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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殊：我提出了结婚，她也没有反对，但她想让我陪她回趟她的老家，见见她的父母，再转头回上海结婚。
袁蓉：好呀，昆明四季如春，听说气候、风景格外美丽。哥哥，到时候莫忘了把我带上。
袁殊：你看，刚刚给你说了要多陪陪妈妈，我俩都走了，一去就是十天半个月，你就不担心妈妈有个头痛脑热，无人照料。死丫头，光想着自己。
袁蓉：哼，你不愿意就算了，别把妈妈抬出来吓我，大不了，我掏钱请妈妈陪我们一起去，一家四口，同游春城，呀，太棒了。
袁殊：好，这个建议有谱，来，赏你一掌，说完哥妹击掌相庆，亲情溢满房间。
袁殊看了看表说：不早了，你明天还要上班，去睡吧，房间在我隔壁，已安排好了。
袁蓉：哥，你明天去国防部办事吧？
袁殊：怎么啦？
袁蓉：什么时候回上海？
袁殊：明天办完公文交接和装运，估计后天就返回了。
袁蓉：正好，我坐你们的车回去。
袁殊一听十分意外：你，这可不行。
袁蓉：为什么，你一个人坐一辆小车，空的很，怎么怕我挤着你不成。
袁殊想到这一趟是在执行特殊任务，带上妹妹怕万一发生什么意外，想到此，他坚决地说：不行，我这是在执行军务。
袁蓉不高兴：什么军务，搭个便车也不行，你的官架子太大了。我非要坐，看你把我怎么办？
袁殊：好妹妹，我一回上海，就派个专车来接你行不？
袁蓉：不，派飞机接我也不，就要坐你的车和你一起走？
好了，我去睡了。说完一阵风似的跑了出去。
白天南京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
这里已今非昔比了，旗杆上的太阳旗不见了，操场上也没有日本兵，只是司令部大楼前还象征性地站立着两个头戴钢盔的日本宪兵，在他们的旁边，四个国防部的中国宪兵持枪肃立。
袁殊一行及车队来到大楼门前停下，先是中国宪兵检查证件，再传给日本宪兵看了一下，才予以放行。
大楼门前袁殊整了一下军帽，迈步登上了台阶。
白天南京国防部饭店院内
装满重要文件的车队即将出发，袁殊从前到后巡检了一遍，准备发车，突然见一辆人力车飞速而来，袁蓉跳下了车。
袁蓉：哥，你好坏呀，不准备等我就走了。
袁殊无可奈何地说：真拿你办法，快上车。
白天无锡太湖沿湖公路
两辆军用摩托开路，每辆摩托上各架着一挺机枪。
接着的是袁殊乘坐的黑色的丰田小汽车。
车后跟着的是一辆美式军用吉普。
紧跟着的是两辆装满文件箱的军用大卡车，车顶都用军用帆布蒙盖着。
卡车后面又是一辆中吉普，上面坐着全副武装的宪兵，后面还有二辆军用摩托殿押。
从南京出发，车队已行驶了三个多小时，一路上比较顺利，但是，袁殊的心里还是忐忑不安。
坐在前面的袁蓉情绪十分快乐，一路上问这问那，说个没完。
袁蓉：指着在窗外的湖面上说：哥，快看，打渔的船，哎呀，太美了。
袁殊：十里苏提柳，百里太湖水，太湖美就美在水上，你看，碧波荡漾，清澈无边。
车队行驶到前面的一个岔道口，摩托停了下来，不知往哪条路走。随向旁边小店前的掌柜打听。
这时，只见吉普车上的上海军统三站的副站长肖成走了上去。
店掌柜告诉他们：左边是通往常熟去上海的公路，由于前几天暴雨，山体滑坡，塌方严重，至今未通。右边是经武进去上海的路，路窄一些，远一些，但是畅通的。
肖成问明情况后，返回到袁殊车前：报告袁站长，通往常熟的路不通，必须走武进方向。
袁殊知道，这是地下党提前安排的。好吧，就从武进方向走。
车队又出发了，过了武进不久，行驶到一座山岭前，此时，已近中午，远远见前方路边上车辆堵塞，路上站满了行人。
路边的一棵树上悬挂着黄布的：“酒”字旗十分醒目。
车队行驶到跟前，不得不停下，肖副站长跳下吉普，拨开人群问明情况，原来是前面有一石桥，由于暴雨，桥基处出现拳头粗裂痕，四块巨石拼成的桥面上，有一块倾斜十分厉害，因此，车辆只得停下。
桥基和桥面有工人正在抢修，抬石的农民们号子声十分震耳。
肖成查明情况后，立即向袁殊报告。
