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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动荡不安，危机不断。1898年5月，甚至在国家经济中心首都米兰也宣布戒严：至少80人被军队杀害。米兰的卡普钦修道院因被怀疑为叛民藏身之地而遭到炮轰。烟雾散去之后，里面只发现了几名修道士和几个等着施粥的乞丐。
米兰事件一个月之后，路易吉·佩卢克斯将军被任命为新总理。路易吉·佩卢克斯将军在孩提时代就已是为国王效力的士兵。在其当政期间，他试图推行一系列的高度集权化的改革措施而声名狼藉。这些改革措施限制出版自由，禁止在公共服务业成立工会，并允许政府不经审判将嫌疑人判处境内流放。尽管如此，依当时的标准来看，佩卢克斯并非盲目地反动复古。他的政府被委以完成从堪称意大利国家短暂历史中最动乱的年代过渡到常态的重任。打击西西里腐败是这一计划的一部分。于是，1898年8月佩卢克斯将军任用新的巴勒莫警察局长，并指示他对付黑手党。1900年，警察局长如下描述唐·拉法莱的政治拥护者：
（他们）是黑手党党徒，有犯罪前科，他们投身于各种侵犯他人和财产的犯罪活动，长期危害公共安全。他们所有人都不惜利用威胁、暴力、恐吓等一切手段强迫老实的选举人投票给他们的候选人……为达到目的，他们使用的手段与黑手党强制果园老板雇佣看守人及敲诈阔地主的手段并无二致。
如果帕里佐罗只是新型黑手党政客的早期代表，那么他在本书中的地位将是当之无愧的。但是他还成为了那个年代最大的黑手党审判的对象；因为唐·拉法莱，黑手党25年来第一次重新出现在国家头条新闻中。相比帕里佐罗来说很不出名——但是对黑手党的历史同样很重要的是他的对手一一佩卢克斯将军任命的巴勒莫警察局长。他的名字叫埃曼诺·圣乔治，他的故事最近才从历史档案中浮出水面。
圣乔治的报告
意大利中央国家档案馆现存的无数文件中有一份保密文件，里面有一篇报告，大概是1898年11月到1900年1月之间分批提交给内政部的。这份报告出自巴勒莫警察局长埃曼诺·圣乔治之手，并作为审判准备工作的一部分递交给该市最高检察官。今天读着这份485页泛黄的手写稿，感觉像是带着考古学家的探针和刷子在一点点地整理出一只埋在地下的花瓶的轮廓。埋头苦干数日之后，结果发现挖掘出来的不过是一颗未爆炸的炸弹。
报告的开头第一次勾勒出了一幅关于西西里岛黑手党的完整画面。之前关于巴勒莫地区黑手党的证据往往都是一些零散的片段。而这次的信息却是明确、详细、系统的。报告描绘了一个由8个黑手党家族组成的组织机构图，这8个家族统治着巴勒莫北部和西部地区的郊区及卫星村，它们分别是：皮埃纳·德考利、阿夸桑塔、菲尔德、马拉斯宾纳、尤迪托、帕索迪·里加诺、波皮纳诺、奥里乌扎。每个家族的大老板和二老板都被列举出来，还有许多详细的普通黑手党分子的个人信息。总共有218份档案，其中包括：黑手党分子、地主、柠檬园看守人、水果买卖经纪人等。报告提到了黑手党的人会仪式和行为准则。另外，报告还阐述了黑手党的商业手段：如何渗入并控制商品果园、如何伪造假币、抢劫，以及如何威胁、杀害目击证人。报告显示黑手党有集中资金专门用来资助入狱黑手党分子的家人和聘请律师。报告向我们讲述了各个黑手党家族的头目是如何共同管理帮派事务和控制地盘的。
该报告对黑手党组织框架的勾勒相当令人叹惊，它几乎和几十年后多玛索·布西达向法尔科内法官交待的情况完全吻合。它向我们精彩地解说了为什么意大利政府长期以来不能看清黑手党的本质，但是更为精彩的是这份看似枯燥的文件的意义本有可能改变历史。它本可能给黑手党带来的重创堪比1987年法尔科内的大审判。倘若该报告能够达成目标，那么黑手党在出现几十年之后就已经遭受毁灭性的打击了。
