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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强化了美国保守的力量，同样也弱化了美国激进的力量。在19世纪后半叶，社会主义政党在所有重要的欧洲国家都发展兴旺，它们动员群众支持扩大国家的权力，同时提供养老金等福利服务并限制市场的权力。但是在美国，社会主义者播下的种子遇到的却是一片贫瘠的土地。
失败的原因部分是机械性的。先到终点为获胜方的制度、对总统职位的集中关注以及分权，使得第三党不可能挑战两党的垄断地位。美国的一些州早在19世纪20年代就采用了白人男性的普选权制度，从而防止了社会主义者将经济变化的要求与普选权的要求结合到一起，而这正是他们在欧洲做过的事情。
然而，社会主义者的失败也是意识形态上的失败。在美国，他们碰到的是对社会主义思想远远缺少激情的工人阶级。1890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les）就曾为之气愤不已：“美国是纯粹的资产阶级国家，甚至没有封建主义的过去，并且以自己纯粹的资产阶级制度而自豪。”有趣的是，不像他们在欧洲的同侪，美国费尽周折终于产生的左派坚持的却是个人主义。在大萧条之前，从主流的美国劳工联合会（the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到世界产业工人组织（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整个美国劳工领域都反对扩大国家角色的计划。美国劳工联合会反对国家为老年人提供养老金、义务医疗保险、最低工资立法和失业补偿；1914年以来，它甚至一直反对立法规定男性的最高工时。＇11＇大多数美国左派更感兴趣的是公平分享美国梦，而不是建立社会主义社会。
到了1929年，约瑟夫·斯大林对社会主义在美国的进展感到非常不耐烦，因此把美国共产党的党首杰伊·洛夫斯通（Jay Lovestone）召到莫斯科，要求他解释不成功的原因。洛夫斯通及时地提出了与恩格斯同样的理由，埋怨在美国缺乏像欧洲那样的阶级制度、贵族等。＇12＇事实上，大萧条最终使美国的政治有一点点“欧洲化”了。新政导致了国家权力在税收、开销和经济调节领域的大大扩张，其中包括建立帮助老年人的社会保障体系和设立监控商业事务的政府机构。工会人数从1927年的300万（占非农业劳动力的11。3％）暴增到1939年的800多万（占非农业劳动力的28。6％），＇13＇工会也深化了与民主党的关系。
虽然如此，考虑到美国正面临的灾难程度，新政最突出的表现在于它的适度性。在华盛顿，集聚到罗斯福周围的美国费边社成员梦想着建立中央计划经济，但他们彻底失望了。罗斯福更喜欢调节，而不是完全由国家控制，他拒绝了对支离破碎的金融系统进行国有化的呼吁。国会议员为保留地方政府的权力而战，每个人都对安全网的过于舒适而迟疑不决。1935年的《社会保障法》（Social Security Act）特地将农业工人和家务工排除在外，从而没有照顾到许多贫穷的黑人。1935年9月，新创立的盖洛普民意测验组织问美国人，政府应该花多少钱在救济和恢复上。回答政府在此项上花钱太多的人是回答花钱适度人数的两倍，而回答花钱太少的人几乎不到1/10。罗斯福重新当选以后，50％的民主党人说，他们希望他的第二任期比第一任期更保守一些；而只有19％的人说，他们希望他的第二任期更自由一点。＇14＇
由于缺乏社会主义政党，美国走上了一条与其欧洲竞争者非常不同的道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的社会开支并不比欧洲少。1938年，罗斯福政府在失业保险和公职之类的社会项目上所花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3％，比例高于瑞典（3。2％）、法国（3。4％）、英国（5。5％）和德国（5。6％）。＇15＇但是，事情在战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欧洲，积聚力量多年的社会党抓住战后重建的机会，强行对社会项目施加深远的影响。在美国，政府对采取免费儿童医疗保健计划踌躇不前，更不用说建立成熟的全国性公共医疗服务了。美国提供医疗保险的两个主要尝试项目——医疗保险计划和医疗补贴计划——要到25年后才会出现。当罗纳德·里根在1980年的选举中踏着保守主义仇视“大政府”的浪潮进入白宫的时候，与其他任何工业化国家相比，美国的税率更低、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更小、福利更不发达、政府拥有的产业更少。
