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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没有付诸行动。直到铁路工人到警察局讲述了自己的遭遇之后，警方才开始调查事情真相。
1883年3月到5月之间，法瓦拉及其附近地区有两百多人被捕。兄弟会的头目之一在接纳两名戴头巾的兄弟人会时被抓。不同寻常的是，他居然还有一份手写的帮规制度。据他交代，帮会弟兄会抽签决定谁去执行首领认为维护兄弟会利益所必需的谋杀。更多的招供随之而来。从偏僻的洞穴、枯井和废弃的硫磺矿井中找到大量的尸骨。警方对帮规制度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并获得了兄弟会的组织图。
1885年对兄弟会的审判在阿格里琴托经过特殊改造的圣安妮教堂进行。107个人被排成四列带到审判席。许多人这时又否认警方的指控，声称他们是屈打成招，但这种伎俩并没有奏效。这些兄弟会成员被判有罪入狱——这是打击这类犯罪组织少有的一次胜利。
法瓦拉兄弟会事件使警方对这种在巴勒莫地区之外（在阿格里琴托和卡尔塔尼塞塔的硫磺矿区）发展起来的这类黑手党组织有了独特的见解。调查员的发现在法庭上得到了证实，这些发现固然重要，但是同样重要的是，他们没有意识到兄弟会对周围社会所带来的深刻影响。历史学家们现在认为，兄弟会是一个远比官方认为的更为复杂和危险的组织。如果黑手党就像在西西里西部的其他地区一样，在硫磺矿区也能生存如此之久，那么部分原因就是它像法瓦拉的兄弟会一样一直被低估了。
事实上，警方知道兄弟会的存在时，它才刚刚成立几周而已。法瓦拉两个派系的头目们在洗礼仪式上的谋杀事件发生之后会面商讨镇上逐渐升级的暴力问题时，决定成立兄弟会。不同寻常的是，尽管当时双方各自的利益受到威胁，尽管双方存在暴力冲突，他们不但同意和解还决定合并为一个独立的组织。
兄弟会的帮规比它自身的历史还要久，这些帮规是由合并为一个组织的那两派人共同遵守的。对任何熟悉格拉蒂医生和尤迪托黑手党故事的人来说，这些帮规惊人地似曾相识。就拿人会仪式来说：新成员要把食指戳破，把血抹到圣像上。圣像燃烧时，入会者宣读誓词：“我以自己的荣誉发誓效忠于兄弟会，正如兄弟会效忠于我一样。圣像与我的几滴鲜血在一起燃烧，预示着我愿意为兄弟会流尽身上的每一滴血。正如圣像的灰烬和我所洒下的鲜血将永远无法回复原状一样，我也永不离开兄弟会。”兄弟会从法瓦拉附近几个小镇吸收了大概500名成员，所以人会仪式还是很有必要的。和巴勒莫的入会仪式一样，他们也是开始时询问牙疼，之后再进行类似的谈话（巴勒莫检察长在1877年递交给司法部长的报告中说，这个仪式在全岛得到认可）。
兄弟会的组织结构甚至也和一个世纪后多玛索·布西达第一次描绘的“我们的事业”有着相似之处。兄弟会成员划分为不同的十人小组。每个小组有一名队长，只有组员知道自己的队长是谁，除了兄弟会首领之外，其他兄弟会成员一概不知。
调查员还发现，兄弟会把成员之间的关系看得比家人之间的关系还要神圣。法瓦拉兄弟会的一名成员罗萨里奥·阿莱莫向警方讲述了他的亲身经历。兄弟会的人把他叫到酒馆里告诉他，他的侄子是叛徒；然后他们给他两个选择，要么亲手杀死自己的侄子，要么自己杀死自己。选择了前者之后，恐惧驱使他以祝酒词来表明自己的决心：“美酒甜美，人血更加甜美。”数日之后，他帮忙引诱侄子中了圈套，其他兄弟会成员杀掉了他的侄子。为了证明自己的供词，阿莱莫把警察带到一座破败的城堡，那里藏着他侄子的尸体。阿莱莫一回到牢房就上吊自尽了。据说他希望尽量以和他侄子相同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绞死。
