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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如今正饱受着大脑缺氧之苦。过去3年里，“大学共和党人”组织的会员增加了3倍，其分会由409个增加到1148个，仅在2002年，它就招募了22000名新会员。现在该组织的会员已超过10万人。年轻人也不只是“天生的自由派”，他们正成为奇怪的保守主义痛苦的牺牲品。如今，美国号称拥有欣欣向荣的保守主义黑人知识阶层，还有杰出的保守派同性恋者、保守派拉丁裔、保守派环保主义者、保守派演员、《纽约时报》的保守派专栏作家（啊，有两位）。在“自由派美国”的任何一处瞧瞧，你都会发现，那里有深深扎根于敌后的保守派基层战士。
这些基层战士特别严厉，他们在充满敌意的地方与世隔绝，并不断遭到同侪的冷嘲热讽。然而，他们对更广泛意义上的保守主义运动至关重要——他们活生生地驳斥了自由派的嘲笑，自由派认为保守派只不过是一群愚蠢的白人而已。谁能比长着一张黑面孔的人更好地解释家庭解体对美国黑人造成的伤害呢？谁能比一个漂亮的保守派学生更好地支持性节制呢？至少有一点，敌后的保守派迫使民主党耗费资源来捍卫他们本以为理应属于自己的地盘。最好的情况则是，这些基层战士正在为解放敌占区的大量人口做准备（他们无疑将看到这种情况的出现）。我们决定集中关注三大这样的敌后群体：黑人群体——因为这威胁到民主党的道德优越感；青年群体——因为他们给保守主义带来了很大的力量；妇女群体——因为她们占国家人口的一半以上。
苍白的浅影（1）
从起用科林·鲍威尔和康多莉扎·赖斯，到赶走特伦特·洛特，尽管小布什对多元文化主义做出了许多让步，但是共和党显然与黑人之间存在问题。1960年，有1/3的黑人选民投票支持理查德·尼克松。＇1＇而在2004年，只有占黑人人口1/10的富裕得多的黑人投票支持小布什。2002年，随着J．C．沃茨（J．C．Watts）退休，国会山上共和党唯一的一张黑人面孔不见了。即便这样，美国各地还是存在黑人保守派。
最有影响力的可能是一小群黑人知识分子。他们中最有名的是饱受诟病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克拉伦斯·托马斯（Clarence Thomas）、对平权法案反潮流而动的评论家谢尔比·斯蒂尔（Shelby Steele）以及托马斯·索厄尔（Thomas Sowell）——自从1975年出版《种族与经济学》（Race and Economics）一书以来，他就一直是平权法案反潮流运动的宠儿。他认为，既然种族歧视在经济上是不理性的，那么反击种族歧视的最好办法就不应是政府控制，而是竞争。这些黑人保守派知识分子中的许多人与第一代新保守派极其相似，他们是以民主党身份开始其生涯的知识型人才，但因为身份政治和种族偏好之类的问题与民主党闹崩了。正如新保守派一样，他们强烈地支持以色列，非常敌视帕特·布坎南这样的早期保守派，且多集中在智库里。
竞选过总统的那位黑人保守派是位知识分子，这一点很重要。2000年，艾伦·凯斯（Alan Keyes）的总统竞选最为人铭记的，或许就是他热衷于随摇滚乐狂舞，喜欢听“讨伐体制乐团”（Rage Against The Machine）（2）的歌。但由于凯斯拥有哈佛大学的政治学理论博士头衔，因此，显然他至少在名义上是6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中最聪明的一位。他在哈佛大学师从杰出的斯特劳斯主义者哈维·曼斯菲尔德（Harvey Mansfield），并与未来的保守主义学者比尔·克里斯托尔共处一室。他认为同艾伦·布卢姆（Allan Bloom）一道研究政治理论度过的时光，是他人生经历的转折，后者是《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一书的作者，其精神几乎在凯斯所有的言谈中都能够找到。大多数政治家喜欢将抽象问题与具体问题联系在一起，而凯斯如果不想到问题的抽象意义，就听不进具体问题。