这份报告的作者埃曼诺·圣乔治是一名职业警察，方下巴，不苟言笑。当时的报纸说他在巴勒莫给人留下一种不容置疑的印象。虽然他已年近六十，头也已经秃顶，可是他那惹人注目的金黄胡须才刚刚开始发白。听他的口音便能判断出他来自意大利中北部的罗马涅。圣乔治在当时甚至现在也是不出名的，于是关于他的信息少之又少。然而他却比任何人都更了解西西里黑手党。1875年格拉蒂医生向内政部长报告他的遭遇时，被召来指挥对付尤迪托黑手党行动的正是圣乔治。1883年领导围捕法瓦拉兄弟会行动的也是他。1898年8月，他被任命为巴勒莫警察局局长，从而达到事业的顶峰。同时这也是一个他耐心利用积累下来的专业经验迫使西西里秘密犯罪组织屈服的机会。
圣乔治怀着满腔热情，一丝不苟地写这份报告。他迎着困难调查政府机关中的怀疑派、同谋者，他感觉到他将发现一起重大诉讼案。在他写这份报告的时期，要将黑手党分子定罪或者将法瓦拉兄弟会这样独立的“家族”绳之以法是很困难的，虽然并非不可能。必须说服证人出庭作证讲出真相；必须保证黑手党告密者在作证前不被杀害；必须保护法官和陪审团不被报复和接受贿赂。圣乔治面临着种种诸如此类的问题，但是他知道真正的挑战是证明黑手党本身有罪，并集中控诉黑手党的两大主要犯罪手段：收取保护费，与政客勾结进行黑金交易。
因此，圣乔治打算使用特定法律工具：一项取缔犯罪组织的法令。尽管这项法令并不会给黑手党带来严厉惩罚，但是根据圣乔治的报告对黑手党进行定罪也有深远的政治意义。它将证明一个极其复杂的秘密犯罪组织的势力已经伸展到西西里西部甚至海外的这一看似荒诞的说法的正确性。只不过，如果圣乔治达到其目的，就不会再有人能够否认黑手党的存在了。
但是圣乔治失败了。如果他的报告出具令人震惊的证据证明1898年意大利统治者清清楚楚地知道黑手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那么他的失败以及他所掌握的关于黑手党的宝贵知识竟被如此遗忘就是一个令人忧虑的教训了，这个教训向我们说明了意大利政治体系如何为虎作伥帮助黑手党组织生存至今。
圣乔治不单单是一名优秀的警察；他可以说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通过上百个名字、几十份经过反复认真核对的证人证词，他的调查成果慢慢地向人们讲述复杂的犯罪方式、一系列错综交织的谋杀和诈骗故事，这些故事说明了西西里社会各个级别的黑手党势力残暴、错综复杂的特点。这位警察局长有的时候还表现出真正从事叙事创作的热忱。
圣乔治的故事大都以康卡德尔西部（环绕着巴勒莫郊区的“金盆”）为背景。从罗马时代起，这个地区就因它的美丽富饶而闻名。1890年，《意大利画报》把它描述为一个“想象力燃烧飞翔”的地方、“一幅完整的东方画面、一种魔力”。这个地方证明“诗歌在西西里人民中如花般盛开”。巴勒莫富裕的精英们在康卡德尔的柠檬园中建造城外住宅。春天是还乡的季节，富人们会离开城市的家来到建造在充满异国情调的花园里的大庄园，被一大群仆人左呼右拥地侍奉着。世纪之交的时候，巴勒莫的80名男爵、50名公爵以及70名贵族与欧洲君王和富豪们一起出入于城市庄园、俱乐部、戏院、沙龙以及林荫大道。圣乔治来巴勒莫上任的时候，远处的一艘艘帆船背景已经把西西里中心变成了最受喜爱的度假胜地，就像是海边的巴黎。在他致力于揭露黑手党内幕时，他沿着把巴勒莫普通人和西西里上流社会国际名人的奢华生活联系起来的黑暗渠道展开了对黑手党分子的调查。
