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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夺了公民权。自由派和保守派有很好的机会分而共处。
长期以来，美国一直珍爱一种道德上的联邦主义传统，它使得这样的“共处”相对容易些。美国的先贤们竭力使联邦政府超脱于公民道德事务。詹姆斯·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56篇）中指出，不同的团体以不同的速度前进。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则在《联邦党人文集》（第17篇）中认为，任何将某种集中道德强加于人的企图，将“既麻烦，也无效”。这种道德上的联邦主义从来就不合适。我们在本书中对约翰·阿什克罗夫特如此苛刻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他专横地对待美国天性中对多样性的承诺——而这有损于他珍爱的事业。联邦政府有的时候应该介入对个人和宪法权利的保护。现在很少有人会质疑联邦政府使用自己的力量来使南方的种族隔离制度解体的正确性。但总的来说，联邦政府应该对包括同性恋婚姻在内的一些问题态度谨慎，而有理性的人们可以在这些问题上存有分歧。必须承认，不同群体有不同的政治观和道德观。注意一下大城市是如何以71％对26％的差额投票支持戈尔，而小城市和乡村却以59％对38％的差额投票支持小布什的。＇9＇只要可能，就应该试着允许那些群体自己做决定，而不是迫使他们向华盛顿卑躬屈膝。分歧意见的存在为这个国家提供了一个避免无休止文化战的最佳机会，以免一方利用联邦政府的力量来强迫另一方接受自己的观点。
国外的观点
在国内与右派美国相处的问题已经够具挑战性的了，但是与在其他国家所引发的问题相比，则显得微不足道。一则是因为国外几乎没有任何人对右派掌控美国有嘉许之词。如果说小布什在国内导致了舆论的分裂，那么他在国外则使舆论团结——团结一致地反对他。在法国和德国，分别只有10％和15％的人赞成美国的外交政策。＇10＇伊拉克战争期间，托尼·布莱尔不顾国内的激烈反对支持小布什。2003年11月，千百万英国人游行抗议小布什访问他们的国家。当问及他们会把他们的客人和盟友与什么样的特点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有60％的英国人说他是“世界和平的威胁”，有37％的人说他“愚蠢”，还有33％的人说他“语无伦次”。只有10％的人发现他“聪明”，另有7％的人说他是一位世界好领袖——而这些数据来自一个被小布什称赞为美国“在世界上最亲密的朋友”的国家。＇11＇
再则是因为美国之外几乎没有谁理解保守主义能够形成气候。国外对小布什第一任期的普遍看法与此完全相左：当美国恢复理智并摒弃小布什的时候，右派国家就会消失。2004年11月3日，大多数外国人的心态正如保利娜·凯尔（Pauline Kael）1972年的心态，这位《纽约客》（New Yorker）杂志的影评人说：“我不知道为什么理查德·尼克松获胜了，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人投票支持他。”＇12＇在美国，大多数自由派意识到，在哈得孙河和帕萨迪纳未开化的荒野之间，潜藏着一个巨大的保守主义美国。相反，大多数外国人只知道凯尔和佩罗西的美国，他们从电影甚至个人经历中（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旅游业一直是旧金山最大的产业）熟悉了旧金山。对欧洲人来说，旧金山紧凑的结构、左派的政治和自由的氛围，使他们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哈斯泰特所属的美国是他们未曾涉足的地方。因此，在4年中他们一直认定小布什只是一个异常现象，就像是一个理智的朋友找了一个完全不适合的情妇。2000年至2004年间，法德两国外交政策的副标题可以说是“等待噩梦结束”。
