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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有某种关系。的确，据我们最可靠的了解，新保守派较少像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和她的密友那样，不分男女睡在一起，但却可以男女在一起玩室内游戏，以保持社会联系。如果同沃尔福威茨交往，你就会发现，沃尔福威茨、珀尔、伍尔西都成了你的朋友，他们都居住在马里兰州的切维蔡斯市（Chevy Chase），而且都是核理论家艾伯特·沃尔斯泰特（Albert Wohlstetter）的门徒［据说沃尔斯泰特是电影《奇爱博士》（Dr．Strangelove）（3）中的主人公原型］。如果同负责小布什中东事务的核心人物埃利奥特·艾布拉姆斯交往，你就会发现，他是诺曼·波德霍雷茨的女婿，并且和珀尔、安全政策中心的弗兰克·加夫尼一道，为强硬派民主党参议员亨利·“铁铲”·杰克逊（Henry“Scoop”Jackson）效力。＇16＇你也可以通过副总统夫人林恩·切尼（Lynne Cheney）在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工作，以及切尼夫妇与阿德尔曼夫妇在一起庆祝结婚周年日这个事实，把切尼夫妇同那群人联系到一起来。＇17＇很简单，有足够多的东西，供那些认为存在阴谋的理论家遐想多年。
目前的这一代新保守派，是20世纪60年代幻想破灭的民主党人知识上的后裔（其中许多还是血缘上的），那批民主党人发起了新保守主义运动，但这两者之间也有很大的差别。几乎没有哪一个年青一代的新保守派在民主党中有根基（尽管珀尔喜欢对人们说，他是一个登记注册的民主党人），而上一代新保守派则不然。年青一代新保守派中的大部分人都是在常春藤盟校受过良好教育、具有良好教养的毕业生。第一代新保守派把自己看作是半个保守派，而年青一代的新保守派把自己看作是超级保守派，并且坚持认为他们的党不应为权宜之计所驱动，而应把原则当作前进的动力。
这就把我们引入另一个真相：新保守派确实是一个带着使命感的阴谋集团。在国内，他们要改革福利并取消平权法案。在国外，他们的目标可以归为两个：第一，以一种更加单边主义的方式，果断地使用美国的权力，消除多边式的实用主义纠缠（在他们看来，这种纠缠软弱无力）；第二，重画世界地图，推广自由和民主——尤其是在中东。年轻的沃尔福威茨在卡特政府任职时撰写过一份关于要警惕伊拉克的报告。1992年，作为负责政策的国防部副部长，他撰写了另一份关于先发制人和增加美国军事优势的报告。这份报告被认为太过激进，以至于他的老板迪克·切尼下令他重写。在2001年9月15日恐怖袭击后的第一次战略会议上，沃尔福威茨又回来了，他坚持认为伊拉克应该作为目标同阿富汗一起考虑，并说萨达姆·侯赛因有10％到50％的可能性参与了恐怖袭击（两天后，小布什同意让五角大楼的计划人员关注伊拉克，但是说“政府的重中之重”将在阿富汗）。＇18＇
如何看待对新保守派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指责呢？人们再次发现，批评家这样的批评是有道理的。新保守派非常成功地抢过了保守派的风头。在美国企业研究所、赫德森研究所和曼哈顿研究所，他们都掌握了话语权。他们负责数个最重要的保守派基金会，其中包括林德与哈里·布拉德利基金会和约翰·M．奥林基金会。他们得到两位媒体大王康拉德·布莱克（Conrad Black）和鲁珀特·默多克的财政支持。《旗帜周刊》和《纽约邮报》（New York Post）［诺曼·波德霍雷茨之子约翰·波德霍雷茨（John Podhoretz），是该报著名的专栏作家］都是默多克新闻集团旗下的媒体。在康拉德·布莱克的媒体帝国崩溃之前，他为《国家利益》杂志和《纽约太阳报》（New York Sun）两家媒体出资。著名的新保守派定期在《华尔街日报》的社论专版上发表特稿，如马克斯·布特（他在成为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奥林研究员之前，曾是该版的副编辑）。