这种对理智的过度偏重，有时候具有启发性，有时候则显得十分古怪。凯斯狂热地反对堕胎（他在衣领上别着一枚形状酷似10周大胎儿双脚的金别针）。但是他反堕胎不仅仅是基于《圣经》，也基于《独立宣言》。他认为，人们应该将《独立宣言》的精神应用到未出生的孩子身上，就像当年林肯将之应用到奴隶身上一样。凯斯以类似的口吻，号召完全取消“奴隶式的”收入税（为什么要费心采用统一税呢？）。他还认为，在宪法中并不能找到使宗教与国家分离的依据。凯斯有时有点像20世纪50年代某些古怪的保守派。2000年共和党初选开始的阶段，他的表现好得令人诧异——吸引到4000位志愿者，并在艾奥瓦州的干部会议中击败了两位参议员。然而他不太容易相处。如果你问他有关他喜欢什么甜食之类陈词滥调的问题，他在回答自己喜欢脆壳苹果派之前，可能先要指责你道德沦丧、知识贫乏；如果你称赞他的口才，他可能指责你是种族主义者。凯斯甚至对自己的支持者也很粗暴。有一次在集会上，他下令追随者别鼓掌了。他斥责道：“我以前见得多了，人们站起来为某事欢呼，说他们对此笃信不已。但当他们离开以后，只有上帝才知道他们会怎样投票。”＇2＇
凯斯像许多黑人保守派一样，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他是一个罗马天主教徒，但却获得了许多基督教福音派的支持；他反对多边主义机构，但却非常看重别人称呼他为大使——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时获得的头衔；他是一个保守派，但却比杰西·杰克逊更热衷于打种族牌。在1999年12月的初选辩论中，他将小布什说成是“布什主人”（Massa Bush），以讽刺他在税收问题上的“胆怯”。在一个脱口秀节目中，主持人称赞他的辩才，而他把这种恭维比作是在说“哦，他舞跳得真好”。
凯斯是此类人中的一员。然而他所表现出的这些人格特征，或许是在一个充满敌意的地方从事自己的事业所必备的心理条件。在美国政治中，几乎没有什么人像黑人保守派那样要忍受如此多的嘲笑奚落。黑人主流把他们看作叛徒。美国有色人种促进会前负责人本杰明·胡克斯（Benjamin Hooks）谴责黑人保守派是“新一类的汤姆叔叔……是世界上最大的说谎者”。杰西·杰克逊把克拉伦斯·托马斯比作是三K党成员（“晚上，民权的敌人裹着白色床单罢工，放火烧十字架；白天，他们身裹黑色长袍罢工”）。黑人记者朱莉安娜·玛沃尔（Julianne Malveaux）甚至希望托马斯早点命丧其白人妻子之手。凯斯这样的黑人保守派有点敏感，这一点也不叫人觉得奇怪。同样不会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他们最好的一些作品（特别是谢尔比·斯蒂尔的作品）所涉及的主题非常关注在社会连带关系的世界里人们的孤立感。
黑人保守派有两大核心事业：废除平权法案和引进学券制。前者的主要支持者是沃德·康纳利（Ward Connerly），他是一位来自加利福尼亚州萨克拉门托的黑人商人，负责管理美国民权研究所（American Civil Rights Institute）。康纳利这个“校董会奴隶”——这是杰西·杰克逊对他的称呼——在1993年被皮特·威尔逊州长任命为加州大学校董会董事之前，一直是“积极歧视”（3）的捍卫者。他在校董会上说，在他看来，一项帮助弱势群体的计划已经堕落为一种以种族偏好为基础的成熟制度，这使他感到震惊。1994年，康纳利说服他从20世纪60年代末一直交往的密友威尔逊改变对“平权歧视”问题的看法。1995年，尽管受到激烈反对，他还是以同样的手法在这个问题上赢得了校董会的胜利。1996年，他接手两位学者想出的《209号提案》（Proposition 209），该提案要废除公立大学中的平权法案。他使一次艰难的活动——甚至得不到足够的签名来举行投票——转变成了最新型的政治运动。提案以55％的得票率获得通过。
从那以后，康纳利就开始在全国进行改革运动，他指控那些强加平权法案的学者和官僚，帮助其他的州策划废除平权法案的议案。2003年，他在此问题上遭受了两次挫折。第一次，最高法院做出了一项令人费解的裁决，允许平权法案继续存在，但禁止大学公开通过积分制（pointsbased system）来进行。第二次，在阿诺德·施瓦辛格当选州长的那次选举中，加利福尼亚选民拒绝了康纳利有关禁止在该州以种族和族裔来区分公民的动议。康纳利并没有得到施瓦辛格的帮助，因为他反对这一动议。但是由于种族界定正变得越来越难，历史很可能会站在康纳利的一边。康纳利的祖父母辈中有一位是白人，另一位是完全的乔克托族印第安人，他自己则娶了一名白人女子，从而使其种族的混合又增添了新的内容。