随着世界其他地区日益理解美国保守主义的核心内容，紧张情绪必然增加。先进的技术正使得自由主义的美国与保守主义的美国能够分开相处，也使得美国在世界各地成了一股无所不在的力量。无论走到哪儿，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都是当地的头条新闻。世界其他地方前所未有地与红、白、蓝纠缠在一起，而如果从民意调查、游行示威和使馆区（1）的情况来看，世界其他地方并不很喜欢美国。正如《纽约时报》的外交事务专栏作家汤姆·弗里德曼（Tom Friedman）所说，美国越是卷入世界，它就越是变得具有“放射性”（radioactive）。
事情真的那么糟糕吗？有一种信以为真的危险，我们的一位同事将其称为“人类堕落之前天真无邪的幻觉”＇13＇。布什之前并没有一个黄金时代，而世界上的问题由人类议会（2）以有限的智慧来处理。20世纪90年代，充斥着西方应该干预却未能干预的例子（例如，阻止卢旺达的种族灭绝），充斥着西方干预失败的例子（斯雷布雷尼察和索马里），充斥着只有回到联合国安理会的护佑才能够成功的例子（科索沃）。西方就连萨达姆·侯赛因、朝鲜和中东诸问题都应付不了。
过去的日子并非天真无邪，然而在小布什出现之前，西方盟友的确比今天更团结。美欧双方在大量事情上依然可以愉快地携手，看看那些情报小组委员会和知识财产工作小组吧。在大量的议题上，美欧双方之间依然存有共同利益。但是，一个国际联盟不能仅仅是盟友们在一起各做各的事。小布什是否有权期待法德两国像布莱尔那样与他一道去攻打伊拉克，对此人们可以争论。但是，这位美国总统至少有权期待他的盟友，在如此关乎美国利益的一个问题上——无论对与错——不通过游说去反对他。就像布莱尔对下议院所说的那样：“伙伴不是奴仆，但也不是敌手。”＇14＇这可以说是整出戏里最精彩的演说。同样地，从欧洲人的观点来看，布什政府可能不喜欢欧洲人如此珍视的国际刑事法院，但在自己确定退出以后，四处威胁别的国家不要加入国际刑事法院，也很难说是盟友的行为，而美国正是这样做的。有位欧洲外交官指出：“我们只要求美国善意地忽略，这种要求过分吗？”＇15＇
那应该怎么办呢？首先应该是双方的行为更成熟，尤其是在言辞方面。很难想象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在2003年1月22日贬损盟友为“老欧洲”有什么好处，更不用说他数日后将德国比作利比亚和古巴的做法了。得克萨斯州的国会议员奋力羞辱法国人倒没什么不好，但是在黎巴嫩这样的地方，法国人作为维和者，证明了自己的专业能力和勇敢精神。在大西洋的另一边，《卫报》和《世界报》这样的欧洲报纸如今经常刊出漫画，就像将黑人描画成用骨头在鼻子上穿孔的人那样，将美国人描画得总是那么肥胖臃肿，那么粗野无礼，那么嗜血成性。还有另一种人类堕落前的无知，这种无知是如此刻意而为，以至于它近乎恶意。在欧洲，人们经常因小布什没有签署《京都议定书》和拒绝国际刑事法院而攻击他，却对比尔·克林顿的冷漠避而不提。欧洲人几乎没有认识到，是小布什使美国的援助预算增加了50％，小布什是第一位赞同巴勒斯坦国的美国总统。在保守主义的美国，反对美国的政策被反复归罪于雅克·希拉克，人们却没有注意到绝大多数的美国盟友都不赞成伊拉克战争。即便在拉姆斯菲尔德眼中忠诚的“新欧洲”，也有70％~80％的匈牙利人、捷克人和波兰人反对美国的伊拉克战争。＇16＇
如果把目光放得比诽谤和中伤更远一些，那么西方同盟的状况既比第一眼看上去要好得多，同时又要糟糕得多。之所以说要好得多，是因为伊拉克的悲剧给了右派美国一个严厉的教训，让它明白了软实力的重要性。“让他们又怕又恨”（oderint dum metuant）的哲学，对于一个试图发动全球反恐战的国家来说，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打击恐怖主义需要赢得“民心”。美国的实力再强大，它的民心也只占世界的5％，让其他大多数人带着疑虑来看你是没有什么好处的。美国的杀伤力是伊拉克难以平和的一个原因，美国的杀伤力使其得到国际支持变得更为艰难。小布什政府由于受到指责（尽管它不愿意承认），自那时以来已经开始追求以多边的方式来管理和平，它也再次强调以多边主义来处理伊朗和朝鲜问题。