直到今天，黑手党仍然很谨慎地处理成员之间的血缘关系。因为亲属关系有利于家族的团结，侄子、兄弟和儿子经常会被吸收到组织中来。但是如果对某个亲属的疼爱与服从老板的第一职责产生冲突时也会成为不稳定因素。因此黑手党党徒时常会被迫以很夸张的方式宣告他们最终是效忠于谁的。假如你是一名黑手党成员，同时你的兄弟也是帮会成员并且违反了帮规，那么你就会面临和兄弟会提供给阿莱莫的一样的残酷选择：要么杀了他，要么你们俩都死。在这样的情况下，心肠硬的人才会生存下来。对一些“君子”来说，除掉一名家庭成员有可能成为一件引以为豪的事情。正如20世纪80年代一名被捕的黑手党党徒萨尔瓦多·托塔西欧·孔托尔诺夸耀的那样，“我是唯一能在自己血液里洗手的人”。
甚至在1883年，兄弟会的帮规和巴勒莫附近的黑手党所制定的帮规也惊人的相似。然而，这一点的重要意义似乎完全被当时的检察官和犯罪学家忽略掉了。法瓦拉和巴勒莫隔岸相对。两者之间是西西里岛绵延一百公里道路崎岖的山区内陆。相距甚远的两个地区的黑手党竟然有着同样的帮规是有其渊源的。1879年之前，一些兄弟会的头领和巴勒莫的黑手党分子一起被关在乌斯蒂卡的监狱岛上。这些头领在监狱里第一次听人说起黑手党，并很有可能还加入了黑手党。他们出狱之后和西西里岛其他地方的黑手党党徒保持联系。身为早期的黑手党成员便意味着加入了一个地方帮派，但它同时也意味着获得了一张通往更为广阔的罪犯世界的通行证。
法瓦拉兄弟会案件的起诉人认为这些把组织联系在一起的仪式只不过是“原始的”。他们提出，对世仇和缄默的原始冲动是兄弟会的主要作案动机。一名地方法官在谈论入会仪式时曾将其描述成一种“野蛮的神秘主义”；他将阿莱莫同意参与谋杀自己的亲侄子之后所发表的祝酒词评价为“赤裸裸的同类相食”。
“原始”、“落后”这些词汇标志着19世纪的意大利在黑手党问题上的认识盲点之一，这一点在下一章将会变得更为明显。这样，这些词汇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使人们没有意识到兄弟会在当地硫磺采矿业中所扮演的高明的战术角色。在107名申请加入兄弟会的人当中，有72名在硫磺采矿业工作。他们当中除了矿工以外，还有监工甚至小矿主。对于采矿的共同利益或许是这两个对立的帮派为什么成功地合并为“兄弟会”的原因：经济合理性最终战胜了仇杀的欲望。对于兄弟会的审判还把兄弟会的背后保护者们公之于众：地主们、贵族们，以及前任市长们；是他们为黑手党开具了“品德证明信”。没人想到去问一问究竟为什么这些显要人物会设法保护这些“原始帮派”呢？
尽管环境更为恶劣，西西里的硫磺矿场的经营方式和柠檬园的经营方式几乎同样复杂。工厂里那些当牛做马的男孩们处于产业链的最底端，上面是一长串的承包商和次承包商。拥有土地的绅士们把采矿权租借给企业家，企业家付佣金雇佣监工，而监工又反过来雇用勘探员、看守和矿工。随着产业链条的拉长，在国际市场上进行一种商品交易的风险也就分散开了。
那些矿工本身被称为“包工头”，他们的工资是按件计算的。正是他们雇用的那些男孩。他们出了名的严厉，而且动辄就会吵架，常常酗酒为乐。以当时当地的标准来看，他们远远称不上贫穷；事实上，他们也算是企业家。他们中有些人管理着其他三四名矿工。他们中有许多人热衷于夸耀自己的社会地位。一名英国女观察员，嫁给了硫磺矿区的一个地主，是这样描写典型的“包工头”的：“他在穿着上颇为讲究，经常可以在周日看见他身穿精美的黑色服装，脚穿漆皮高统靴，外面披着深色细布料的绿色条纹带帽大斗篷。”（兄弟会成员戴着的这种帽子究竟是有着形式上意义，还是“包工头”的身份标识，或者是两者兼而有之，我们搞不清楚。）
硫磺业对每个参与其中的人来说都是一个竞争激烈的行业。并且，和在西西里岛西部大部分地区一样，暴力通常可以使人具有竞争上的优势。在上至地主下至矿工的等级体系中的每一阶层中，能够有组织、策略高明地使用暴力的能力都是一种重要的金融资产。企业家、经纪人、工头、看守和包工头可以形成联合，击败竞争对手。和巴勒莫附近的柠檬园一样，硫磺矿场也是犯罪组织的滋生地。
