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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万、七百三十九万和九百二十万，
共二千一百二十八万。
将以上两数相灭，得二千五百一十万。但第一个数字是以出生率不变为前提计算的，因此那些应在一九五九、六○年出生而未出生的人在六一年底前的增殖也应当扣除。这样算下来，得二千四百七十二万。
不过，即使在正常的年份里，作为农村人口统计主要依据的公安部的户籍记录和商业部发放布票（每人每年一份，无例外）的记录都要相差千万以上，而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开始各地农村已大批饿死人，年鉴中五九年底和六○年底时中国人口总数应予置疑。这就是为何本书作者采用了较为保守的「两千万」这个大概数的原因。这也是为何海内外学者对这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饿馑的死亡人数的估计从一千七百万到四千万不等，差异如此大的原因。（注２９：刊于一九八四年十二月《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的《Famine in China 195861》，该文作者为Basil Ashton等，文中提及二千三百万、二千七百万、三千万等数字。）
一九五八年七月一日，即中共三十七周年「生日」那天，全国各报刊登载毛泽东六月十四日接见河南封丘县应举合作社社长时向在座的人描绘的一幅美景：「不要很久，全国每人每年可以平均有粮食一千斤（其中人吃六百斤，其他留作储备粮、种子和喂猪），一百斤猪肉，二十斤油，二十斤棉花。」这个「不要很久」是多久，他没有说；而事实是，不到两年，死人千万的灾难便笼罩全国了。
第十章 大灾劫咎由人祸
一九六○年来临时，无数农民正绝望的境地中无声无息地死去。可是元旦那天，中共中央主办的《红旗》杂志刊登的却是这样的文章（作者为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全省一千二百十三个人民公社和三十三万多个公共食堂，都像钢铁一样巩固起来了。」「一九五九年河南省所以能够战胜几十年没有过的．．．．严重干旱，保证了农业的大丰收，就是人民公社发挥巨大威力的结果。」过了半个月，第二期的《红旗》又有一篇长达十一页的文章，歌颂「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取得的「一九五九年农业战线上的伟大成绩」，说五九年「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基础上，继续获得了大跃进」。文章虽然提到五九年的天灾，但讲的是「重灾保产，轻灾增产，无灾大增产」，「大灾不减产，小灾大丰收」。正如五九年十月二十日《人民日报》所说：「安徽战胜历史上最严重的干旱，水稻、棉花、甘薯样样增产。」「山东坚持六十天抗旱，平原、山区、丘陵地带处处报喜。」没有一丁点儿灾难的影子。二月一日出版的第三期《红旗》，又刊登文学家点缀升平的文字，「水肥鱼又肥，大片稻子插上丰收牌」。说从合作社到人民公社，农民生活「一步高一步，一层高一层，就像上楼梯，越高越好看。」
一九六○年一、二月间，全国饿死的农民当不少于四、五百万，但中共中央主办的杂志当时就是用这样的文字蒙骗世人，粉饰太平。同年十月一日国庆节那天，《人民日报》更大字宣告，「两年来，全国大部份地区连续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六一年一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发布公报，也将国民经济的「困难」归咎于「连续两年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一九六二年后又将「两年」改为「三年」），所以有必要费点笔墨在此论证一番。