黑人保守派在号召黑人同胞加入反对平权法案战斗时要面临的永久困难是，他这样做的时候是在违背自身的利益。为什么黑人要放弃当下就能从平权法案中得到的好处，来换取从坚持原则（能人统治）和以最高的标准来检验自己中得到的长期好处呢？学券制——让父母有更多选择来决定孩子上什么样的学校——则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学券制是白人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在1957年首次提出的想法。许多黑人保守派，尤其是托马斯·索厄尔，多年来一直赞成学券制，但越来越多的主要支持者是黑人父母。民意调查不断显示，多数黑人，尤其是有适龄上学孩子的黑人，都支持学校选择权。这并不令人奇怪。相当于美国学生成绩单的“全国教育发展评估”（National Assessment of Education Progress）显示，17岁的黑人学生在数学和阅读能力上，平均比同龄白人学生落后4年，而在科学方面则落后5年。
美国最激进的自由市场式教育改革发生在不大可能成为试验地的密尔沃基——这座城市曾选出一连串信奉社会主义的市长，并催生了激进地扩大政府的进步运动。学券制在密尔沃基取得进展，是一些罕见的情况结合在一起产生的结果。第一，该市是主要的保守派基金会布拉德利基金会的所在地，该基金会多年来一直在争取学券制。第二，当地的黑人厌倦了看着公交车把自己的孩子从城市的一端送到另一端去上学，以便白人社区能够取得法院要求的种族平衡。当地两位著名的黑人——州议员霍华德·富勒（Howard Fuller）和前篮球明星波利·威廉斯（Polly Williams）——认为，要解决黑人的教育问题，靠的不是法院强求的计划，而是父母的选择。第三，学券制的积极活动者与两党的政治人物都有过接触。威斯康星州的共和党州长汤米·汤普森（Tommy Thompson）和密尔沃基市的民主党市长约翰·诺奎斯特（John Norquist）都支持学券制。
密尔沃基市的学券制试验在1990年刚开始的时候规模还很小：只有1％的学童符合学券制的条件，宗教学校被排除在试验之外。但绝大多数黑人父母赞同学券制。瓦莱丽·约翰逊（Valerie Johnson）有5个孩子，她目睹了芝加哥的教育制度毁了自己的两个兄弟——一个因拒绝加入帮伙而被杀、另一个退学后在加利福尼亚无家可归——因此成了赞成学券制的活动分子。她决心要使自己的孩子避免那样的命运。富勒等活动分子认为，学券制运动完全像现代的民权运动一样。“我们在北卡罗来纳州格林斯伯勒市伍尔沃思连锁便餐馆坐下吃饭，难道是为了今天到一家连菜单都看不懂的便餐馆吃饭吗？”在过去的10年里，当局已逐渐放宽了对这一计划的限制。到2003年，密尔沃基市的“父母选择计划”已经将学券发放到了1万个贫穷家庭学生的手中。对密尔沃基市以及另外两个实行学券制的先锋——克利夫兰市和佛罗里达州——的研究显示，学券制孩童不仅表现良好，并且学券制改革似乎也改进了当地公立学校的质量——尤其是那些面临激烈竞争的学校。＇3＇
受到这些结果以及2002年最高法院裁决地方性学校可以使用学券的鼓舞，并受到像黑人教育选择联盟（the Black Alliance for Educational Options）、来自“我们是乡村人”组织（We Are the Village People）的非洲姐妹皇后（Queen Sister Afrika）这样的活动分子以及正在兴起的一代黑人领袖的鼓动，学券制运动继续在美国黑人间扩展。年轻的民主党政治家科里·布克（Cory Booker）认为，决定教育制度的唯一途径是把权力归还给父母。奥马尔·沃叟（Omar Wasow）经营一家名为黑星球（BlackPla。）的网站，他把学校选择权看作是由最高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