抛开对其“落后分子”的成见，法瓦拉兄弟会的事件早早地向我们暗示了在黑手党内部做一名教父意味着什么。发生在洗礼仪式上的、最终促成兄弟会成立的谋杀案件绝非偶然。在洗礼仪式上谋杀一个人是一种蓄意挑衅，并非仅仅针对一个家庭而是针对整个敌对帮派。这也是为什么这次谋杀得到了同样恶意的报复——第二名受害者背部中枪后被切掉右耳。
在西西里岛和意大利南部大部分地区一样，洗礼仪式之所以重要更多地是因为这种仪式意味着家族又迎来了一个新的教父而并非因为这是孩子的洗礼。为孩子施行洗礼使孩子的生父和教父成为孩子“共同的父亲”。这是个非常严肃的仪式：甚至连成为“共同的父亲”的兄弟之间也必须停止使用同辈人之间的熟悉的讲话方式，而是使用正式的敬语。从此以后，这两名“共同的父亲”就有义务回馈对方任何的要求。农民和硫磺矿工讲了很多有关施洗者圣约翰〔※（John the Baptist），基督教的先行者，奉上帝之命在约旦河为耶稣施以洗礼。〕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民间故事。施洗者圣约翰是“共同的父亲”的守护神，他会对那些背叛其孩子的教父或生父的人进行可怕的报复。
被称为“兄弟会”的机构是一种社会黏着剂，它把家庭之间的联系扩展到社会，鼓励和平与合作。两个剑拔弩张的人可能会决定摒弃分歧成为“共同的父亲”，以此避免只会给双方家庭带来伤害的暴力纠纷。一名工人可能会选择一个更有势力的人作为其孩子的教父，尊重并效忠于他以期换来恩惠。为你的孩子选择一名更有权势的教父可以给你带来一份在硫矿矿区的工作、可以开垦的土地、借款以及各种施舍。
但是成为一名教父有时候还有另一层含义。西西里语中有一个短语“举止像个教父”（“fari u pari”）还有“帮凶”的意思，帮助一些人完成非法行为。如果两名“共同的父亲”之间的联系有助于社会的团结，它同样也能把他们捆绑在一起共同履行一份犯罪契约。黑手党党徒经常通过成为“共同的父亲”的方式来加强他们之间的团结。为了模仿该头衔在社会中被赋予的声望，高层黑手党分子有时候被称作“教父”。甚至时至今日，正如教父监督孩子的洗礼仪式那样，黑手党教父主持新成员的人会仪式，新成员通过成为“君子”而获得重生。
黑手党一开始就以极其复杂的手段渗入西西里岛的主要经济部门，并以同样复杂的手段使用和调整西西里岛文化内部可以为其血腥的犯罪事业所使用的忠诚资源。换句话说，黑手党一点也不落后。
原始人
在法瓦拉兄弟会被发现之时，黑手党已经从新闻头条中消失，进入了较为安静的学术争论领域。法瓦拉事件的检察长向一家学术期刊投递了一份记录兄弟会罪行的报告——《用精神病学、刑罚科学和犯罪人类学的档案来研究疯狂的违法者》。这篇文章由杰出犯罪学家切萨雷·隆布罗索校订，在当时他是外国人心目中最为知名的意大利知识分子。为他博得名声的书是《违法的男人》，1876年首次出版。在书中，他指出罪犯可以从一些身体畸形特征辨认出来：壶柄状耳朵、低额头、长手臂等等。他把这些身体特征称作“犯罪特征”。按照隆布罗索的说法，这些特征证明了恶棍们实际上是生物学上的时代错误，是一种偶然发生的人类返祖现象。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看起来像“原始的”非欧洲人，甚至是动物的原因了。隆布罗索自信地假定，非欧洲人处于种族发展阶梯中的低级阶段，因此他们天生就是罪犯。隆布罗索把自己的逻辑推向极端，还认为所有的动物都是罪犯。
隆布罗索称之为“犯罪人类学”的疯狂之处在今天看来比当时要明显得多。意大利人民是生活在风雨飘摇的新政权下的焦虑的公民，并自从统一之日起就成为一场令人担忧的犯罪浪潮的受害者。因此，许多人觉得隆布罗索的观点令人宽慰。他的理论暗示了之所以出现这么多违法犯罪者并非是意大利的过错——生物学成了一个不错的替罪羊。除了带来政治安慰以外，《违法的男人》（及其更加粗俗的《违法的女人》）的许多新版本中出现的大量罪犯的耳朵、生殖器等插图给读者们带来色情刺激。对大多数前往都灵大学听他演讲的听众们来说，隆布罗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