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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第二个特点是非常喜欢争论原则问题，尤以对堕胎问题的辩论为典型。欧洲人按部就班地将道德问题转变成技术问题，然后交给技术官僚精英去处理。由于立宪传统、法律文化或许还有它的清教遗产，美国拥有各种各样极端主义者，既有世俗的，也有宗教的。在欧洲，堕胎是按照医疗而非道德方式来进行的。与此很相似的是干细胞问题。对于美国人来说，堕胎似乎绝不可能仅仅是个健康问题，它是一个两种绝对的对立物之间的冲突——选择权与生命权之间的对立。
美国的第三个特点是右派本身的特殊作用。民主党人在利用“罗伊诉韦德案”来动员其支持大军的时候并未懈怠过。但是由于价值观在美国政治中胜过阶级问题，保守派首先在南方将堕胎问题变成一个重大问题。堕胎并不是第一个重新界定现代政治文化的问题——那一荣誉要归于民权运动。但是它肯定是最有影响力的问题之一。1972年，共和党给乔治·麦戈文起了个“三A”［特赦、迷幻药和堕胎（amnesty，acid and abortion）＇候选人的绰号。自那时以来，他们就一直利用这个问题汇聚南方的福音派基督徒和北方的天主教徒。共和党里依然有赞成选择权的人，如科林·鲍威尔和阿诺德·施瓦辛格，但他们都是逆潮流而动的人。大约88％的州一级共和党政纲反对堕胎，没有一个州的共和党政纲支持堕胎。2000年的大选中，认为堕胎为非法的人当中，74％投票支持小布什；而认为堕胎可以随时进行的人当中，则有70％投票支持戈尔。在堕胎问题上，美国总是比其他国家显得紧张不安，但是右派肯定要卖力使这一问题升温。在对待堕胎问题的态度上，美国没有机会变成“欧洲式”。
价值观和右派
堕胎问题是美国例外论症结的范例，因为它显示了两个主要元素之间的相互补充：一套与众不同的价值和一场不同寻常的保守主义强大运动，这一运动滋养、增强并利用了这些价值。对这些价值观和这场运动都要稍微再做进一步的解释。
考察美国的价值观时，马上就会碰到一个明显的矛盾现象。美国人既比欧洲大陆的人更加个人主义，又比他们更加传统。美国的个人主义远比仅仅是蔑视社会安全网要深厚得多。美国人也更愿意相信自己的能力。在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中，有65％的美国人不赞成“人生的成功很大一部分取决于人们自身不能控制的外力”的看法。在欧洲，除英国、捷克和斯洛伐克以外的所有国家，多数人接受了这一令人沮丧的观点，而即使在上述三国中，也有一半的人持这种观点。今天，相信成功取决于人们自身不能控制的外力的人数百分比，从1988年的41％下降到了32％；相反，德国持此种看法的人数却从1991年的59％上升到了今天的61％。
然而，如果说美国人是自利的个人主义者，那么他们同样也是上教堂的爱国者。密歇根大学一项覆盖78个国家的定期调查最好地表明了这一点。这项调查由两场广泛的计划组成。一场测试中所问的问题与优先考虑的事情有关。人们被问及，食品和安全之类的基本东西比起自我表现和宽容之类更缥缈的东西，哪个更重要。就像大多数富裕国家的居民一样，美国人趋向于自我表现的一端。另一场测试试图衡量传统主义（对国家、上帝和家庭的奉献）与“世俗－理性价值观”（如支持安乐死、离婚和堕胎）之间的关系。在此，美国与世界其他富裕地区分道扬镳了。结果是，美国比除爱尔兰以外的所有欧洲国家都远为传统。调查还发现，美国人最爱国——72％的美国人说他们对自己的国家非常自豪（虽然这一调查是在2001年9月之前进行的），80％的美国人认为他们对婚姻和家庭持“老式的”观点。就宗教狂热而言，美国人更接近于尼日利亚和土耳其人，而不是德国或瑞典人。有趣的是，自从1981年首度进行这项调查以来，美国人在这些方面变得更加传统了。
美国是怎样变得如此例外的呢？当然，原因之一是美国极端的保守主义运动。但是，美国为什么有这样肥沃的保守主义土壤呢？我们需要回溯一下美国经常具有的保守特点，这些特点既先于现代美国的保守主义而存在，又很可能比它存在得更久远。本书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在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市遇见的青年活动分子达斯廷，把他的朋友描述为“不自知的保守主义者”。作为一个整体，美国也可以作如是观。
＇1＇Daniel Yergin and Joseph Stanislaw，The manding Heights：The Battle Between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place That Is Remaking the Moden World（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98），p．300。
＇2＇捷克电视台的采访，采访记录于2002年11月19日发表，参见。whitehouse。gov。
