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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了无远弗届的共产党组织，合作化运动搞得声势浩大、迅猛异常，毛的同事们只能在他咄咄逼人地催赶合作化进度时在旁稍稍洒点冷水而已。本来，农民们只愿实行田间劳作的互相合作，而不愿将自己的土地、农具入到合作社里去，因此对办社一举并不热心。中共颁布的政策很漂亮，说农民有不入社的自由，但到了下面却到处都在强迫农民入社。譬如有的县召开斗争富农大会，县委书记在会上指著正挨斗的富农对农民们说：「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入社，不入社就跟他们一样。」结果原先不愿入社的农民赶紧找干部表示愿意入社，有的甚至痛哭流涕要求马上入社。
一九五五年，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回河北省安平县老家去探亲，毛让他顺便了解乡村合作化的情形。李银桥了解到乡里是这样办的：区里派下来的干部命令全村人站到场院里，宣布：跟蒋介石走的站那边，单干；跟毛主席走的站这边，搞合作化。这样自然无人敢不入合作社了。毛听了李的汇报，认为农村干部「胡闹」，为此还给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写了信。但他只是觉得干部们的做法「太简单了」，合作化还是非搞不可，因此那「胡闹」根本无法制止。
自从搞合作社开始，中共就在那里搞「共产」了。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一九五五年四月在第三次农村工作会议上，就批评了下边用「连续三天三夜开会」的办法强迫农民入社的做法。邓又指出，大耕畜折价入社，折价偏低，「归还时间有的三年，有的五年，甚至个别有一百年。名之谓『借』，实际不还。」这是中国农民第一次亲身体验「共产」的含义。由于果树入社是不付报酬的，农民不愿被共产，宁可砍树。猪羊不愿送运到社里去，只有宰杀一途。而归到社里去的大牲口，由于管理不善，死亡极多，全国一下子减少了二百万头以上。当时全国已建成的六十七万个合作社，有四分之一在一九五四年减了产。
到了一九五五年，问题已经很严重了。有的合作社，「船漂出三十多里没人管，耕牛出去三十多里没人找，社内耕牛死亡占百分之六十」。（注１０：引自《农村未来》一九八八年第二期中邓子恢的秘书刘蓬勃的文章。）那些毫无基础、一哄而上成立的合作社急需予以整顿，这是党内高层人物的共识，毛泽东亦赞同在部份地区实行「收缩」。经政治局批准，邓子恢及其副手廖鲁言签署了解散大约两万个合作社的报告。中共中央为此下了文件。
但是，到了五月下旬，毛与邓子恢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一九五六年应当发展多少合作社，邓主张翻半番，毛主张翻一番，即总数达到一百三十万个。邓坚持自己的主张，理由是这个数字已经由政治局批准，毛本人当初也曾同意过。毛泽东自己改变了主张，却反咬邓一口，说邓「右倾」，对合作社不积极，专替资产阶级、富农打主意。他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责「高级干部中资本主义空气，不准备搞社会主义」。他不指名道姓，却说「你们五三年为什么不讲社会主义？．．．．．证明脑子里一点社会主义没有，满脑子资本主义」。（注１１：一九五五年在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和插话。）
刘少奇本是邓子恢的支持者，他如果是个坚持原则的人，这时理应站出来抵制毛的翻番的主张，坚持按政治局的决议行事，并批评毛泽东的蛮横霸道的作风。然而，他为毛的霸气所慑，毫无斗志，一味退让。他在十月间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作了检讨。不过，他还是说了几句实话：「我以为在土地改革后．．．．．大约还要一些时候，再来普遍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因而对于．．．．合作社没有认真地加以提倡和研究。」
