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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阵简短的交流后，拉·利卡塔成功地将自己的性命压在了法内科尔的声誉之上，法内科尔诚实正直而且严格遵守法律程序，这就是那名黑手党分子所说的“讨厌的性格”。这名记者在离开酒吧几个小时之后又安然无恙地回来了，就感觉好像刚刚逃过了一场空难事故。数年之后，他才将自己被绑架的故事告诉了法内科尔。法内科尔实事求是地回答说，如果记者真的过来找他谈话，他的确会调查他的。后来这两个人成了朋友。
“优秀的死尸”〔※（“eminent corpses”）一词来自意大利语“cadaveri eccellenti”，用来代指那些被黑手党杀害的知名度较高的人士，诸如：政治家、法官以及警察局长等等。“优秀的死尸”同时也是一部虚构的意大利电影的名称，该影片于1975年拍摄于意大利，由弗朗西斯科·罗西（Francesco Rosi）导演，利诺·文图拉（Lino Ventura）主演。〕
巴勒莫市的前市长和银行家艾曼纽·诺塔巴托洛于1983年在火车上被人用刀捅死；纽约警察乔·彼得罗西诺于1909年在西西里被枪杀。西西里黑手党在其存在的第一个世纪里只杀害了两位名人，这两个人在商业界、政治界、行政界、新闻界、司法界的地位使他们有资格成为“优秀的死尸”。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由于科莱奥内家族的权势大增，出现了数十位“优秀的死尸”。他们中有少数人是黑手党的朋友，因为没能遵守与黑手党老板的协定而被杀害，但大部分人都是黑手党的敌人。1979年之后，暴力成为黑手党与上层社会机构之间二重唱的最主要的音符。由于法内科尔和其他善良的少数民众在反对“我们的事业”的斗争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暴力也达到了旋律的高潮。
回首过去，新一轮攻击的第一个迹象发生在1970年，《时刻》的调查记者毛罗·德·毛罗失踪。我们不清楚他到底发现了什么，也许是黑手党从事海洛因贸易或是黑手党在当年被要求参加新法西斯政变的证据。1971年，巴勒莫的检察官彼得罗·斯卡利昂在拜祭过他的妻子的坟墓后被人枪杀。当时人们对斯卡利昂有诸多怀疑。但是现在我们都很清楚对斯卡利昂声誉的怀疑是黑手党打击无辜受害者时惯用的抹黑策略。这就是为什么斯卡利昂的死亡在某些圈子里被当作是黑手党的内部事务而轻易地被人遗忘。甚至1977年科莱奥内镇附近一名宪兵上校被人杀害居然被视为一次异常事件。但是在1979年，黑手党战略的新模式变得极为容易被人识别。在那一年，“我们的事业”似乎想要展示其对政府机构发动的战争如何全面似的，杀害了一名记者（《西西里日报》报道犯罪案件的记者），一名政治家（巴勒莫基督教民主党的领导人），一名警察（巴勒莫机动小组队长）和一名地方法官（切萨尔·特拉诺瓦，他曾经领导了对第一次黑手党战争的调查）。黑手党要传达的信息十分明确：无论一名公众人物有多么杰出，只要是挡住了西西里岛这个国中之国的前进道路，那么他只有死路一条。
科莱奥内家族之所以犯下如此之多的鲁莽和残忍的谋杀罪行也有自己的用意。特拉诺瓦死在自己家外面的一条巴勒莫街道上。尽管有被人发现的风险，三名杀手还是用手枪和来福枪开了三十多枪，甚至不吝时间走到老法官面前给他致命一击。在那些“优秀的死尸”的周围一次又一次地堆放上了他们的警卫、司机、家人、朋友以及路人的尸体。“我们的事业”在展示自己的邪恶力量。1980年又出现了三名“优秀的死尸”：蒙雷阿莱地区的宪兵队长、西西里地区主席以及巴勒莫地区的检察长。巴勒莫地区的检察长在市中心的马西莫剧院附近被枪杀，这就相当于在英国的皮卡迪利广场或美国的时代广场周围被人杀害一样（这次谋杀实际上是邦塔纳和因泽里洛命令的，目的为了显示他们也可以像科莱奥内家族一样肆意杀害知名人士，留下一具具“优秀的死尸”）。