＇3＇“Views of a Changing World 2003：War with Iraq Further Divides Global Publics，”The Pew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People and the Press，June 3，2003．
＇4＇Ibid．，p．29．
＇5＇Transatlantic Trends 2003：A Project of the German Marshall Fund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pagnia di San Paulo，pp．4~5．
＇6＇Andrew Gimson，“A Sad Case of Schadenfreude，”The Spectator，September 13，2003．
＇7＇采访泰德·克普尔（Ted Koppel），美国广播公司新闻夜线节目，1998年2月18日。
＇8＇Clyde Prestowitz，Rogue Nation（New York：Basic Books，2003），p．212．
＇9＇小布什2002年4月18日的演讲。
＇10＇Philip Gordon，“Bridging the Atlantic Divide，”Foreign Affairs，January/February 2003，p．77．
＇11＇巴黎国际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Research）的皮埃尔·哈斯纳尔（Pierre Hassner），引自J．F．O．McAllister，“Made at America，”Time，January 20，2003，p．23。
＇12＇Dean Rally in Falls Church，Virginia，August 23，2003．
＇13＇“Will a Quartet of EuroEnthusiasts Undermine NATO？”Economist，May 3，2003．
＇14＇Robert Kagan，“Power and Weakness，”Policy Review，June/July 2002．
＇15＇Transatlantic Trends 2003，p．14．
＇16＇“A Tale of Two Bellies，”Economist，August 24，2002．
＇17＇Allensbach Opinion Research Institute，2002，引自John Parker，“Survey of America，”Economist，November 8，2003。
＇18＇“Views of a Changing World 2003．”
＇19＇BernardHenri Lévy，“A Passage to Europe，”Time，August 10，2003．
＇20＇参见//。ojp。usdoj。gov/bjs/abstract/piuspo1。htm。
＇21＇James A．Morone，Hellfire Nation：The Politics of Sin in American History（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3），p．460．
＇22＇Ibid．，p．461．
＇23＇“A Stigma that Never Fades，”Economist，August 10，2002．
＇24＇“Jesse Jackson's Wrong Target，”Economist，November 25，1999．
＇25＇“The Military Balance 2003—2004，”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2003．
＇26＇两个数字都是引自“Tale of Two Legacies，”Economist，Christmas Special，December 21，2002。
＇27＇David Frum，The Right Man：The Surprise Presidency of Gee W．Bush（New York：Random House，2003），p．33．
＇28＇Milton Friedman，“Tax Cuts Smaller Government，”Wall Street Journal Europe， January 20，2003，p．A12．
＇29＇“Views of a Changing World 2003．”
＇30＇Jason De Parle，“As Rules on Welfare Tighten，Its Recipients Gain in Stature，”New York Times，September 11，1999．
＇31＇这位有争议的艺人是（黑人说唱歌手）“50美分”（50 Cent）。
＇32＇Paul Krugman，“For Richer，”New York Times，October 20，2002．