毛泽东是个高明的战术家，他对刘少奇只是旁敲侧击，把他比作「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打击则集中在邓子恢一人身上。这样，中央其他人便脱了干系，不必背「右倾」包袱了，大家都跟著批判邓子恢，宣布拥护毛泽东的主张。坚持按早先政治局决议行事的邓子恢成了罪人，而任意践踏党的决议的毛泽东反倒颐指气使，肆意训人。从这时起，直到二十一年后政治局一致通过二度打倒邓小平，中共高层的大多数领导人每到关键时刻就放弃自己的观点，附和毛泽东，向被批判斗争的对象扔石子。这样，他们客观上也就助长了毛的左倾错误和专横作风。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这本是老话，现在又加上共产党这个以革命为宗旨，以反右为己任的组织，合作化的旋风自然越刮越猛。毛泽东在一九五五年七月底时要求全国到五七年冬和五八年春，有百分之五十的人入社。于是各省开会，纷纷检查「右倾保守情绪」，修订计划，向中央报告。如云南报的是百分之五十五，河南是百分之六十，浙江是百分之七十，山西是百分之七十五至八十，辽宁更革命：百分之八十至八十五。（注１２：《党史研究》一九八四年第四期。）
各省的干劲反过来又影响了毛泽东。他见自己的主张被全党接受，思想便又跃进了一步。七月间他的设想是五年完成合作化，十月间改为「三个冬春」，到了年底就宣布「只需一九五六年一个年头」就可以合作化了。而实际上，在这种一味向前赶的浪潮中，各省的干部各自鞭打快牛，日夜催赶合作化的推度。譬如四川的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本计划到年底将全省百分之二十七的农户组织进合作社，一挨批评，只好将计划翻一番。他每天催下边报数字。为赶进度，只得下令「先搭架子，先挂牌子，具体问题以后处理」，等于强制农民入社，而将土地、耕畜、农具、种子等一大堆问题搞成一堆烂账，受害的只能是千百万农民。
由于毛泽东在一九五五年九月召开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宣布「使资本主义在六亿人口的中国绝种」，「我们要使资本主义在地球上绝种」，于是全党快马加鞭，比毛泽东设想的「一个年头」还要快，一九五六年初全国农村就基本合作化了。社会主义是来了，生产力却受到了破坏：一九五六年棉花比一九五五年减产一百四十七万担，猪减少了三百五十万头，大牲口减少七十万头。（注１３：《新华半月刊》一九五七年一月号。）（另一说法是大牲畜减少一百多万头）（注１４：《党史研究》一九八七年第一期第三十七页。）这在当时贫穷落后的中国，不是小数字。
此时，只有集体生产才是社会主义，农民（现在是社员了）个人从事副业便是资本主义，应加以限制或禁止的观点开始流行。结果是灾难性的：譬如福建省一九五六年猪比五五年减少百分之二十，砖瓦减少百分之二十七，鸡、鸭、蛋也大量减少，而茶叶生产竟不及战前（三十年代）的一半。黑龙江省委当年七月向中央报告，全省农村的副业生产下降了一半。其他各省大致也是如此。（注１５：《党史研究》一九八三年第四期。）
社会主义了，农村经济却萎缩了。这还不够，这时的合作社还只是「初级」的，土地、农具可以入股，与社员的劳动一起参与分红。按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凭藉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以分享他人的劳动便是剥削，因此土地或农具牲畜多、劳动少的便剥削了土地农具少而劳动多的，这就不是社会主义。所以这种初级社被称为「半社会主义」，于是毛泽东下令办全社会主义的「高级合作社」。所谓「高级」，就是取消土地、生产资料的分红，全共产归了合作社。农民成了单凭劳动吃饭的无产阶级，这时他们的心情同唱「刘志丹来是清官．．．．一心要共产」的歌曲时全然不同了。
这个产如何共法，不读史料的人是无法想像的：
全国第一个完成「社会主义合作化」的山西省，「有的地方．．．采取熬夜、大话威胁、大会点名等强迫命令农民入社。有的地方把社员的零星树木、羊只、蜜蜂等都转为公有。有的把社员的存款也归公」，谓之「刨私有根」。「有的强制山庄窝铺的农民迁移下山入社。」有的社干认为「合作化了，一家人了，哪还分你的我的．．．．」（注１６：山西《党史文汇》一九八六年第二期。）
