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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西里发生的事情到底有多么“令人无法理解”迅速成为巴勒莫法庭审理的一件轰动一时的审判案件的谈论焦点。随着法内科尔和博尔塞利诺的被杀以及“洗手”腐败丑闻揭发后带来的国家骚乱，巴勒莫的检察官办公室在利马死亡不到一年后要求意大利参议院授权开始对安德莱奥蒂进行刑事诉讼，原因是安德莱奥蒂“以非偶然的方式协助‘我们的事业’这个犯罪组织保护了其利益并实现了其目标。”多玛索·布西达受法内科尔和博尔塞利诺死亡的触动，也加入到最近的悔罪者的行列中，开始谈论黑手党的政治关系。两个人的名字不断在悔罪者的证词中出现：萨尔沃·利马和朱利奥·安德莱奥蒂。
安德莱奥蒂受到了严重的指控。据称，这位在意大利20世纪七八十年代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家曾与黑手党的骨干分子斯特凡诺·邦塔纳、“坐着的恶棍”塔诺·巴达拉曼迪以及“教皇”米歇尔·格雷科面对面地召开过商务会议。据说，斯特凡诺·邦塔纳还送给他一幅画作为礼物。大多数媒体将注意力集中到安德莱奥蒂是否真的在一次秘密会面中亲吻了“矮子”托托·雷依纳的指控。据说安德莱奥蒂已经在“我们的事业”内部被习惯性地称作“朱利奥叔叔”。更重要的是，有人声称是安德莱奥蒂安排“判决杀手”卡尔内莱法官主持了大审判的最后的听证会。检方的结案陈词是，安德莱奥蒂“对权力极度狂热并与黑手党签订协议”，但是由于安德莱奥蒂无法对这群暴徒兑现诺言，因而导致他们首先动手杀害了安德莱奥蒂的盟友萨尔沃·利马，进而再对安德莱奥蒂动手。一些悔罪者们说，雷依纳曾计划杀害安德莱奥蒂或是他的一个孩子。
1999年10月，安德莱奥蒂被宣判无罪。黑手党背叛者的陈述被认为过于模糊和自相矛盾，难以支持对安德莱奥蒂的定罪。但是作出这个判决的原审法官们的解释却绝非是对安德莱奥蒂的道德名誉进行了平反。与之相反，这个解释对意大利的过去提出了一些棘手的问题。
这位七次担任总理的政治家所做的辩护，大体上说来，就是他从来没有从西西里事务中获得直接利益，他让这位“被诽谤的”助手利马继续掌管当地政治业务而他自己却荣登上了国家和国际舞台，利马与其团伙从事活动的危险犯罪环境与他毫无瓜葛。换句话说，意大利最聪明也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家发现西西里“令人难以理解”。
法官们裁定这个辩护不合情理，而且在某些方面甚至是虚假的。利马在反黑手党调查委员会的文件中被提及几十次。法官们的裁决认定利马在1968年加入安德莱奥蒂派系前后曾向安德莱奥蒂关系圈中的人吹嘘自己与多玛索，布西达的关系。1973年，安德莱奥蒂竭力帮助“上帝的银行家”米歇尔·辛多纳拯救他的银行并使他在意大利和美国免于刑事指控。当“一意孤行的科莱奥内贪污犯”维托·钱奇米诺于1976年加入安德莱奥蒂一派后，有进一步的证据表明他做事缺少顾忌。法官们裁定，安德莱奥蒂“多次表明自己对于钱奇米诺与犯罪组织之间的臭名昭著的纽带漠不关心”。
法院还进一步发现证据证明安德莱奥蒂与负责征税的萨尔沃堂兄弟俩伊纳齐奥和尼诺有勾结。正如法官们所说，堂兄弟俩都“有组织地渗入到‘我们的事业’里”（尼诺在大审判期间自然死亡。伊纳齐奥在审判时被给予从轻判决，但却因为未能保护“我们的事业”免于法内科尔法官的调查而于1992年9月被霄依纳下令杀死）。安德莱奥蒂声称他并不认识这俩堂兄弟，他的声明却与证据“明显不相符合”。例如，在案件审判过程中，法官出示了安德莱奥蒂与萨尔沃兄弟在一起照的一些照片。法官们认为，对于安德莱奥蒂不愿坦白他与萨尔沃兄弟之问定期交易的最好解释就是他想保护自己的形象。但是安德莱奥蒂辩护中的不可信部分并没有被当作证据来证明检察机关的指控，即他系统地、有意地促进“我们的事业”的利益。