新保守派也是华盛顿权力政治极为成功的实践者。许多人进入权力的圈子已经有几十年了。自尼克松时代以来，除了克林顿，沃尔福威茨为每一位美国总统都效力过，如果连自己身在何处都不知道，他很难想得出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处境。比尔·克里斯托尔在老布什政府中担任一个相当滑稽可笑的职务——丹·奎尔的办公室主任——从而得到了表达右派对老布什中间道路政策不满的平台。不过，就官僚的技巧而言，没有人能比得过理查德·珀尔。
珀尔聪明、彬彬有礼、很逗人乐（如果你同他是一边的），善于引导记者和其他的政治家。20世纪70年代为“铁铲”·杰克逊效力的时候，《华盛顿邮报》为他写了一篇3700字的人物素描，对于一个参谋人员来说，这是特别高的褒奖。在里根时期，当1986年吉普（4）与戈尔巴乔夫（Gorbachev）在雷克雅未克讨论军备控制的时候，“黑暗王子”珀尔是国防部参加会谈的唯一代表。不久之后，兰登书屋（Random House）付给他30万美元，撰写政治小说《强硬路线》（Hard Line），他在该书的一段中解释了为什么幕后运作在华盛顿能够积累多么大的权力：“知识就是权力。你知道得越多，你就越能够利用你所知道的东西来扩张你的帝国，或者推动你的政治议程，或者两者兼顾。”小布什当政时，珀尔就占据了这样一个介于政府与私人生活之间的幕后地带。作为国防政策委员会的主席（他担任这一职务一直到2003年，后在利益冲突的争吵中被迫辞职，但依然是该委员会的成员），他属于政府但却身处政府之外。这使他得到了所需的自由，来清除拉姆斯菲尔德和沃尔福威茨等负责的政客会去追踪的蛛丝马迹。他受到过为数不多的几次严格管束，有一次是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前9个月，他接受了一次有关后冲突时期伊拉克的组织结构的访谈，那时候他是在法国自己家中的花园里接受采访的，当时白宫闷热得不行。
没有谁比珀尔更能够使欧洲的外交官感到焦躁不安。他的专长就是向自由派介绍美国外交政策中最令人担心的方面，好像这些都是得到普遍承认的事实。2002年小布什发表国情咨文的前夜，他在一个有许多欧洲人在场的记者吹风会上说，小布什已经放弃了克林顿有关“全球主义”的失败思想，转而赞成令人钦佩的“大西部民访团原则”。珀尔对《世界报》和德国电视台满怀恐惧的听众解释道，美国的工作就是要召集盟友、经受考验并逮住那些坏蛋。伊拉克战争以后，他是首先承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只不过是宣战理由（真实目的是政权更迭）的人之一，他还喜欢对他的欧洲朋友说，美国的外交政策可以归纳为一句话：“下一个轮到谁？”
一位独立的总统
由此观之，新保守派不仅聪明、足智多谋，而且目标明确。但这些都不能证明绑架的指控成立。新保守派最终是听命于总统的。他们可以提出聪明的建议，但并不能做最后的决策。许多小布什的批评者，尤其在欧洲，坚信他是一个昏庸的小丑，以至于他们总是关注他的智力——要么来自卡尔·罗夫的头脑，要么来自副总统办公室，要么来自新保守派阴谋集团。但真相却相当平淡无奇。
小布什在整个职业生涯中，一直在利用他人和各种思想来解决具体问题。他在2000年的总统竞选中说：“我可能无法准确告诉你东帝汶的局势，但是我可以请教康迪·赖斯、保罗·沃尔福威茨或者迪克·切尼。我会请教那些有经验的人。”＇19＇小布什得心应手地使一个战略被分头执行——他似乎很乐意让国防部来实施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然而他确信，大的决策只能由他一个人来做，就连迪克·切尼，也在2002年8月嘲笑美国在联合国寻求另一份决议案的想法时，发现自己为此付出了代价。进而言之，小布什总是不愿意使自己卷入某一特定的小集团或受制于某种特定的想法。他个人在充满同情心的保守主义上投入很多，这既是接近他心灵的主题，也是他在2000年竞选时的核心主题。但是，当约翰·迪伊乌里奥那个“基于宗教信仰”的计划显得不再切合实际时，一位白宫内部人士所称的“充满同情心那事儿”被悄悄搁置了。