袁殊戴着墨镜，走下车来，向前方望了望说：好吧，车队靠路边纵队停放，车距尽量压缩，首尾各派一名哨兵，其余的人下车，联系午餐。
肖成：是。
袁殊：注意，菜可以点好一点，多一些，但不准喝酒。
肖成：弟兄们，下车休息吃饭。
袁殊领着袁蓉向路边饭店中走去。
老远就见店老板迎了上来，“长官，请到里面歇息。”
袁殊走进店中一看，这是一个不大的店面，院子也不大，东西分盖两排平房作为客人就餐用，厨房是一个设在西边角落的土坯房。
院子中有一眼井，槐树下一群小鸡在悠闲地觅食。
老板把袁殊领进了东边餐厅，只见四张方桌，条木板凳也还算整齐干净。
袁蓉进来看了一眼就转身向外跑去。
袁殊：你去哪儿？
袁蓉：我喝碗井水去。
只听一声立定，肖副站长带着18名卫兵列队走进了院子。
袁殊刚坐下，肖副站长就报告说：报告站长，卫兵集合完毕，请指示。
袁殊：带进来吧。
肖副站长犹豫了一会儿说：还是让他们去对面吃吧。
袁殊：也行，你安排就是了。
白天公路桥头塌方处
新四军江南游击队八支队政委翁从六正在指挥战士们在抢修桥基，他接到上级通知，在此设伏截住这批军用车队，组织上通知说，国民党执行此次任务的是一名中将，此人是地下党潜入敌营的特工，一定是要保证他的安全。
福发酒店内，菜已上桌，特别丰盛。
袁殊看了看大家说：怎么，都不动筷子。
肖副站长胆怯地说：弟兄们想喝点酒。
袁殊笑了笑说：好吧，你们这是绝食抗议呀，再不允许，怕是要饿死人了，反正这桥一时半会儿也修不好，你们就喝点吧，开车的只许三杯，哈哈，算你们狠。
店内一片欢呼，店小二连忙搬出的一坛散装洋河大曲说：各位长官，喝多喝少请自己倒。
白天店外的公路上，车队首尾的两名哨兵持枪而立。
桥头上人群中发出议论，都在猜，这军车上装的是什么东西。
翁从立和几个农民打扮的人头戴草帽从桥面上走了过来。
酒店内只见老板走进来对袁殊说：这位长官，我家四老板想见见你，不知是否方便？
袁殊知道这是地下党来人接头了，遂马上说：快，请他进来。
客厅门帘掀开后，只见翁从六走了出来。四目相视，双方惊讶，同时都说：原来是你呀？
翁从六警惕地向外看了一眼，外面哨兵我已安排人控制了。里面的人只等你发一句话，就可以动手。
袁殊：不用等我，你们见机行事就行了。
这时，只听对面的肖副站长说：你们先喝着，我一会儿再来。
翁从六朝袁殊笑了笑，迅速闪失在门帘后。
白天福发酒店外
烈日下，两个哨兵站立许久，翁从六安排两个女游击队员一人端了一碗凉米酒，送给哨兵喝。
哨兵正口干舌燥，接过米酒就咕咚咕咚地喝着，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两个女子身手敏捷，一招鹰勒喉，不待他们发出叫声，就被连人带枪拖到了车后。
车边酒店内，三个桌子上的哨兵喝得正欢，划拳行令声此起彼伏。
从室内走出几名游击队员，其中一个大声叫道：都别动！
这时，只见有的哨兵冲向墙边，想拿枪。
一游击队员大声喊道：枪已被收缴了，希望你们不要乱动。
“弟兄们，喝得怎么样？”肖副站长从外跨进了房间，他刚一进门，早已被守在门后的游击队员反扭在地，将他的枪卸了下来。
对面房间里翁从六走出来，说；学易，全部搞定了。
袁殊起身和他热烈握手、拥抱：你这家伙，怎么跑这来了？
翁从六说：从广西桂林返回上海后，为扩充新四军江南游击队，党组织从华东局派了几十名同志，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袁殊大声说：这下好了，咱们又在一起了。
翁从六：我代表新四军江南游击队热忱欢迎你，同时，支队首长已派人将伯母接到了准阴安顿，并嘱咐我们一定要保证你的安全。说完，朝袁蓉笑了笑说：当然，还有小妹。
袁蓉这时才明白，哥哥为什么不愿意带她一起回上海，此刻，他为哥哥感到骄傲和自豪。
袁蓉：六哥，你总算还记起我了。
翁从六：小蓉妹妹，你不理解我和你哥久别重逢的激动和喜悦，对不起，怠慢你了，等到了根据地，我请你吃野山桃吧。
袁蓉：说话算话，骗人是小狗。说完，发出一串银铃般的笑声。
袁殊和翁从六也情不自禁地开怀大笑，笑声荡漾在苏南这简朴的路边小店，并从小店中向广袤的天空、原野、湖泊中传去……
初稿于武汉竹斋
二稿于海军九江基地
二ＯＯ八年中秋