然而，就短期而言，如果说实用主义可能将西方伙伴聚到一起的话，那么，就长期而言，其他两件事情则会使它们分道扬镳。第一件事是美国与其盟友之间的硬实力差距，这种差距在下一次危机出现时有可能会变得更大。右派美国正在国内积蓄力量，美国也正在世界上充分地积蓄力量。我们提到过世界上国家之间国防开支的巨大差距，但这种差距是由经济力量和人口统计学做支撑的。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和研发开支已经分别占世界的30％和40％，它似乎也是唯一经济能够快速增长且人口年轻化的先进大国。＇17＇到2050年，美国人口的中位数依然为36岁左右，而欧洲则会上升到38~56岁之间。任何全球性的问题将依然是美国的问题。
对于西方联盟状况持悲观主义的第二个原因，执拗一点说，乃是反恐战。尽管言辞上都说反恐战是一场西方的共同斗争，其实是根本不对称的。冷战期间，大西洋联盟因面临一同毁灭的共同威胁而团结在一起，这种情形已经不复存在。温斯顿·丘吉尔把绥靖者定义为希望大鳄会先吃掉别人的人。但是，在基地组织看来，欧洲人所感受的程度不及美国人，而且许多欧洲人认为，如果领导人不去像美国那样与激进的伊斯兰组织对抗，他们就会更加安全。2004年3月基地组织在马德里发起的攻击改变了选举的结果，部分原因是西班牙选民认定，他们的政府因支持小布什入侵伊拉克而使国家变得更加脆弱。许多欧洲人不明白有什么理由要在一场新的战争中跟在美国身后唯命是从，他们认为这场战争是美国自找的。
当欧洲人解释自己为什么不愿意追随美国领导的全球反恐战时，大西洋联盟中两处最大的伤口为他们提供了畏缩不前的便利“原则”。第一个伤口是伊拉克战争。华盛顿所犯的错误——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夸大其词、重建规划失败等——为欧洲人提供了又一个退缩的借口。第二个远为有力的借口是巴勒斯坦人的困境。许多欧洲人认为，只要美国对这一阿拉伯人所遭受的最大不公持如此片面的观点，就很难在这一地区有所成就。毕竟，右派所敬畏的同样勇气十足的以色列，在世界的大部分地方都被看作是贪婪攫取土地的怪兽，它在别人的土地上建立定居点，向人口密集的城市发射火箭弹，并且否认基本的人权。2003年欧洲的一项民意调查中，以色列被视为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而且中东是许多西方联盟私下里言辞恶毒的诱因。一方抱怨说美国的外交政策为一个犹太人阴谋小集团所操纵，而另一方则还之以指控欧洲人的反犹主义。无怪乎托尼·布莱尔这位费最大气力使西方联盟黏合在一起的政治家，要花如此多的时间和资本来推动小布什在巴以争端上的进展。他激情洋溢地对下议院做有关伙伴和敌手的演讲：“我相信没有任何问题比巴以问题上的进展，更能够有力地使世界社会重新团结起来。”＇18＇
欧洲的挑战
为了同右派美国更容易相处，欧洲人能够怎样做呢？有四件优先要做的事情——三件是正面的，一件是负面的。第一件优先要做的事是缩小硬实力的差距。只有当欧洲人为自己的防务承担更多的责任时，欧美之间才能够建立起一种成熟的关系。冷战期间，西欧的军事开支大约相当于美国60％的水平，如今则接近40％了。＇19＇此刻，欧洲在捡美国军力的便宜，这种情况引起了美国的怨恨和欧洲的不负责任。
力量不应仅限于坦克和战舰。在1945年至1990年间，欧洲的经济基本赶上了美国。西欧的平均收入由1950年相当于美国50％的水平，上升到超过80％（较富裕的西欧国家已基本上与美国持平）。＇20＇但欧洲大陆结构改革的失败使之付出了昂贵的代价。自1995年以来，世界经济增长大约60％来自美国。美国工人的产出比欧洲工人更高——而且他们要比欧洲工人每年平均多工作300小时。德国工人每工作5小时，美国工人就要工作6个多小时。
第二件优先要做的事情与雄心壮志有关。欧洲缺乏硬实力，从而在外交政策中滋生了更深的不快。在某种意义上，伙伴角色已经混乱不清了。25年前，理想主义的欧洲左派提出改变世界的空幻计划，并且对基辛格的实力政治感到气愤，现在则是美国右派有一个使中东民主化的空幻计划，而欧洲左派则在谈论不干涉主权国家事务的必要性。＇21＇这种“明枪易躲”（devilyouknow）的偏好，在2003年3月10日雅克·希拉克的承诺中得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