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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滞的捷径。＇23＇他的政党远远没有反犹主义的色彩，倒是因为极端地亲以色列而受到批评。
毫无疑问，美国确实产生了一场有力的民兵运动，它既使这个国家对政府充满敌意，又使这个国家对枪支的痴迷达到了极端疯狂的地步。类似妄想狂的东西确实周期性地支配了共和党中的某些元素，这一点只要想想麦卡锡主义和对克林顿的疯狂仇视即可发现。然而，总的来说，美国的两党制既成功地使极右派被边缘化了，又使极左派失去了威力。
美国严厉的右派中最具暴力的成分——民兵运动——正急剧衰落。按照追踪民兵组织活动的美国南方贫困法律中心（Southern Poverty Law Center）的数字，民兵组织的数量从1996年的858个减少到2003年的143个，并且这些剩下的团体也只是它们以前的影子而已，方向不明，缺乏组织。例如，曾吸引蒂莫西·麦克维（Timothy McVeigh）和特里·尼古拉斯（Terry Nichols）参加其会议的北密歇根州地区民兵组织（the Northern Michigan Regional Militia），由于没有一个成员有足够的军事经验来领导林中的训练演习，因此在2001年解体了。周围都是自动武器、罐头食品和瓶装水，许多民兵组织成员厌倦了那场从未发生的革命。“千禧危机”（Y2K）（2）未能导致西方文明的崩溃，这对民兵组织是个沉重打击。
民兵组织的急剧衰落似乎与新纳粹活动的微幅上升相一致。美国南方贫困法律中心承认，现在美国有700个仇恨组织、10万成员，数量居20年来之首。＇24＇然而，美国的新纳粹运动却不像听起来那么恐怖，它的领导人老迈虚弱，并且已遭到了一连串的法律打击。大多数估计显示，新纳粹运动的支持者在德国、匈牙利、波兰、捷克共和国和瑞典等国的比例高于美国。据报道，1/10的瑞典年轻人听极端种族主义“白人力量”（white power）的音乐。在几乎每个欧洲国家，都有类似这样的运动——平头党、本土主义党、反犹党。
借用最近一本书名而来的极右派组织“仇恨传教士”（Preachers of Hate）已在欧洲的选举中取得了比在美国更大的成功。＇25＇2003年，瑞士人民党赢得了26。6％的选民票，使之在国会下议院中拥有的席位比其他三个主流政党中的任何一个都多。该党的一幅竞选海报上展示的是一副黑人面孔，标题为“瑞士正变成黑奴的天下”。在法国政治中，让马里·勒庞（JeanMarie Le Pen）的国民阵线依然是一股相当可观的势力。该党在2002年的第一轮总统选举中赢得了18％的选票，从而使勒庞得以与雅克·希拉克进行最后的决选——后者轻而易举地赢得了胜利。乔戈·海德（J Haider）的自由党在奥地利大选中名列第二，赢得了27％的选票，并成为奥地利执政联盟的成员。在荷兰，右派无党派政治家皮姆·弗泰因（Pim Fortuyn）担心，穆斯林正在破坏这个国家宽容的传统，他也在民意调查中名列第二——尽管是在死后。在意大利，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让前法西斯主义党的领导人吉恩佛朗哥·菲尼（Gianfranco Fini）在他的政府中占有一席之地。相反，近些年来美国最右派的总统候选人帕特·布坎南（他当然要比勒庞和海德都温和）在2000年的总统选举中只赢得了0。5％的选票。
那是一个他们自己的乌托邦
英国历史学家刘易斯·内米尔（Lewis Namier）曾写道：“政治思想最重要的是潜在的情感，而思想之于音乐只是歌词而已，经常还是劣质的。”人们能找出无数的意识形态原因来说明，为什么美国保守主义不同于世界其他地方的保守主义。但是，在许多方面，保守主义关乎本能而非理性。现代美国保守主义的特点之一是，那些具保守主义思想的美国人有种倾向，即他们偶尔会发现一些集中体现其信仰的结构。在这种发现中，他们甚至没有认识到自己行为的激进主义色彩。没有什么地方比在快速增加的计划性社区里，能够更好地听到美国保守主义的音乐。