＇33＇“Do You Like Your Class War Shaken or Stirred，Sir？”Economist，September 4，2003．
＇34＇Ibid．
＇35＇Ibid．
＇36＇Hendrik Hertzberg，“Dividends，”Talk of the Town，New Yorker，January 20，2003，pp．29~30．
＇37＇Cynthia Tucker，“Making Abortion Safe，Legal and Rare，”San Francisco Chronicle，January 22，1993．
＇38＇Bill Kristol，“On the Future of Conservatism，”mentary，February 1997．
＇39＇Morone，Hellfire Nation，pp．22~23．
＇40＇John Parker，“Survey of America，”Economist，November 8，2003，p．11．
＇41＇I Thessalonians 4：16~17．
＇42＇Parker，“Survey of America，”p．11．
＇43＇Christopher Caldwell，“No，Europe Needs to Get Real，”Time，January 20，2003．
（1）克林顿总统于1994年签署的加利福尼亚州《暴力犯罪控制与执法法案》（The Violent Crime Control and Law Enforcement Act of 1994）规定，一位触犯联邦暴力犯罪的被告，如果先前曾触犯两项10年以上的暴力犯罪，或者同时触犯暴力与毒品犯罪，则必受到终身监禁的惩罚。此即俗称的“三振出局法案”。——译者注
（2）Laura Norder这个名字易被美国南方人读成“law and order”，即“法律与秩序”。——译者注
（3）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得1942年提出“创造性破坏”的理念，即将原始生产要素重新排列组合为新的生产方式，以求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的经济过程。——译者注
（4）说唱歌手50 Cent的歌。——译者注
第十三章
建国伊始：美国例外论的根源
美国保守主义运动的时间相对较短，而美国例外的保守主义则要回溯到美国诞生之初。一直以来，美国就具有保守主义的天性——对国家权力的怀疑、对商业的热情以及笃信宗教。美国在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对自己那种与生俱来的保守主义感觉良好，以至于不需要发起一场保守主义运动来表明它的原则或使敌人烦躁不安。
美国的血液中浸透着保守主义思想，这或许会使某些人产生一种奇怪的感觉。美国难道不是由启蒙运动催生的国家吗？它难道不是世界上第一个“新的国家”吗？它不正好是一个年轻国家的样板吗？难道它不是“激进派的乌托邦和保守派的巴别塔”吗？＇1＇美国深思熟虑地扫除了旧世界的君主政治、贵族统治和国家教会，并保障人民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个新共和国在诞生之初的几十年里站在革命的法国一边，反抗旧世界那些沆瀣一气的大国。事实上，当法国的革命者猛攻象征古代专制主义和压迫的巴士底狱的时候，法国将军拉法耶特侯爵（Marquis de Lafayette）将巴士底狱的钥匙送给了乔治·华盛顿。
毫无疑问，美国的保守主义是一种例外的保守主义——一种具有前瞻性的商业共和国保守主义，而非老欧洲反动的托利主义。即便如此，它还是属于保守主义。美国是个年轻的国家，但它也是一个正在走下坡路的年轻国家；美国是革命的产物，而这场革命也不同于法国的革命。建国伊始，美国社会中就存在一些因素——包括宗教狂热和资本主义因素，甚至还包括地理因素——能阻止任何滑向左倾的可能性。美国是世界上唯一从未有过左派政府的发达国家。
岁月虽经年，心依旧年轻
我们先从美国不再被认为是一个真正“年轻”的国家这一看法开始讨论。当然，在美国特别缺乏古城堡（chateaux）和古宫殿（schlossen）［尽管它并不缺乏更近代的类似的城堡和宫殿（McChateaux and McSchlossen）］，但是，这几乎不能成为其年轻的实质性证明。最早的定居者来到这片土地的时候，詹姆斯一世还在王位上，而英格兰也还未变成不列颠。在查理一世被处死之前，创立于1636年的哈佛大学向伽利略提供了一个教席。在德国和意大利（被认为是老欧洲的一部分）统一前100年，《独立宣言》就已经签署了。波士顿和华盛顿的历史中心给人感觉同许多欧洲的都城一样悠久（在某种程度上说，甚至还要更悠久，因为它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并未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