”事件发生前，新保守派还是这三股势力中最弱的一股。果敢的民族主义者确保小布什的外交政策具有强硬的保守主义锋芒，这非常不招欧洲人的喜欢。《反弹道导弹条约》（the AntiBallistic Missile Treaty）和《京都议定书》被轻率地废弃了。美国到处展示它的力量（这使人又想起“别惹得克萨斯州”这句话），但通常强调的是不接触，而非政权更迭。由于科林·鲍威尔赢得了许多外交斗争的胜利——包括在伊拉克问题上，美国同意加入联合国安理会新一轮“聪明”的制裁——美国的那种得克萨斯式的语气，听起来才不那么刺耳。
这种平衡似乎适合小布什。如果有机会能轻而易举地解决萨达姆·侯赛因，他当然会抓住（保罗·奥尼尔称，小布什就职才10天就讨论过这一想法），＇7＇并且他从一开始就对多边组织和法国人不抱信任。小布什像保守主义美国的大多数人一样，认为中东是动乱之源，并且视国家重建为愚蠢的做法。至于恐怖主义，大西洋两岸的间谍都坚持认为，克林顿政府的立场并没有真正改变——本·拉登是个危险，但并不迫在眉睫。小布什的重点是国内政策。他绝对不希望重犯父亲犯过的错误——过多地纠缠于国外事务。在2001年初的一次电视访谈中，迪克·切尼被问及新保守派时回答道：“哦，他们得去卖杂志，而我们得进行统治。”＇8＇
“9·11”事件发生后，许多外交政策观察家预计，小布什将坚持过分自信的民族主义。美国将对作恶者发泄满腔的怒火，但反恐战争的规模可能有限。鲍威尔冷静地压下了沃尔福威茨的声音，在“9·11”事件发生3天后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沃尔福威茨宣称，美国要“终结那些发起恐怖主义的国家”。鲍威尔告诉记者，沃尔福威茨可以发表个人的观点，但美国的目标是终止恐怖主义，除此别无其他目标。＇9＇事实上，接下来的两年证明沃尔福威茨是对的。
新保守派阴谋集团
到2003年4月，新保守派的议程已经是小布什议程中的核心内容了。两年前还只是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一堆空话，现在却已经变成了喀布尔和巴格达街头的现实。萨达姆和塔利班都遭废黜了，叙利亚和伊朗被列在了观察名单中，亚西尔·阿拉法特被晾在了一边。新保守派欢呼“胆识、成功和革命的实质”。可以同杜鲁门主义相媲美的“布什主义”已经开始了。＇10＇2002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显地规定了先发制人政策，并且号召“在所有的大陆鼓励自由开放的社会”。在伊拉克问题的争论中，小布什最终决定不理睬新保守派厌恶的两个对象——联合国和老欧洲。如果不是小布什热衷于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那么第17街1150号真的是要快乐无边了。
这场革命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呢？第一种但却最不能令人信服的解释来自左派（尤其是欧洲的左派）——一位软弱总统的外交政策被无情的阴谋集团绑架了。第二种解释是新保守派自己的，即认为自己的崛起合乎逻辑——他们预见到了一个恐怖主义世界的出现，并且知道怎样对付它。但就我们而言，我们认为第三个因素最为重要：“9·11”事件以后，无论好坏，新保守派的信念都深深地触动了右派美国其他人的心弦。新保守派的外交政策随即成为保守主义的外交政策。
我们还是先来谈谈第一种解释理论，即某种程度上新保守派在白宫发动了一场政变。这种观点认为，一个组织出众、冷酷无情的小集团，多年来一直梦想在中东进行政权更迭。他们抓住“9·11”事件的机会，将美国的外交政策推向新的激进方向。2003年3月18日，英国前内阁成员乔普林爵士（Lord Jopling）对下议院说：“新保守派控制了五角大楼，并且似乎也顺利地捆住了总统的手脚。”雪莉·威廉斯（Baroness Shirley Williams）男爵夫人［她那时嫁给了著名的哈佛大学政治学家、现在已故的理查德·诺伊施塔特（Richard Neustadt）］也告诉上议院，小布什政府的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是受到了我只能描述为基督教极端主义和犹太极端主义力量的驱动，这种驱动力几乎像伊斯兰激进组织一样强大”＇11＇。一位法国议员引用法国外交部长多米尼克·德维尔潘（Dominique de Villepin）的话说：“美国政府的鹰派受到沙龙的操控。”＇12＇英国小说家约翰·勒·卡雷（John Le Carre）提到，一个新保守派的小集团在华盛顿夺权了，并且“将人权标准降低到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他还自比为写日记的犹太小女孩维克托·克莱珀勒（Victor Klemperer）——她在德累斯顿阁楼中躲避纳粹的搜捕，等待好的德国人回来。他说：“我在等待真正的美国人回来。”＇13＇
在美国，帕特·布坎南创办了一份名为《美国保守派》（American Conservative）的杂志，并公开自己的观点：新保守派既绑架了保守主义运动，又绑架了美国的外交政策。他坚持认为他们的目标完全与美国保守主义最好的传统相反——要把一个共和国变成一个帝国，使美国的利益屈从于以色列的利益。迈克尔·林德在1991年至1993年期间，是《国家利益》的执行编辑，他把自己描述为改革的新保守派，他以更细致的笔触写道：“新保守派利用了小布什的无知和缺乏经验……［小布什］似乎真的相信萨达姆·侯赛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威胁迫在眉睫——尽管新保守派公开这样说，但他们却不会聪明到相信自己所说的这些话。”＇14＇
这种说法有其真实性吗？新保守派政变理论和所有最高明的阴谋理论一样，也包含了一些真实的成分，但把这些成分搅在一起，得到的却是一幅使人误解的图画。该理论的第一点真实成分是，新保守派是一个特点鲜明的小集团，他们有着类似的信仰和生活方式。沃尔福威茨是著名的学者，费思、利比和博尔顿都是律师。他们在相同的智库（其中最喜欢的是美国企业研究所）工作，为同样的杂志（尤其是《旗帜周刊》）撰文。通常，他们不仅强力支持以色列，还强力支持色列强硬派本杰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anyahu）和阿里尔·沙龙的利库德党。1996年，珀尔与费思和戴维·乌姆瑟尔（David Wurmser）一道，帮助利库德集团的一个智库撰写了一份名为《背水一战》（A Clean Break）的报告，建议以色列为了自己的安全采取先发制人的办法，例如“让萨达姆·侯赛因下台”“遏制叙利亚”以及让阿拉法特靠边站。＇15＇
然后是他们所有的社会联系。研究新保守派，就像研究英国的布鲁姆斯伯里学派（Bloomsbury）（2），或者任何其他上流社会的文人派别一样。他们每个人似乎都是在一起上的学，比邻而居，属于相同的俱乐部，一起撰写论文或者互相之间有某种关系。的确，据我们最可靠的了解，新保守派较少像弗吉尼亚·伍尔夫（Vi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