农民们没有力量同来自执政者的强制行为对抗，老实巴交的听候摆弄，稍有反抗意识的就赶紧杀猪宰羊、砍树。本不发达的农村生产力受到了一次大破坏。
成立初级社时，农民们虽有种种犹豫，但终于相信，合作自有一定的好处，何况土地、农具还在自己名下，可由此得到收益，而且共产党又保证他们随时有退社的权利，所以终于报名入了社。事隔仅一两年，有的才几个月，上面指示办高级社了，他们才太迟地发现，执政者说话是不算数的。他们不仅没有不参加高级社的权利，连退出初级社的自由也没有了。
当众威胁，大会点名，三天三夜不得休息，再硬的汉子也撑不下去。农民屈服了，他们放弃了对自己的土地、农具、耕牛的拥有权，换得了毛泽东的社会主义。
除了土地、农具公有之外，中共又实行了一个类似苏共「余粮征集制」的「统购统销」政策。粮、油、棉、麻等主要农产品，除了政府规定的可以留给农民自己食用的份额之外的部份，全部由国家统一收购、统一经销。名曰「卖余粮」，其实是国家先预订一个全国的收购总指标，分配到各省各地，这是「国家任务」，必须完成的。这样所谓给农民「留足口粮」便成了一句漂亮的空话。农民粮食不够吃，到了来年青黄不接之时，国家再将粮食调拨一些回来，谓之「返销」。所以各地宁可让农民今天将粮食缴上来，明天再「返销」回去，甚至当天就扛回去，也要让粮食在国仓里走过一遍。这样做尽管国库粮没增加，国家任务却完成了。往返运输，劳民伤财。如河南省新蔡县从一九五三到一九八四年的三十一年间，国家共征购了十七亿斤粮食，又先后返销了十四亿斤，即将七十万吨粮运走又运来，浪费了不知多少钱财。除个别获豁免的灾区之外，那返销粮只是借给农民，第二年须先还返销，再缴当年的征购。当年的征购任务是死的，农民的口粮却是活的，反正肚皮可松可紧。
这种统购统销制度，唯一的好处是政府调动粮食方便，应急救灾可朝令夕至。坏处是成恶性循环，反正收了粮食也是政府的，即使是丰收年景，上面规定的口粮数也不会高到使农民吃得十分饱。到了荒年则不必太愁，反正没吃的了国家不会看著饿死。这样，农民的主人翁感便消磨殆尽了。统购统销政策使农民失去了多打粮吃饱饭的指望，生产积极性便一落千丈，再热爱社会主义这个漂亮名词的人也泄气了。
这个政策，按毛泽东的说法，叫做「把六亿人口的饭都管起来」，（注１７：一九五七年一月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这是从一九五三年办初级合作社时开始实行的，毛泽东称它为「实现社会主义的重要步骤」，（注１８：同注１７。）不仅农民，全国有很多体恤农民的干部也反对这项政策。毛说「一九五五年县、区、乡三级干部中百分之三十闹得很凶，替农民叫苦，说统购统销『统』多了．．．．．想搞资本主义，就大叫农民苦。」（注１９：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七日下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这一来很多人因此被指为「反革命」，进了牢房。高级干部如河北省委副书记薛迅就被指为「过不了社会主义关」而被撤了职。所以到一九五六年搞高级合作社时，反对的呼声已经微乎其微了。
毛泽东并非高高在上，不晓民情。他后来一九五八年十一月的郑州会议上说：「老（革命）根据地（的农民对合作化）就不起劲，『不想前，不想后，只想高级化前土改后』，那是黄金时代。」（括号内为引者所加）可见对于农民不想加入高级社这一点，他是很清楚的。
「高级化前土改后」，也即是毛泽东执政的最初几年，的确是中国农民的黄金时代。自从一九五六年中国农村纳入毛式社会主义轨道，农民就没有好日子过了。连帮助中共夺取政权出了大力的老革命根据地的农民尚且对搞高级社不感兴趣，中共执政后才同它打交道的大片「新解放区」的农民的态度也就不问自明了。但毛泽东认为「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高级社代表著社会主义的方向，是五亿农民根本利益的所在，只是农民们目光短浅，自己看不见罢了。
党内也不是都赞成这样急匆匆地向社会主义赶的。当时不仅农业马不停蹄地往社会主义奔，工业建设也一味求快，在「反右倾保守」的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