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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金泰尔事业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是他在地域上的流动性。他多次从一个黑手党家族转移到另一个：先是费城和匹兹堡，然后是旧金山、布鲁克林、堪萨斯城，后来又回到布鲁克林。金泰尔称呼这些团伙为“bate”，在意大利语中，指黑手党起源地巴勒莫附近的郊区城镇。
每变换一个“城镇”，金泰尔都需要阿格里琴托的一位高级老板为他写一封推荐书。这类信件或电报一般是以品德证明信的方式，就像是申请一份普通工作一样。很明显，故国意大利的黑手党对他们美国的支派开具这种必要的身份证明是很重要的。意大利调查官有足够证据证明这种证明机制至少持续沿用至20世纪80年代初期。
金泰尔描述了一幅美国各大黑手党组织是如何在禁酒法案之前的那些岁月里协调他们之间活动的动人场面。对持异议的头领的死刑判决将会通过一个团体传递给这个地区所有其他的团伙。一个只有几名高级老板组成、选举出来的“议会”作出最重要的决定。稍微大一些的“会员大会”将选举头领并讨论处死黑手党分子的提议。这类会议最多可有150人参加，包括美国的所有黑手党老板及其随从们。金泰尔不愿意称此类会议为“法庭”，并严厉批评会员大会后的一些“司法程序”：“大会成员几乎全是文盲。擅长演讲是唯一能在大会上给听众留下深刻印象的手段。你越擅长演讲，听你讲话的人就会越多，也就越能把那群乡巴佬往你所希望的轨道上去领。”
纽约在整个黑手党组织关系网络中占据主导地位。“哥谭镇”〔※纽约市的别名。〕的黑手党老板几乎一直是所有老板的老板。他的助理们经常会在召开高级首脑会议之前把事情处理好，然后在召开首脑会议时再把他们的决议告知大家罢了。
金泰尔自传的字里行间流露出这份工作给他带来的压力。他会因为偶尔身体上的毛病和脑力衰竭回到家乡休整调养。回家的旅途并不总是安宁的。1919年有一次，一位敌对政治派系的人被枪杀之后，他不得不躲藏起来以逃避法律的制裁。在躲避起来的几个月里，他受到一些美国客人的访问。他们是“皮杜”·莫瑞罗以及还有被乔·彼得罗西诺中尉认为和1903年那起“木桶尸体”案有关的匪帮残余分子。他们被纽约的新老板判了死刑，迫切需要金泰尔的调解。金泰尔树立起了一个巡回调解员的名声，能够在黑手党各个帮派之间化解危险争端，当然这需要胆识过人，而且还需要花费大量精力。建立外交关系是他游走于整个美国的主要原因之一。这次，最后大多数的匪徒都被赦免了，但这只是因为纽约老板自己被人枪杀并由矮胖、狂妄的乔·马塞里亚取代了他的位置，这个人后来被简称为“老板乔”。
被困在西西里，金泰尔无法贩卖在禁酒法案颁布之前刚刚囤积起来的威士忌酒。但是很快他就把他在酒精产业中应该获得的利润份额给取走了。他在堪萨斯城开了一家做批发理发店用品生意的公司。这个生意是一个幌子：他可以以制造修脸润肤水为由弄来大量纯酒精。金泰尔还从事非法酿酒所需要的玉米和葡萄买卖。
禁酒令意味着贩卖私酒，而贩卖私酒使最蛮横、最聪明的多种族年轻匪徒活跃起来。从尼克·金泰尔看不到的大局来看，贩卖私酒的罪行并不能完全归罪于意大利裔美国人身上。不过除了少数极为经验丰富的人之外，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最有名的意大利裔美国私酒贩子和匪徒都很年轻，而且他们有的在美国出生或者是在美国长大的。他们的发达和黑手党的意大利化、美国化密切相关。
萨尔瓦多·卢卡尼亚出生于一个叫做莱尔卡拉弗里迪的硫矿镇。1905年他9岁的时候离开了西西里岛。长大后，他只能结结巴巴地说几句家乡话。18岁的时候，他因第一次严重罪行而被判有罪：非法拥有毒品——他既吸毒又贩毒。禁酒令使他成为了美国最有名的匪徒之一。他通常被称为“幸运小子”查尔斯·卢西阿诺。他的绰号及其脖子周围令人不安的巨大疤痕都是一次他差点被其早年的敌人砍死而得来的。卢西阿诺一开始就很善于和来自其他背景的罪犯打交道，比如与迈耶·兰斯基密切合作。