检方提出上诉后，无罪判决于2003年5月再次得到确认。7月下旬，法官们对于第二个无罪释放判决所做的解释说明被放置在了巴勒莫办公署那里。法官裁定安德莱奥蒂已经“使他自己一直以真正、稳定和友好的方式为黑手党效力到1980年春天”。在此之前，他“由于自己与萨尔沃·利马和萨尔沃堂兄弟的联系而与君子们保持着友好、直接的关系”。他们之间的关系“建立在交流和对（基督教民主党的）安德莱奥蒂派系给予大选支持的基础之上”。1980年后，安德莱奥蒂表露出了“比以往更加尖锐的反黑手党承诺”，甚至将自己和家人的性命都置于危险的境地（例如，安德莱奥蒂经常指出，在法内科尔于1991年和1992年在司法部供职期间，他担任总理）。
在上诉法院的法官们看来，安德莱奥蒂与“我们的事业”的关系的转折点肇始于“优秀的尸体”开始出现的时期，特别是1980年1月西西里地区的基督教民主党主席皮尔桑迪·马塔雷拉的被杀案。马塔雷拉使其政党的运作与西西里岛的公共生活增加新的透明度，这种做法被法官们界定为“英雄之举”。从“我们的事业”的角度来看，最让人担心的事情是马塔雷拉致力于改革政府体制，避免当地政府将合同授予黑手党势力。据法官们所言，当安德莱奥蒂听说杀害马塔雷拉的计划时，他与邦塔纳和其他的高级黑手党分子们会面并敦促他们不要将计划付诸实施。马塔雷拉死后，安德莱奥蒂再一次与邦塔纳会面，但却被明确告知，“我们的事业”已经超出了他的势力影响范围。根据法官们的判决，安德莱奥蒂在事情发展的任何一个阶段都没有将这些情况报告给当局，既没能试图拯救马塔雷拉的生命也没能将杀害他的凶手绳之以法。当一名记者就这些发现结果采访安德莱奥蒂时，他强调有必要在法官裁决的整体背景下来审视这些发现结果。
安德莱奥蒂之所以没有因为他和“我们的事业”的关系而被定罪是因为意大利实行时效法，而安德莱奥蒂的行为已经超过了法定的追诉时效。法官们仅仅作出评论说，安德莱奥蒂必须要为他做过的事情“向历史交代”。这位前总理回答道，“对于审判，我只关心最后的结果。在这个审判中，结果是积极的。至于其他的，阿门”。现在，安德莱奥蒂的律师必须考虑是否为了挽回他的声誉而向最高上诉法院上诉。
这两次司法判决强烈表明，安德莱奥蒂并非觉得西西里令人难以理解，他对西西里有足够的了解，所以即便他意识到有些政治盟友犯下了罪行，他也要与他们坚守在一起。意大利民主让人深感忧虑的是，长期以来众多的选民居然将信任置于安德莱奥蒂的身上，这个人在审判前就被强烈怀疑将黑手党作为传统的政府工具来使用。
2003年10月，最高上诉法院结束了另一起涉及朱利奥·安德莱奥蒂的旷日持久而又有争议的黑手党案件。安德莱奥蒂被指控命令“我们的事业”于1979年杀死一名勒索他的记者。首次开庭三年半之后，安德莱奥蒂于1999年9月被裁定无罪释放。不过，在2002年11月，检方提出上诉后，他却被判有罪并被判处24年的刑期。最高上诉法院的最终判决是检方无法提供任何证据来支持其假设。因此，在审判开始七年半之后，即谋杀案发生二十多年后，安德莱奥蒂的无辜最终得以确认。安德莱奥蒂欣慰地表示他的噩梦结束了，但同时声称自己是一场政治阴谋的受害者。整个事件对于提高意大利的政治系统和司法系统的声誉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安德莱奥蒂接受审判的那些岁月也是“我们的事业”保持沉默的岁月。20世纪90年代早期发生的暴力事件将意大利从麻木中惊醒过来。紧接着，雷依纳、巴加里拉和布鲁斯卡的被捕使得意大利暂时平静下来。现在，由于安德莱奥蒂被无罪释放，整个意大利重新进入睡眠状态。如果西西里岛不发生著名的谋杀案的话，对于米兰和罗马的人来说，西西里岛似乎离他们非常遥远。但是，“我们的事业”在沉默中开始重组。此时，自从“刽子手”被捕之后，意大利正在失去一个击败黑手党的绝佳历史机会。
走近“拖拉机”