第三十八章 尾声
无言的结局永远的怀念
《谍海五重奏》终于写完了，但留在我脑海里的袁殊仍挥之不去，常常使我夜不能寐，总觉得没有给读者一个立体的多维的我党红色特工、中国血性男儿的形象。
也许有人会问，袁殊按党组织的安排，离开上海去苏南新四军根据地后，在解放战争和新中国的建设中，他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本来，我想将笔墨再延伸一段，但由于史料难以收集，加之袁殊的结局实在是让我不忍记叙之，所以，思来想去，只好作罢。
为了给读者一个交待，这里，我将袁殊和关露离开上海后的情况作一个简要的说明。
一九四五年九月底，抗战胜利后不久，袁殊就到了解放区。直到一九四六年初，国民党方面才知道袁殊去了解放区，不由得勃然大怒，于是，国民党认为“抗战有功”的袁殊，立即成了大汗奸，军统总局下达了通缉令，并派特务专程赶去苏州抄家，但这时袁殊已随军北撤。
袁殊到解放区后，中共华东组织部长曾山同志亲自找袁殊谈话，考虑到他在日伪和国民党中统、军统时的身份，组织上决定让袁殊暂时改名，为了证明是组织上让其改名，曾山同志让袁殊跟他姓，从此，曾达斋这个名字就代替了袁殊，并一直用了几十年。
回到组织怀抱的袁殊，被任命为华东局联络部第一工作委员会主任，定为旅级。解放战争期间，他随部队转战于山东、大连等地，主要做一些收集敌情资料的工作。北京解放后，1949年4月袁殊奉调到北京，转到了李克龙领导的国家情报部门，主要是做日美动向的调研工作，由于工作出色，在部里被称为“日本问题专家”。
正当袁殊以饱满的政治热情，为新中国情报收集而忘我工作时，1955年5月，突如其来的“潘汉年案件”爆发了，仅过了36个小时后，袁殊就受到株连而被捕，并以反革命罪被定为大汗奸，随后被判刑12年。
含冤入狱的袁殊，凭着对党的赤胆忠心，不仅没有丝毫怨恨，相反，他始终坚信冤案终究会大白。在狱中监禁时，他没有消沉，翻译了大量的日文书籍，写下史料性传记《大流氓杜月笙》，并且关注着党的情报事业，写下了八万多字的《南窗杂记》，将自己在敌营多年的情报工作经验，细心地加以总结。1971年，袁殊在秦城监狱还写下了“豪情自负忘生死，毁誉一生甘自羞”的感人诗句，展现了一个革命者的坦荡情怀。
1967年，袁殊服刑12年期满后，由于当时正是*，不仅没有被释放，又再度被关押八年，1975年刑期又满，但仍没有被释，而是被解送到湖北军山劳改农场继续改造。此时，他的妻子端木因受恐吓，服用了过量的安眠药自杀未遂后离家出走，从此下落不明。
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为潘汉年恢复名誉的通知，同年9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了《刑事判决书》，宣布潘汉年无罪，撤销原判。
潘汉年平反后，中央成立复查清理小组，牵涉潘案被捕者多达1000余人。1982年9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判决，宣告袁殊无罪释放，同日，公安部、调查部复查袁殊的政治问题后，确认他于1931年加入党组织，并恢复其党籍，将原没收的财产折价归还，于北京西苑分配新房一套。
从牵连入狱，到无罪平反，整整27年零五个月的牢狱生活，极大的消磨了袁殊的时光，严重地危害了袁殊的健康，出狱后，他精神极为混乱，就这样，袁殊又度过了五个春秋。
1987年11月26日，袁殊走完了自己坎坷而又传奇的一生，享年76岁，他的骨灰盒上覆盖着党旗，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关露同志于1955年由于受“潘汉年案件”牵连，也被捕入狱，前后坐牢10余年，也于1982年3月被平反。平反后的关露，也受到极大的伤害，她患上了严重的精神分裂症，几个月后的一个冬日，她在北京那10多平方米的陋室里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