被称为“弗兰克·科斯特洛”的弗朗西斯科·卡斯蒂利亚——卢西阿诺的合伙人之一——是另外一个例子。科斯特洛1891年出生于意大利大陆的“脚趾”处的科森扎附近；西西里黑手党从来没在那个地区招募过成员。4岁的时候，科斯特洛被家人带到哈莱姆东区。1908年科斯特洛因为袭击他人而轻微触犯法律，但是由于是初犯而没被定罪。1914年，科斯特洛因非法持有武器而被判入狱一年。出狱后，他娶了一个非意大利女人，并开始踏上了与政治家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犯罪生涯。和生意合伙人亨利·哈洛沃兹一起，创办了哈洛沃兹用品公司生产丘比娃娃、剃刀片以及赌博用品。后来，科斯特洛成为纽约老虎机之王。
黑手党最有名的匪徒之一阿尔·卡彭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出生于威廉斯堡，父母是那不勒斯人。和卢西阿诺一样，卡彭曾经也是五点帮会的成员。20世纪20年代中期，卡彭来到芝加哥成为持枪歹徒，并爬到当地黑社会的顶层。他的芝加哥黑手党有意大利人，但也有像“骆驼”默里·汉弗莱斯和“高尔夫球袋”山姆·亨特一样来自其他地方的人（美国的黑社会可能不像西两里人想的那样黑暗得吸引人，但它确实留下了一些古怪的绰号）。卡彭玩弄女性并喜欢抛头露面，这两点都是西西里岛黑手党分子所不齿的事情。
身为商人的卡彭更像一个人脉沟通者，而不像许多关于他的故事片想象的那样是个“犯罪执行人”。他和卡车交易商路易斯·利普舒尔茨做生意贩卖私酒，每笔生意五五分成。或是和弗兰克·波普一起管理霍桑香烟店的赌窟。或者和路易斯·康斯蒂诺一起经营哈莱姆酒馆，这实际是位于斯蒂克尼的一问两层妓院。
卡彭可能最出名的是1929年情人节大屠杀的幕后指使人，尽管从来也没人能证明他与此事有关。七名与之作对的帮派成员在芝加哥克拉克北街2122号的车库总部遭到屠杀。卡彭手下的恶棍装扮成警察，佯装搜查，让他们靠着墙排成一排。然后另外四个人带着机关枪进行扫射。七名受害人中，有一名牙医，另外六名被怀疑是杀手，但是没有一个人是意大利人。
在禁酒令将要结束的时候，像卢西阿诺、科斯特洛和卡彭这种在西西里岛之外和意大利居民区有牢固关系的人才能在黑手党组织内部加快美国化进程。考拉·金泰尔又一次对这一过程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但是，我们需要谨慎地对待所有黑手党分子撰写的自传，金泰尔的自传同样也不例外。大多数黑手党分子一生中都在试图拼凑他组织内部所获得的信息碎片，搞清楚事情的真相。老板通常总是神秘莫测，小心翼翼地对信息实行控制，对于谁该了解什么样的情况都有安排。因此，没有一个黑手党分子对任何形势有全面、可靠的把握。由于这种信息控制，金泰尔的自传在某些地方肯定有二度猜测的成分。而且金泰尔对于他自己经历的某些方面也有刻意的保留——比如说，他很少讲到在西西里岛的“君子”以及他们和美国的联系。
尽管金泰尔去过许多地方，他一直是在一个西西里人组成的世界里打拼。因此，他并非总是能揣测出在更广阔的有组织犯罪的世界里黑手党分子到底有多大的势力。例如，安东尼·丹德烈亚在禁酒法案实行的时候是芝加哥的黑手党头子。尼克·金泰尔认识他，并说整个美国的黑社会都对他产生畏惧。然而丹德烈亚在一场与爱尔兰党棍老板争夺芝加哥市第19选区的控制权的争斗中输了。一战结束时，那个区70％的人口都是意大利人，而在此之前人数最多的是德国人和爱尔兰人。尽管在人数上占有优势，1921年在伴有攻击和爆炸的选举运动中，爱尔兰老板以3984比3603的票数胜出。三个月后，丹德烈亚被自己手下的一个人杀死。金泰尔衡量权力的标准只存在于黑手党内部，然而像丹德烈亚这种西西里老板并无法保证在帮派之间的斗争中获胜。