大屠杀开始于1981年，谋杀几乎每天都在上演，尸体被扔到警察总部的旁边或者干脆在街上焚烧。最著名的一位黑手党受害者就倒在了大屠杀最猖獗的时候。皮奥·拉·托尔是一个说话直率的农民活动家，他已经升为共产党的国会议员，西西里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人，而且还是反黑手党调查委员会里最有活力的一位成员。1982年4月，他在一次精心策划的埋伏中牺牲，地点又是在巴勒莫一条繁华的街道上。
意大利政府对此做出回应，派遣卡罗·阿尔伯托·达拉·基耶萨将军担任西西里首府的新一届长官。达拉·基耶萨与黑手党已经斗争很久，甚至在莱焦未崛起时就在科莱奥内镇服役。更重要的是，将军反抗左翼恐怖主义取得重大胜利而成为一名民族英雄。将军在临行前明确向罗马的政治领袖说，他并不打算在打击黑手党政治势力方面心慈手软。将军到达巴勒莫刚刚几个月，十几名黑手党分子就在卡里尼大街上挡在了将军的车前，堵住了前面的道路，并用机关枪将将军本人、他年轻的妻子以及护卫们打死。一天之后，有人在枪杀现场的墙上涂写了这样一行字：“所有诚实的西西里人的希望在这里破灭了。”将军的葬礼在意大利各地电视台直播，全国意大利人民见证了愤怒的人群向出席葬礼的政府部长们投掷硬币的一幕。
政治家们没能给达拉·基耶萨他想要的权力，一轮有关达拉·基耶萨的新闻报道给读者们留下了达拉·基耶萨被政府孤立的特别印象，达拉·基耶萨的儿子在其父亲被谋杀五天之后作出了下面的解释：
在反对恐怖主义的斗争中，我父亲习惯于用背后的支持力量掩护他，让所有的立宪政党都在他背后支持他，首要的就是基督教民主党。这一次，他刚到达巴勒莫后就明白一部分基督教民主党不准备给他作掩护。更重要的是，反而对他怀有浓厚的敌意。
达拉·基耶萨将军得到这样不冷不热的支持之后，“我们的事业”理所当然地将他的人名看作是政府又一次摆出的空洞姿态，并估计杀害他的政治代价会相对较低。有人禁不住将黑手党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战略贴上恐怖主义的标签，但令人可惜的是，恐怖分子经常将自己看作是被压迫者的代表，他们这些孤独的战士拿起弱者和无助者仅有的武器进行强烈的反抗。相比之下，拥有海洛因带来的新财富和免罪旧记录的“我们的事业”根本就没将意大利政府当回事。它不只是一场恐怖运动，更是一场蔑视政府的运动。
不久，更多的名字被添加到了“优秀的死尸”的名单上。纵观这一系列暴行，我们逐渐开始体会到越来越多的西西里人当时的感受，他们愤怒地希望这些谋杀案中有一个最终能成为转折点，从而标志意大利政府下定决心与黑手党决战到底的那一刻的到来。政府在有些时候确实有过回应。达拉·基耶萨将军死后，已遭谋杀的共产党人皮奥·拉·托尔曾倡议的一项法律终于通过。这项法律第一次将参与“黑手党性质的社团”定为违法犯罪行为，并将“黑手党性质的社团”定义为依靠制度性的恐吓、缄默法则以及通过以地盘为基础的敲诈勒索而进行经济渗透的犯罪组织。这项法律相当于美国在1970年通过的《反诈骗腐败组织集团犯罪法》。该法律还允许政府没收黑手党敛取的不义之财。这些都是将黑手党绳之以法的非常重要的新武器。但是，从政治家那里传出来的信号仍然是矛盾的。与“我们的事业”进行较量的并不是意大利政府。转折点从未来到过。少数英勇的法官和警察仍然领导着打击黑手党的战斗，而支持他们的是少数的政治家、行政人员、记者和市民。
1983年7月29日，“我们的事业”在巴勒莫中部安置了一枚汽车炸弹，炸死了法内科尔的上司和首席调查法官罗科·奇尼西、他的两名保镖和一名公寓看门人。记者从第一次黑手党战争中看到了巴勒莫与禁酒令时期的芝加哥的相似之处。现在贝鲁特似乎是唯一可以成为西西里首府的姊妹城市了。一位匿名警察将调查者绝望的心情描述给《时刻》：