首先，自有文字记载以来，中国就是丰歉年年相交替，从未有过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遍布全国的「连续三年自然灾害」。翻开《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注１：一九三九年，陈高佣编。）以二十世纪为例，辛亥革命前的十年间，数一九○九年的灾害最重，也不过是局部地区的天灾：「福建漳州等地，水。黑龙江黑尔根等处，水。湖北荆州等处，大水。江苏溧阳等数县，水。广东佛山等县，水。吉林省城等处，大雨。甘肃全省亢旱。湖南长沙旱。」像这样的自然灾害人类目前尚无计躲避，但一个廉洁、有效的政府应该能够对付。偌大一个中国，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边有北方，一省或数省遭灾，只要政府健全，完全可以避免饥馑。一九一○年前后，清廷内外交困、摇摇欲坠，救灾虽不力，却也并未引致全国性的饥馑。第二年它不堪武昌起义之一击而土崩瓦解，也不是由于灾民造反，与明末的情形完全不同。
至于一九五九年至六一年的「三年自然灾害」，我们先来看五九年。五九年的成灾面积（受灾减产百分之三十以上为「成灾」）低于五六年和五七年（注２：关于受灾面积的数字均取自一九八三年《中国统计年鉴》第二一二页。），而五六年、五七年除广西人为造成的数百人饿死外，并未造成饥馑。所以五九年并无足以引致饥饿的天灾。
但另一方面，由于大跃进搞乱了正常的农业生产，一九五九年的粮食产量只有三千四百亿斤（注３：见《中南财经大学学报》一九八六年第一期。）比五七年少了五百亿斤。显然，这减产与天灾无关。三千四百亿斤本饿不死人，可是中共中央当时得到的统计数字却是五千四百零一亿斤。（注４：《红旗》杂志一九六○年第二期第十七页。）各地多报了产量，就得多缴「余粮」，党的干部层层追逼下级完成「国家任务」，结果把农民的口粮征去了一大半。山西农民一天口粮五、六两就算是不错了，许多地区农民一天仅一至二两粮，甚至断粮。所以，可以肯定，一九六○年麦收之前，农民所以缺粮是因为官家「征收过头粮」，而不是由于天灾引起的歉收。
两千万人大多数是在一九五九年十一月至六○年夏收前几个月青黄不接时死去的，六○年是否有「自然灾害」同他们没有关系。他们饿死时，《人民日报》正在发布社论，鼓吹「以更高的速度持续跃进」，正在为全国「跃进浪潮日高夜涨」叫好，而毛泽东正在政治局会议上号召「把世界各国都抛在后面」。那年即使有灾害，他们也是死在灾害之前，并非天灾的受害者。当时国家还有粮食，只要县委书记像赵树理那样如实报告缺粮的情形，政府将征收过头的那部份粮食退还农民，他们就不会饿死。实际情形是，「领导干部」们掩盖真相，把守交通要道，使千百万饥民处于绝望无援的境地，坐以待毙。而有幸活下来的人也因为饥饿而无力操持农活，荒废了农作物，有的干脆就没有种上。正如中共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所说，春耕季节，「地里看不见人迹，村里看不见炊烟」，致使六○年全国性大减产。
一九六○年全国粮食产量仅二千八百八十亿斤，（注５：见《中南财经大学学报》一九八六年第一期。）比五九年减少近五分之一，比五二年的产量还低，但人口却比五二年增加了将近一亿。死了那么多人，各省都不敢再吹牛了，一下子又都向中共伸手要救济。但六○年粮产跌得太厉害，国库粮食不够分，城里人都降低口粮定额「支持国家」，但仍无济于事。这也就为何年底时湖北省长「砍脑壳」也要向管财政的副总理李先念要粮，而李「砍脑壳」也拿不出粮的原因。
至于一九六○年的自然灾害虽比较严重，但成灾面积比七八、八○年只略多一点，所以也不是造成全国饥馑的大灾害。如十月一日《人民日报》所说：「华北、西北不少地区七月以前一直缺雨；广东、江苏、山东和东北相当部份地区遭受台风涝灾也比较重。」（七月底时，台风在辽东半岛登陆，引致百年未遇的洪水）但是，从党报上看不出任何危机：
九月三日：陕西省「战胜了干旱」，「初步摸到了无雨保丰收的系统经验」。
九月六日：社论号召南方十三省争取稻高产多收。
九月十二日：辽宁战胜洪水侵袭，生产「在很短的时期内迅速恢复」。
九月二十日：「全国各地涌现了很多亩产千斤左右的小麦高额丰产田」。
九月二十六日：贵州「全省中稻、玉米相熟，各族社员们喜气洋洋，开镰收割」；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获得了大丰收」。