把这些情况考虑进去，似乎美国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运动了。不过其他三股力量远在美国发起保守主义运动之前，就已经总是使美国靠右站了。这三股力量是宗教、资本主义以及最为根本的地理因素。
以上帝的名义
美国人为什么如此具有宗教性？最明显不过的原因乃是宗教在美国的建立和形成过程中都扮演过非常突出的角色。清教徒最早在美洲殖民地定居，他们将这片土地看作是自己逃避宗教迫害、尽力实践自己宗教信仰的机会。美国宪法《第一条修正案》特别保证了对宗教的“自由表达”。这个国家大体上实践了这一诺言，而那些依然感到受歧视的人——尤其是摩门教徒——则在19世纪充当了西进的先锋。
美国笃信宗教的第二个原因可能更加令人吃惊。事实上，美国是作为一个世俗国家而被建立起来的。宪法《第一条修正案》保证了宗教自由信仰的实践，但它禁止国会制定任何“尊重宗教机构”的法律。政教分离使美国不同于欧洲“忏悔式的国家”。许多宗教保守派抱怨，政教分离不合法地排除了宗教集会。许多倾力支持政教分离的人却是自由派。但事实上，政教分离对于保持宗教作为美国生活中一股充满活力的（常常是保守的）力量起到了最大的作用。
政教分离将市场的力量注入美国的宗教生活之中，宗教组织不能够像英国国教那样依赖国家的补助，它们必须通过竞争求生存。这种情况恰恰是政教分离最倾力的支持者杰斐逊所预测到的。他在1776年一则向国会发表演说的笔记中认为，宗教自由将加强宗教，因为那将“迫使其牧师变得勤勉并成为表率”＇16＇。美国宗教总是能够产生新的教派，这些教派是比竞争更好推销的字眼。例如，在19世纪40年代的“大觉醒”（the Great Awakening）时期，教会复兴派实行拉丁文的布道［一切都是他她它（hic haec hoc）（2），里面并没有上帝这个词］，并且创造了鼓舞人心的福音歌曲。＇17＇政教分离也使得宗教卸去了巨大的负担，还有什么比使信念依赖于政治人物一时的兴致更能够歪曲一种信念呢？又有什么比将信念与闲差肥缺挂钩更能够使一种信念变得软弱呢？美国很幸运，没有本土的特罗洛普式的整天想得到官方肥差的教区牧师。它也避免了使天主教变得软弱的那种权力斗争。可曾记得英国著名政治理论家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的劝谕？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一劝谕出自他对中世纪教皇的描述。美国的教派生存，除了自身的精神力量外，别无其他可恃的东西。
在美国竞争性的环境中生存得最好的宗教团体是那些最富“激情”的团体，那些最严肃对待自己的信念和最倾力传道的宗教团体。即使在今天，美国人也在快速地改换宗教。大约16％的人改变了教派，而信念越是根本性的，这一比例就越高。一项研究显示，大教派的一半牧师都是从其他教派过来的。＇18＇有人认为，美国现正处于第四次“大觉醒”时期。＇19＇但实际情况是，这些大觉醒发生得如此频繁悠长，以至于不存在从中觉醒的睡眠期。教会复兴主义不需要使自己复兴，相反，复兴是美国生活一个连续不断的事实。
美国人钟爱宗教，这并不只对保守派有利。美国最具宗教性群体之一的非洲裔美国人，也是最具民主党色彩的一个群体。美国最杰出的两位左派政治家杰西·杰克逊和阿尔·夏普顿（Al Sharpton）都是牧师，夏普顿在10岁时就担任圣职。在整个美国历史中，抗议运动中都含有宗教的成分。帮助奴隶逃到北方得到自由的地下铁路却是由圣洁的罪犯来经营管理的。民粹主义神父威廉斯·詹宁斯·布赖恩（Williams Jennings Bryan）是一个凡俗的讲道人。宗教人士站在了争取黑人和妇女民权斗争的前列。2000年的总统竞选中，阿尔·戈尔谈到用“以信仰为基础的组织”来解决美国的社会问题时，热情不亚于小布什。