我们正处于战争中，但对于这座岛、这座城市的政府和当局而言，就好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黑手党正用机关枪和炸药到处扫射。我们只能用语言进行回击。他们有上千人而我们只有几百人。我们在城市中心设立醒目的路障，他们则休闲地漫步在科尔索·德·米尔、布兰卡乔和尤迪托大街上。
奇尼西的死导致一个人默默地做出了非凡的英雄举动，这是少数勇敢之人为黑手党进行斗争时所采取的典型方式。奇尼西死亡的消息对安东尼诺·卡彭内托产生了深远影响，他是一个脸色苍白、性格胆小的地方法官，酷爱饲养金丝雀。卡彭内托是一名西西里人，在佛罗伦萨拥有一份安全而又体面的工作，马上就要退休。然而，卡彭内托在奇尼西谋杀案几天后递交了一份申请书，希望能够代替奇尼西的位置。卡彭内托后来解释说：“这是一种冲动，部分是因为一直激励我工作的服务精神，部分是因为我的西西里人身份。”当他走进巴勒莫司法官的新办公室时，他发现桌子上放着一封贺电。上面本应该写着“我希望你成功”，但却被篡改为“我希望你死”。为了保护自己，卡彭内托在宪兵军营的一间小房子里度过了四年半。
卡彭内托刚一上任就召集起来一些地方法官，对黑手党进行了沉重的打击。从打击左翼恐怖主义的运动中借鉴经验，卡彭内托的想法就是将专业化的反黑手党法官组成一个“智囊团”，以便共享信息、降低遭到报复的危险。卡彭内托希望他的团队能够描绘出一幅有关黑手党问题的“全面、完整的”图画。卡彭内托的“智囊团”成员包括：乔瓦尼·法内科尔、保罗·博尔赛利诺、朱塞佩·迪·莱洛和莱奥纳多·瓜尔塔诺。在卡彭内托的领导下，他们坚定了打击黑手党的决心，开始了自己的工作。
当卡彭内托于1984年9月29日在司法官举行记者招待会时，市民们才刚刚意识到这个“智囊团”做出的惊人的成果。卡彭内托这位经验丰富的法官宣布多玛索·布西达这位“两个世界的老板”正与司法部门合作，随之签发了336张逮捕令。甚至“一意孤行的贪污犯”维托·钱奇米诺也收到接受调查的通知。布西达透露，他在科莱奥内家族的手上（后来，钱奇米诺和经营一家私人征税公司的萨尔托俩堂兄弟都被逮捕）。许多受到控诉的人早就是逃避司法制裁的逃犯。但是，当巴勒莫警察出去抓捕被告时，手铐仍然不够用。卡彭内托瘦削的脸上挂着灿烂的微笑，他详细阐明了已收集到的证据有何重要意义：
我们掌握的不只是许多个别的黑手党案件。黑手党作为一个组织是要接受审判的。毫不轻率地说，这是一次历史性的行动。我们最终成功地渗透到了黑手党机构的核心。
卡彭内托所指的庞大的审判的目的是要证明黑手党是一个独一无二、统一的机构，报纸开始将其称之为“布西达命题”。它将是关于这个荣誉团体的一次哥白尼思想革命。
听到布西达背叛的消息之后，科莱奥内家族开始袭击悔罪者及其家属。在出现精神危机期间向警察坦白自首的小头目莱奥纳多·维塔尔在12月份被杀，布西达的妹夫也是同样的下场。（意大利仍然没有合理保护证人的机制）而每当警察快要抓到那些藏匿的黑手党老板们时，“我们的事业”就会立即进行报复。1985年7月底，负责抓捕黑手党逃犯的机动小组官员贝佩·蒙大拿在波尔蒂塞罗的海滨郊区中枪遇害。尽管是在度假，蒙大拿仍然在汽艇上对黑手党分子的避暑别墅进行秘密监视。此前有消息说，蒙大拿已经下定决心在捉拿两名主要黑手党杀手时，下定决心一旦逮捕他们就立即将他们枪毙。为了应对该挑衅，“我们的事业”凶残地杀害了蒙大拿：暗杀使用的是达姆子弹〔※（dumdum bullet），英国制造的一种枪弹。因由印度加尔各答附近一个叫达姆的地方兵工厂生产而得名。又俗称“开花弹”、“榴霰弹”、“入身变形子弹”。弹头尖端没有包覆而露出铅心，子弹射入人体后铅心扩张或破裂，因而扩大了创伤面，造成对人员的严重伤害。〕。蒙大拿的女朋友在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