伯纳多·普罗文扎诺保持着一项纪录。他自从1963年9月10日在科莱奥内镇参与袭击了“我们的父亲”米歇尔·纳瓦拉的一名残兵之后，就因谋杀而被通缉，一直处于逃亡状态。40年来，普罗文扎诺一直是一名逃犯，而他也像之前的雷依纳一样几乎在西西里西部度过了大半生的时间。意大利人通过警察画的一张肖像图而认识了普罗文扎诺，他的最后一张照片拍摄于1959年9月，照片上的他还是一个神色不安、头发锃亮的26岁青年。普罗文扎诺不断逃脱抓捕的能力再也清楚不过地说明了黑手党的地盘控制在实际上究竟意味着什么。
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里，普罗文扎诺在“我们的事业”中的地位被严重低估。在一段时间里，有人甚至以为他已经死了。事实上，他被人误解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的绰号叫作“拖拉机”。安东尼诺·卡尔德龙的证词让世界都知道了这个绰号，他是20世纪80年代一个主要的黑手党悔罪者，来自东部遥远的卡塔尼亚家族。在他看来，普罗文扎诺只不过是一个无情的杀手，没有“矮子”雷依纳狡猾多了。了解内情的黑手党反叛者现在已经推翻了他的这种形象。科莱奥内家族更习惯称呼“拖拉机”为“会计师”或者“伯尼叔叔”。他们说，普罗文扎诺的商业和政治头脑要比雷依纳更为精明。身兼医生、基督教民主党政治家、社会名流和君子的焦阿基诺·彭尼诺1991年成为污点证人，他说普罗文扎诺是“一意孤行的贪污犯”维托·钱奇米诺政治事业上的主要参谋。彭尼诺在1981年曾经有一次自言自语说要把钱奇米诺集团从巴勒莫市议会里驱逐出去。他被传唤与伯尼叔叔会面，还没等他解释，伯尼叔叔就明确告知他闭上嘴巴并待在原地不动。
许多年来，普罗文扎诺都在雷依纳幕后进行操作。当雷依纳忙于与政府交战时，普罗文扎诺悄悄地在发展商业和政治脉络，以便能为西西里黑手党带来大量固定收入。普罗文扎诺的商业生涯起始于卢西阿诺·莱焦建立的一家清洗毒品赃款的贷款公司，他是一名收债员，并且从此对医疗卫生业、建筑业和废物处理业颇有研究。如同西西里大部分的经济行业一样，这些行业也被公共部门所控制，因而也就是被由那些与政治家有良好关系的公司所控制。
当然，“伯尼叔叔”绝不是一个温和的角色。作为黑手党委员会的长期委员，他已经多次缺席被判处终身监禁，原因是他下令暗杀法内科尔和博尔塞利诺等杰出人士并策划了1993年对意大利大陆发起的爆炸运动。普罗文扎诺本人在20世纪90年代初负责发动了一起在“我们的事业”与一个黑帮新联盟之间展开的战争，这个联盟以西西里南部和东部为基地，最初是被驱逐出黑手党的君子们组成，他们称自己为“斯蒂达”（Stidda），寓意“光明之星”和“坏运气”。普罗文扎诺运动的许多受害者——仅仅一个阿格里琴托省在三年内就有三百人——都是被斯蒂达便宜收买来的少年枪手。
自从莱奥卢卡·巴加里拉于1995年被捕之后，接任“老板们的老板”的普罗文扎诺就改变了“我们的事业”的战略。法官们将他的伎俩称为“潜伏”，因为它的主要目标是使“我们的事业”置于公共舆论讨论的范围之外。因此，自从普罗文扎诺接管黑手党以来，针对国家知名人士的谋杀案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值得注意的是，那些被杀的人几乎都是商人，都死于远离大城市的地方。在普罗文扎诺的领导下，甚至巴勒莫和卡塔尼亚的轻微犯罪也大幅减少。一个专门研究有组织犯罪、商业和政治之间关系的法官罗伯托·斯卡皮纳托认为“伯尼叔叔”已经掌握了后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规则：“在媒体中不存在的东西在现实中也不存在。”
了解普罗文扎诺的前黑手党分子们都说普罗文扎诺的管理风格比雷依纳的管理风格更加温和，更倾向于利益的分享。在黑手党内部，他经常与一句话联系在一起——“大家一起吃饭”。从这位“老板们的老板”这里截获的一些商业信函使我们对他的管理方法有了一些了解：“在信的末尾我要对您说，我完全听从您的派遣。我祝愿您万事如意并将我最深情的祝福献给您和您的父亲。愿上帝保佑您。”“我们的事业”仍然是集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