离开亚利桑那州的菲尼克斯市，朝北驶上I－17号州际高速公路。沿途会经过写着“幸福谷路”（Happy Valley Road）和“轻松高速公路”（Carefree Highway）字样的路标，但是有块路标却让人觉得有些不祥，上面建议人们不要随便让人搭车——因为旁边是一座联邦监狱。最后来到了一块写有“德尔韦伯公司修建的安泰姆镇”（Anthem by Del Webb）字样的标牌处。安泰姆镇感觉更像是豪华的度假胜地，而不是一个镇。镇里有一个带迪士尼式水滑道的水上公园、一条儿童铁路、闲步的小道、网球场、一堵攀岩墙、两个高尔夫球场、几个洁净的公园、一个超级购物市场、两个教堂、一所学校以及为那些寻求更多安全感的人准备的安泰姆乡村俱乐部（the Anthem Country Club）——一个封闭式（且有人看守的）社区。
安泰姆镇计划有1。25万个住家，于1999年投入使用。镇上的房舍道路看起来非常干净。之所以如此，原因之一就是每个在安泰姆镇买房的人都必须遵守一些契约、条件和限制（convenents，conditions and restrictions，CC&Rs）——从房子的颜色到可否在屋外的街区上停车（不可以），CC&Rs对一切都可以进行约束。安泰姆镇上似乎都是白人，建筑工人明显例外，但是，安泰姆镇当然也不是一片排外的富人飞地。情况远非如此。这里房子的起价明显很适中，为15。5万美元，连安泰姆乡村俱乐部的居民也很难称得上豪华。他们总是因这些规则而感到好笑，并把这些规则看作是房价的一部分，就像每天往返菲尼克斯市上班一样。为什么年轻母亲会来到这里呢？“因为这里安全，因为这里有活动，啊，因为这里像我们。”
事实上，安泰姆镇并非反潮流而动，而是顺应潮流。在美国许多迅速发展的地方，尤其是在南方和西部，这样那样“总体规划的社区”正推动着它们的发展。在大城市里，半数的新屋销售是在协会管理的社区中。总共有4700万人——1/6的美国人——居住在23万个社区中的1800万所房屋中，他们每年所支付的费用达350亿美元。现在，这一行业正在为7000万即将退休的婴儿潮一代准备住所。
不能说这些协会都是保守的。事实证明封闭式社区对黑人说唱歌手［在路易斯安那州的巴吞鲁日市（Baton Rouge）］和同性恋者［在佛罗里达州的曼尼托巴斯普林斯市（Manitoba Springs）］都具有吸引力。即便是退休者居住的社区，也比起初看起来更加生气勃勃。2000年，在与亚利桑那州安泰姆镇相邻的太阳城西镇（Sun City West），有好些人抱怨在户外做爱的男女，而那些冒犯者的平均年龄是73岁。＇26＇狗和栅栏虽然很普遍，但只有大约800万人生活在有大门的社区里。不过基调是保守的。计划性社区日益成为共和党的堡垒（安泰姆镇投票支持共和党的人数差不多是民主党支持者的两倍），还体现了对政府的敌意。有时候，这种敌意是明白无误的。在内华达州，有个55英亩大名为前准星镇（Front Sight）的地方，正被建成热烈支持持枪权者的城市，其街道即以“第二修正案路”“责任感路”这样的名字命名。［这些人在那里买上1英亩的土地就可以终生使用规划好的12个靶场、1挺乌兹冲锋枪和1次非洲狩猎旅行。］更为普遍的动机则是分离，即渴望建立社会中的社会。许多生活在计划性社区里的人非常不信任政府。最常见的担忧是安全，因此就有了那些社区大门——尽管并无很多证据表明，封闭性社区比非封闭性社区更加安全。也有对教育、医疗保健、交通等问题的担心——担心所有由公共部门提供的东西。社区居民经常自己征税来提供一般由国家提供的服务，有些居民不情愿地出钱出力来维护道路、人行道和街灯，照料公园，提供安全保障。
20世纪70年代，社区协会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快速增加并非偶然，因为同时期通过的《13号提案》削减了地方政府的税收。协会的增加也与私立学校和私人保镖数量的增加同步发生。现在，南加利福尼亚州私人保镖的数量是“公共”警察的4倍。美国中产阶级中放弃国家的人日益增多，他们把家安在私人道路旁，送孩子上私立学校，在私人俱乐部里打高尔夫球。当一切都由私人提供的时候，为什么还要麻烦自己去支持公共服务呢？有些较老的封闭式社区投票禁止公立学校进入。CC&Rs代表的是一种私人化的法制形式。许多社区只对房屋如何出售进行约束，但是，约束的条条框框正变得越来越多。对狗的最大重量——通常是30磅——的规定日益普遍。CC&Rs胜过大量的地方性法律（例如按照财产出售的合同法律）。更具强大影响力的是，社区能够规定什么人才可以进来居住。许多退休者居住的城镇要求每所房屋中至少有一人年逾55岁，并且不允许儿童入住。