金泰尔在回头看西西里的时候，观点略微有些偏差。主导西西里黑手党的巴勒莫在他看来不如阿格里琴托或是戈尔福海堡的沿海小镇重要。来到北美寻求财富的黑手党分子大多是来自这种贫穷的小地方；而有权势的巴勒莫人则不怎么有理由离开。
虽然金泰尔的自传有很多局限之处，尽管他讲述的许多细节我们无法单独去核实，但是金泰尔对黑手党历史上一段关键时期的阐释还是有其深远意义的。他了解美国黑手党的行动法则，因为他的生存和成功都有赖于他对该法则的理解。最重要的是，金泰尔比许多其他历史学家都更清楚地理解黑手党是怎样一直在划分和重新划分一条简单而重要的地盘分界线。作为一个组织，黑手党靠一条分界线把黑手党成员和其他普通、地位低下的民众区分开来。
黑手党历史上有一个重要的时刻，那就是19301931年的戈尔福海堡战争，这一战争因战争一方由来自戈尔福海堡的黑手党分子领导而得名，已经成为了美国的民间故事传说。金泰尔在叙述到这一事件时，见解十分深刻。现在所知道的关于禁酒令末期黑手党领导阶层的大部分情况都来自瓦拉奇以及其他美国匪徒对这次战争的叙述，但是许多其他方面尚不为人所了解。
金泰尔的解释，没有被忽略的地方也被严重低估了。他感到戈尔福海堡战争诡异之处的关键在于把黑手党和外界人分开的界限是如何被人操纵的。就像黑手党规则手册上的其他条款一样，“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决定性分界线从来就不是绝对的。同样的原则适用于西西里岛，但是在美国情况有所不同，原因是在界限之外有其他匪帮，这些匪帮来自不同的民族背景但是有相对强大的组织后盾。接下来，金泰尔以其特有的西西里视角向我们讲述了戈尔福海堡战争是如何展开的。
戈尔福海堡战争的军事领袖是1927年才到达纽约的萨尔瓦多·马然赞诺，法西斯镇压下的黑手党逃难者。另一方的领袖是“老板”乔·马塞里亚，当时被认为是老板的老板。这场战争的早期受害人是老一辈的黑手党头子“皮杜”·莫瑞罗——那个制造“木桶尸体”案的匪帮头领，一只手只有一根手指头。1930年，莫瑞罗在哈莱姆东区的办公室被人枪杀。莫瑞罗被害的下个月，金泰尔就从西西里回来了，但他却不能或者是不愿意透露一点莫瑞罗被杀的原因。这次谋杀的动机尚不清楚。
考拉·金泰尔说，他一回到美国就被波士顿的黑手党会员大会选中领导一个代表团去和戈尔福海堡领袖马然赞诺进行谈判。这次会员大会还废黜了马然赞诺的对手——“老板”乔·马塞里亚，并找了临时头领代替乔·马塞里亚做老板的老板。这样做的目的是停止这场动摇整个组织的斗争。
在黑手党战争中，短期时间内，优越的军事力量总是能胜过政治保护和在黑手党组织里的地位。但仅仅建立在武力之上，组织不会长久。马然赞诺的运动是建立在他可以在取得军事胜利之后巩固其权力的赌注之上的。他拒绝会见金泰尔的代表团，或许仅仅是因为他不仅赢得了军事上的胜利而且还赢得了政治斗争。随着杀戮的继续，老百姓在交火中受到伤害，巨大的政治压力涌向“老板”乔。据金泰尔说，警察局长明确表示要么停止屠杀，要么面临失去支持的危险。
最终，马然赞诺同意会见金泰尔的和平代表团，并下令把他们带到距纽约135公里远的一栋别墅。马然赞诺迎接他们的时候，周围有重兵护卫，并且腰间还藏了两把手枪。这说明他把自己看作军事领袖而不是商人。金泰尔认为他看起来像潘乔·维拉〔※墨西哥著名农民军领袖。〕并称呼戈尔福海堡人为“流亡者”或“土匪”。金泰尔这样称呼他们，并不是因为他们来自西西里或是像墨西哥游击队员，而是因为他们是从纽约各个不同帮派中召集起来的黑手党联盟。马然赞诺的策略是在“老板”乔·马塞里亚的敌人中尽可能拉拢盟友。
和平代表团在马然赞诺的住所待了四天四夜。金泰尔甚至不知道他是否能活着离开。但是处于监视下的他开始确信谈判队伍的其他成员已经倒向了戈尔福海堡的阵营。这意味着整个黑手党组织已经由中立状态变成了支持马然赞诺的状态。戈尔福海堡领袖需要做的就是拖延时间。和平代表团最终在没有解决冲突的情况下离开。
马然赞诺的军事进攻一直伴随着宣传运动。他抗议说“老板”乔·马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