圣乔治的许多工作都是围绕着一桩神秘的凶杀案展开的，这桩凶杀案在他到来之前已经折磨了巴勒莫警方一年之久。报纸上称之为“四人失踪案”，此案主要围绕一个典型的柠檬果园——拉加纳果园展开，果园距阿雷内拉村庄公墓不远，阿雷内拉村庄坐落于蒙特一佩勒格瑞诺山和巴勒莫北部的海滨之间。蒙特一佩勒格瑞诺山上林荫密布，在空荡的山间发出任何声响都会传来一阵阵回响。在这里，天黑之后，海边渔夫的叫声在几百公里以外都听得清清楚楚。从果园一幢主建筑穿过，有一家晚上做意大利面的商店。商店附近是一个岗哨，一天24小时有海关稽查员把守。但是没人承认曾注意到在1897年9月到10月之间那里有什么异常，直到里面的一股气味暴露出有什么事情不对劲。这股明显的腐尸臭味在拉加纳果园附近弥漫了好几天，海关稽查员才怯生生地向警察汇报。警察闯进果园，发现了一个黑手党的“杀人工厂”。这幢农场建筑，只有一间砖房大小，内墙上满是弹孔，并且血迹斑斑。那罪恶的气味是从附近一个又深又窄的洞穴中散发出来的。消防员被调来钻进洞底。在那里，他们发现了处于腐烂晚期的尸体——尸体上面撒上了石灰。四周之内，四名男子在拉加纳果园受多处枪伤身亡。
来年8月圣乔治前往巴勒莫担任警察局局长之时，这桩四人失踪案还没侦破。当时，还有另外一场黑手党战争正在进行：一些威名远扬的人被发现死于康卡德尔的街头巷尾，另一些人则销声匿迹。圣乔治手下的侦探有他们的线人，但对斗争的双方壁垒并不知情，也不知道这场斗争和在拉加纳果园失踪的四个人是否有关联。至于现在，不仅黑手党事件的情况很难获得，而且掌握的情况和证据之间也还存在很大的距离。当局面临的难题是如何说服线人去出庭作证。因此，对于给他提供信息的多数人，圣乔治在报告中并没有提及他们的姓名。由于畏惧黑手党组织对任何向警方告密的人进行报复，并怀疑黑手党在警方和检察官中安插密探，人们只敢私底下谈论。圣乔治揭开拉加纳果园秘密的漫长之旅刚刚开始，他就发现了一位女人勇敢地站起来打破了这一戒律。
1898年11月19日，圣乔治安排他的侦探找朱赛帕·迪·赛诺调查情况。像后来报纸上暗示的那样，朱赛帕是一个肥胖、强壮的女人，勇气可嘉，但想象力不足。但是从很多意义上来讲，她在圣乔治的报告中被描述成了一位朴实无华的女英雄。她讲的事情发生在她向圣乔治提供证词的两年之前，也就是拉加纳果园谋杀案发生的九个月之前。
她当时正在“英国花园”公园附近靠向邻近的人售卖食品和一些其他必需品勉强糊口度日。但是她还有更多日常生活之外的烦心事。当地宪兵队长来她商店的次数太频繁了，他为局里采办食品和酒根本不需要来这么多趟。这桩买卖，朱赛帕当然非常欢迎。但是她担心的是街坊四邻的流言蜚语：有人传言这名警官想哄骗她18岁的女儿艾玛纽拉来一段风流韵事。这对于在一个和治安力量没搞好关系的地方经营着小本生意的女人来说是个大麻烦。她必须澄清谣言——而且还不能得罪这个警官。
朱赛帕的麻烦还不止于此。当地一家皮革厂的老板一直让他的儿子们到她的商店买必需品。她知道他们一直想用假币来买东西。她还知道这个商人和他的儿子们结交危险的朋友。她很有礼貌地拒收老板的儿子们付给她的钱，但他们总是坚持让她收下。后来，她的丈夫不小心收了一张大钞。她打发丈夫去处理这件事，丈夫临走时她还在他的耳边叨叨不停。皮革厂老板只付了欠款的一部分就打发她的丈夫走了。他还狡辩说，他的孩子们不知道钱是假的。
接下来最让人担心的事情发生了。1896年12月末，当地的女人们开始对朱赛帕侧目而视，而且不再光顾她的商店。有一天，一名家庭妇女走进来，大声抱怨社区附近的“贱女人”。朱赛帕走上前要她说个清楚，她猜测这嘲弄是冲着女儿来的。这个女人尖刻地回答说，她说的是警方密探。朱赛帕又迷惑又害怕。正在发生的事情比有关女儿的谣言以及针对假币的争吵都要让人畏惧。
12月27日，两名形迹可疑的人来到她的店里，其中一个不过十几岁。从门口望去，马路对面有一堵墙，把一个柠檬园围了起来。墙上被人凿了一个洞，这个洞距地面很近。现在回想起来，朱赛帕意识到这两个人是过来查看从那个洞到店里的射程之间是否有障碍。她回忆，那个年龄大一点的人在店里逗留了很长时间，大声说着不知道什么东西，“要是我做了什么蠢事，反正母亲会照顾我、我的妻子和孩子”。说话如此转弯抹角只能有一种解释——威胁。朱赛帕由担心变成惊慌了。
那天晚上八点钟，一个身材瘦高、面色苍白的陌生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