这种安泰姆镇式的分离主义乌托邦的扩散，可能会给美国带来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穷人被迫继续住公共房屋、上公立学校、乘公共交通，他们该怎么办？但他们同样是保守主义基层战士的繁殖力所在。这不仅是一个关乎私利（既然自己的孩子上私立学校，为什么要为公立学校埋单？）的问题，还是一个关乎意识形态的问题。虽然美国自由主义与政府纠缠在一起，但是，住房市场增长最快的部分是基于与政府分离的思想，那才是该让希拉里真正绝望的阴谋——使美国保持保守的阴谋。
一种完全美国式的信仰
美国保守主义不仅是保守主义，而且是美国式的，这一事实很重要。就像移民一样，保守主义在美国已经被彻底同化了，以至于它的欧洲亲戚已经再也认不出它来了。美国保守主义特别吸收了该国最为普遍深入的三个特点：乐观主义、个人主义和对资本主义的简单信仰。在吸收这三种思想的同时，它却丢弃了——或者说忘记了——欧洲保守主义一些最根本的信仰：怀疑主义、悲观主义和对社会等级的信仰。
1890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认为，美国保守主义的成功是因为它免受封建主义的束缚。他认为，“美国是纯粹的资产阶级国家，甚至没有封建主义的过去，并且以自己纯粹的资产阶级制度而自豪”＇27＇。今天欧洲的保守主义政党，更可能把自己打扮成社会民主党而非封建主义政党。但是今天的美国保守派依然是“纯粹的资产阶级”，并且正像19世纪90年代那样，对资产阶级的社会组织感到自豪。这解释了他们与欧洲保守派之间存在的差别并持续获得成功的原因。
此时的美国尤其处于一种党派纷争的情绪之中，畅销书榜上都是党派性的长篇大论，政治领袖则几乎都把对手称作叛徒。但重要的是要记住，这些怒火中烧的派性分子之间的共性却比他们自己意识到的要多。我们目睹了保守主义被可称为美国主义的东西所改造，现在，我们要来看看这股力量如何改造自由主义。
＇1＇Paul Waugh，“New Rights for Gay Couples Divide Conservative Party，”The Independent，December 7，2002．
＇2＇欧文·克里斯托尔是首先指出这一点的人之一，参见Irving Kristol，NeoConservatism：The Autobiography of an Idea（New York：Free Press，1995），pp．377~378．
＇3＇约翰·米克尔思维特是中间偏右的智库“政策交换”（Policy Exchange）的一位主任，可惜没有报酬。
＇4＇E．J．Dionne，Why Americans Hate Politics：The Death of the Democratic Process（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92），p．173．
＇5＇Gee H．Nash，The Conservative Intellectual Movement in America Since 1945（Wilmington Del．：Intercollegiate Studies Institute，1998），pp．181~182．
＇6＇Kristol，NeoConservatism，p．25．
＇7＇引自J．Davis Hoeveler，Watch on the Right：Conservative Intellectuals in the Reagan Era（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91），pp．54~55。
＇8＇Nash，The Conservative Intellectual Movement in America，pp．xiv~xv．
＇9＇Lou Cannon，Governor Reagan：His Rise to Power（New York：Public Affairs，2003），p．120．
＇10＇Max Beloff，“Of Lords，Senators，and Plain Misters，”Encounter 68（April 1987），pp．69~71；“An Exchange Between Max Beloff and Irving Kristol，”Encounter 69（Ju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