于是十月一日郑重宣布：「人民公社已使我国农民永远摆脱了那种每遭自然灾害必然有成百万、成千万人饥饿、逃荒和死亡的历史命运。
」
且不说《人民日报》是在粉饰太平，睁眼说瞎话。天灾不等于饥饿和死亡，这话本不错，但前提是政府功能正常。譬如一九四九年，国内战争在华北刚刚平息，严重的灾害就来临了。先是久旱，继而暴雨、洪水泛滥。全国一亿亩农田受灾（约占当时农田的十五分之一），灾民达四千万。河北、天津、唐山，沧州一带，千里平原成了一片汪洋。十月前董必武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十月建国后任副总理兼中央防汛总指挥部主任。他指示「不许饿死一个人」，并说「能否做到这一点，是对各级人民政府的考验」。当时，至少据官方说，河北果真没有饿死一个人。
可是一九六○年的各级攻府，正如前述，已完全不是一个功能健全、运作正常的政府，大量的政府官员掩盖真相犹恐不及，遑论救灾。而他们所以那样做，多半出于无奈，因为直到此时毛泽东仍然「不知道或不相信」（赵紫阳语）无数的农民已经饿死，还在发他的跃进烧。既然毛说一九六○年要以「更高的速度持续跃进」，政府官员自然不敢报告「大事不好」。像作家赵树理那样，敢在大家「持续跃进」时开口向上级讨粮食赈济饥民的，实在少之又少。由阳城县人民所说「要不是赵树理，我们早饿死了」，亦可以推断，六○年上半年农民饿死与否，主要取决于中共县委、省委书记们是否向上级说了实话。只要他们肯向上司说实话，承认过去吹了牛，把农民的口粮充作「余粮」交进了国库，那么多半能讨回一些粮食，使治下的饥民免于一死。但他们就是没有那么做。到了六○年夏、秋两季，粮食大幅度减产后，纸包不住火了，可是已为时太晚，再说实话已来不及了，国库空了，再向上伸手要粮当然要不来了。
应当说明，要是一九六○年完全按照毛泽东的主意行事，灾难本会更加严重的。那年产钢二千二百万吨的计划本来是在庐山会议后为反右倾而几度加码上去的，毫无完成的可能。到了夏季，毛见这个计划可能泡汤，著急了。有一天，他将李富春、薄一波这两位主管计划和经济的副总理找去谈话，说：「办钢铁要大搞小土群、小洋群．．．，今年要动员七千万人来干。」又说：「实力政策，实力地位，世界上没有不搞实力的．．．．手中没有一把米，叫鸡都不来。我们处于被轻视的地位，就是钢铁不够。要继续跃进．．．．十年搞一亿吨，上天。」（注６：《党史研究》一九八○年第六期。）
除了「继续跃进」，毛在七、八月间的北戴河会议上又提出，要在「右倾机会主义」进攻面前「争气」，要在国际上「争气」，说是「国内外注目」，能不能完成钢产量计划是个「政治性问题」。
他的政治局同志们明知经济承受不了，明知这样搞必然导致破坏生产，将其他行业搞瘫痪，但是他们没有勇气提出异议，只有遵命去做，拼出全部工业力量去搞钢。只是「动员七千万人」去炼钢之议，即第二轮的「大炼钢铁」，由于省委书记们正被饥荒弄得焦头烂额，没人有本事再各自动员几百万人上阵而被「冷处理」，慢慢拖掉了。
如果说那些干部们在三年大跃进中做了什么好事的话，这抵制第二轮「全民炼钢」可算作一条。否则，在两千万人已经饿死之后，大家还「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像一九五八年那样再逼七千万青壮农民去炼钢，那么只要他们还没饿到走不动的地步，就会一个个变成陈胜、吴广，不知多少中国人会死于动乱了。
但是，即使「动员七千万人来干」的疯主意未得实行，一九六○年也是毛泽东「三年大跃进」的第三年。说来后人简直难以相信，就在那天天有人饿死的时候，整个中国在「反右倾、鼓干劲」、「持续跃进」的口号声中，「『共产风』比一九五八年刮得更加厉害。一九五八年的『共产风』只刮了四、五个月，而一九六○年的『一平二调』搞了一整年。」（注７：《党史研究》一九八六年第三期第十三页。）
所谓『一平二调』，指的是人民公社搞「平均」、「共产」，无偿调拨农民的农具、机械、耕畜、马车。糟蹋别人的家当不心疼，人民公社用行政手段共来的财产很快就损坏、报废掉了。据山西省统计，全省正常使用的农具比大跃进之前的五七年减少了三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