一种颇具争议的观点认为，小布什与新保守派之间的关系最好用商业术语来思考。如果一位首席执行官认为某一伙雇员成功解决了某一具体的危机，这并不意味着他就要让他们进董事会。在小布什政府的“董事会”里，成熟的民主－帝国主义模式并不包括任何新保守派，只有沃尔福威茨是个例外，但他只不过是五角大楼的二号人物。
关注一下小布什政府的许多据称由新保守派在幕后操纵的政策，人们会发现，这些政策还有其他动机。例如，2002年小布什要求清除掉亚西尔·阿拉法特，许多欧洲人怀疑，是新保守派在幕后操纵以帮助利库德党，毕竟，阿拉法特是人民承认并选举出来的领导人。事实上，小布什这一政策的理由，似乎既是出于实际情况和个人因素的考虑，也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阿拉法特在从伊朗装运炸药一事上撒了谎，把信任看得非常严肃的小布什总统对此感到十分愤怒。他在白宫记者招待晚宴上对共进晚餐的人说：“你不能同那个家伙制定和平协定。他欺骗了克林顿总统。”＇20＇一旦巴勒斯坦人把阿拉法特晾在一边，而将马哈茂德·阿巴斯（Mahmoud Abbas）推为总理，小布什就重新回到了和平进程上，并且迫使以色列人参加2003年7月在沙姆沙伊赫（Sharm elSheik）举行的和平首脑会议。尽管那一努力失败了，但他坚持认为巴勒斯坦人应该拥有一个能够生息的国家，2004年阿拉法特去世后，他加倍努力。大多数新保守派的梦想是将巴勒斯坦人赶到约旦，并且把路线图看作是可恨的奥斯陆和平进程“令人遗憾的复活”，而小布什的中东政策仍然与新保守派的剧本有一定的距离。＇21＇他们受到国务院的平衡，而国务院对以色列的立场又因为托尼·布莱尔的影响而得到加强。
当然，这种平衡依然使小布什的中东政策严重地偏向以色列——事实上是偏向阿里尔·沙龙这样的强硬路线派。但新保守派同样不应为此承担责任。对以色列给予强力支持的不仅仅是新保守派。美国——尤其是保守主义的美国——也坚定地支持以色列，“9·11”事件后，支持还进一步加强了。2002年4月，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共和党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支持分别是68％和8％，包括大部分犹太选民在内的民主党对二者的支持，则分别是45％和21％。小布什的新保守派演讲撰稿人戴维·弗鲁姆引用小布什对卡尔·罗夫的提问：“您认为我们的人民是怎样看待以巴冲突的？”罗夫回答：“他们认为那是你们反恐战争的一部分。”＇22＇
这进一步印证了我们的观点。“9·11”事件发生后，小布什的政策不再只是新保守派的政策了。它们已经成为了保守派的政策——那是在整个右派美国都引起共鸣的政策。谁反对伊拉克战争呢？当然不是科林·鲍威尔，他走在政府政策的最前列。被认为是超道德的权力政治大师的亨利·基辛格也坚定地支持白宫的政策。美国新保守派的外交政策根本不是一个转变的问题，更不用说被绑架了。此外，保守派联盟中那部分举止古怪的人的观点突然间也与整个运动相吻合了。新保守派完全不像只是在夜幕下活动的阴谋分子，而是公开地说出了许许多多保守派私下里的所思所想。“9·11”事件发生后，新保守派的解决方案似乎就是美国的解决方案——至少对保守派来说是如此。
新保守主义中的右派
新保守派的世界观有三个组成部分。首先是悲观的诊断，然后是两个激进的解决办法：其一，冷酷而现实地支持美国的单边主义；其二，对传播美国价值观的道德必要性，尤其是在中东地区传播，抱持令人吃惊的乐观态度。右派美国的其他组成部分立刻认同了这一悲观的诊断以及单边主义的做法，并在即将到来的针对伊拉克的狂热中，大力支持更不切实际的改造伊拉克的信念，但为时并不太长。
首先来看看诊断问题。20世纪90年代，新保守派并不十分看好这种贸易和条约网络把地球村连接在一起的“地球胡话”（globaloney）。相反，他们一开始就假定这是一个极端危险的世界。他们看到的是民主国家陷于霍布斯式的争取优势的争斗中，他们发现到处存在导致无序和无政府状态的力量——政府垮台或者与恐怖分子和贩毒分子同谋，特大城市里无业和漫无目标的年轻人剧增，逃离无序世界的移民只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