但是在整个美国的历史中，宗教狂热不仅一直鼓励人们以个人的善与恶来看待问题，也鼓励美国人试图通过自愿行动而非国家行动来解决社会的弊病。英国人卡尔文·科尔顿（Calvin Colton）在19世纪30年代访问了美国，他注意到，政教分离已经催生了“一种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社会组织”。＇20＇在美国，志愿性组织起到了在欧洲由国家或国家出资的教会所起的作用。宗教团体建立了精心计划的福利制度。例如，天主教会建立了一个单独的福利国家，这是一个有着自己学校、医院并为穷人及不幸者提供食品的平行领域。许多这样的志愿性团体对政府的介入怀疑重重。1931年，红十字会中央委员会主席到国会去讨论一笔拟议的2500万美元的联邦拨款，以救济遭受旱灾的受害者，他对国会说：“我们唯一恳请的，就是你们别管我们，让我们来做这项工作。”＇21＇
宗教也加强了美国的爱国主义。从一开始，逃到美国的宗教团体就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认为他们是按上帝的计划，在一个特殊的地方——山巅之城，一座照耀世界其他地方的灯塔——定居下来担当特殊的角色。长期以来，美国一直认为自己是个救世主的国家。19世纪有位名叫莱曼·比彻（Lyman Beecher）的牧师说过：“受到我们这个榜样的激励，一个接着一个的国家将会追寻我们的足迹，直到全世界都获得自由。”爱国主义与宗教起到相互强化的作用。这就是为什么在艾森豪威尔担任总统的时候，宗教团体将“上帝的国度”（来自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讲”）一词添加到“美国公民宣誓词”中。而保守派注意到“上帝的国度”一词的原版，则是出自社会主义教育家弗朗西斯·贝拉米（Francis Bellamy）之手。＇22＇
强势的美元
上帝使美国倾向于保守主义，财神也是如此。如果西进就可以解决问题，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命运交给激进分子呢？如果在已确立的制度之外能够做得很好，为什么要鼓动革命呢？正如沃纳·松巴特（Werner Sombart）的名言所说，美国社会主义这艘轮船在“烤牛肉和苹果派”上搁浅了。
美国一直是一个盛宴常在的地方。从16世纪以来，来访者就对美国一切的丰饶进行抒情诗般的描述：美国广袤的土地使得人们可以拥有自己的家园，维持家庭的生计；美国丰富的食物使得他们成为世界上吃得最好的民族；美国大量的机会使得人们可以向上流动。在欧洲，总是有太多的人在追逐太有限的机会；而在美国，却总是有太少的人在利用这个国家提供的各种东西。18世纪80年代，一位来自法国的访客J．埃克托尔·圣约翰·德克雷弗尔（J．Hector St．John de Crèvecoeur）写道：“在美国人人都有空间……我不是说每个人刚来一会儿就会发财致富。不是这样的，但是通过辛勤工作，他就能轻松获得体面的生活。”1871年，英国当局的批评家威廉·科贝特（William Cobbett）对美国的饮食无度有这样的评论：“你并没有许多吃喝的压力，但是有如此充足的食物呈现在你面前……以至于你会立即失去所有的克制。”1831年，第一个对美国例外论进行思考的人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评论道，财富给予了“美国人巨大的利益”＇23＇。
这些差别由于大规模生产而越显突出，美国人就是比其他人拥有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小汽车、更多的电话、更多的收音机、更多的吸尘器、更多的电灯、更多的浴缸、更多的超市、更多的影剧院以及更多的使生活更舒适的发明或创新。H．G．韦尔斯在1906年的《美国的未来》（The Future in America）一书中提到，即使是在纽约“东面肮脏的后街”，那里的人也比他们伦敦的同侪富裕得多。＇24＇在1917年停留美国期间，利昂·托洛茨基（Leon Trotsky）对他在纽约东布隆克斯区（East Bronx）廉价公寓中的设施感到诧异不已：“电灯、煤气炉、浴室、电话、自动电梯，甚至还有一个垃圾斜槽。”所有这一切把他的孩子们吸引到了纽约。＇25＇富兰克林·D．罗斯福说，如果他能够在每个俄国人手里放上一本美国人的书的话，那么他会选择西尔斯·罗巴克（Sears Ro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