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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投降，避免库尔德人参战，控制油田，并向南部的提克里特及巴格达进发。他们的任务还包括摧毁一个位于北部的、由伊拉克资助的恐怖主义营地，该营地是萨达姆政权与基地组织的联络处之一。
3月30日，我们得到了陆军士兵杰西卡·林奇的确切位置。事后大家得知，是一个来自当地医院的伊拉克人告诉了附近的一支美国军队，说他觉得医院有一个房间里住着一位美国女兵。我们一得到消息，就开始行动。弗兰克斯下达了一道命令：“调集一个行动队，把她从那里救出来。用你们所要用的一切手段。”
解救战俘是最难执行的军事任务之一。敌军士兵一旦发现你们，就很有可能会杀死战俘——尤其在伊拉克这样的地方，我们知道他们曾经处决了一些战俘，并痛殴了其他的战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试图营救战俘的行动将使战俘面临很大的危险。成功地解救一名战俘要求采取非常复杂的行动。你必须遵循一些规范的程序。首先，你必须保卫并封锁相关地区，不让任何人出入。你必须切断通讯，这样外面的人就不能向里面的人告密。你必须从各个不同的方向，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进入目标地点，以保证敌军士兵没有机会及时返回到战俘身边。你必须提前对战俘关押地点进行监控，窃听他们的通讯联络，了解对方如何行动。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情报非常模糊：有的说敌军离开了，有的说他们还在。我们无法确认，所以必须做最坏的准备。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必须设想敌人还在那里。
要执行如此复杂的行动任务，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从一支军队中抽调一组士兵。这样，大家彼此都相识，彼此都知道对方的行动方式，队伍容易保证同步。但是在杰西卡·林奇的事件中，我们没有时间做这样的安排。如果我们想立即将她解救出来，就必须采取联合行动。这就是说在我们派出去的营救小组中有特种部队士兵、海军陆战队士兵、海军直升机、空军固翼飞机和陆军的直升机。另外，我们还必须在11个小时内将这个联合行动小组集结起来。联合部队的协同行动总不能尽如人意、一帆风顺——尤其是计划的时间如此短暂。但是在营救杰西卡·林奇这次行动中，他们的行动整齐划一。
海军陆战队封闭了该区域。特种部队在半夜来到事发地点。我们有一张手绘地图，上面指示了她的位置，他们就使用这张地图，冲进了医院。那里除了她之外空无一人。二等兵林奇抬起头来，迷迷糊糊地说：“我也是美军士兵。”
得到了林奇获救的消息——以及两周后其他战俘也相继获救的消息——对我们来说无疑是战争的高潮。自从9．11事件以来，我们惟一一次彻底地宣泄着自己的情绪，也是自那以后惟一一次允许自己对某件事情着实感到欣慰。作为少数的知情人之一，我自始至终目睹了整个的营救过程。从我的角度上看，这是我所见过的最出色的营救行动之一。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媒体发表了大量的说法（其中还有杰西卡·林奇自己写的书），说整个营救行动不过是在做戏，说我们是在借用这个机会大肆招摇，说林奇是军方制造舆论的一个产物。但是这些说法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我们的心是纯净的。参与此次行动的人没有一个是为了赢得名声——我们如此行动是为了解救我们当中的一员。执行该行动的士兵们自行决定要将此次行动拍成电影（不是我们下达的命令），这很可能是件好事，因为它成了营救行动的典范，而且这部片子还可以用来训练其他的士兵。
解救杰西卡·林奇之所以具有重大意义——抛去营救本身的意义不说——就在于，它再一次表明，我军如何成功地从以单一军种为行动基础的军队转变成了一支以联合行动为基础的军队。这是弗兰克斯的一大功劳：他从不允许单一军种的利益来左右由谁或者该怎样来完成一项军事任务。从来到中央司令部的第一天起，他就为建立一支联合行动队伍制造了一种氛围。这种氛围逐步渗透并影响了每一支部队中的每一个士兵。他们很清楚，自己应该与其他兵种协同作战。
有一点媒体从未报道，这就是有一股来自内部的压力督促我们为杰西卡·林奇颁发奖章。这股压力来自于她家乡西弗吉尼亚州的政客们，他们以最初的军事报告为由提出了这个请求，该报告称她在被俘虏之前，对前来袭击的伊拉克人曾予以反击．打光了所有的弹药。
政客们的请求逐级呈递上来，最终来到了我面前，我给他们的答复是不行。最初的报告往往都是错误的。我们必须等到最后报告出来时才能确认她做了什么，没有做什么。这些政客通过一个议员代表与我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他们多次致电，给这个议员施加压力，让他促成此事。他便给我打电话，而我坚持告诉他，“必须等等看”。
“这是一件大事情，”他们对他说。“这对军中的女性非常有利。”
“这和军中的女性问题无关，”我答复道。“它只关系到真实的情况。”
如果有证据表明她的确是个英雄，我们会按章程办事的。可是我们一开始就认为这些报告有误。拉姆斯菲尔德也知道这件事情，他完全支持我的立场。政客们的意见没有得到采纳。
事后表明，最初的报告确实有失实之处。她的武器经过了弹道检测，结果表明她根本一枪未发。她只是搭乘了一辆军车，在路上行驶时迷失了方向，遭遇了敌军火力，发生了车祸。车祸非常严重——坐在车内的一部分士兵因此丧生，而杰西卡身受重伤。她没有还击——她当时的情况无法进行还击。她的行为没有任何不对的地方，我可以肯定她本人也会同意，她的行为和其他任何与她一道被俘的战友都一样，没有任何突出之处。
伊拉克境内的其他战役都进展得相当顺利。到3月26日，尽管曾经受到天气影响，我们还是在伊拉克境内推进了220多英里。到了3月27日，我们驻扎在波斯湾地区的29万名联军士兵中有三分之一已经进入了伊拉克境内，我们还从驻得克萨斯胡德堡的陆军第三军团中调遣了3万人的作战部队。我们正准备发动最后一击。巴格达近在眼前。
从多方面看，4月1日都标志着战争的转折点。从那一天起，我们的进攻势头迅速增强。在那天之前，一切都还不确定，而自那天起，我们的绳索已经套住了这个行将倾覆的政权，并且是越收越紧。
这并不是说，我们将不再遭遇激烈的抵抗。这样的抵抗依然存在。在卡尔巴拉和“卡尔巴拉隘口”（一条20到25英里宽的狭长地带，位于巴格达南部50英里远处，在幼发拉底河与拉扎扎湖之间），还会遭遇来自共和国卫队的抵抗。我们对该地区的形势更加关注。4月1日，陆军第三步兵师在经过了一场激战后占领了卡尔巴拉，海军陆战队第一远征部队攻打了共和国卫队的巴格达师。4月2日，海军陆战队攻占了一座重要的桥梁，并跨过了底格里斯河，在当天晚上，又重创了共和国卫队的麦地那师与巴格达师。
4月3日，陆军第三步兵师迎着枪林弹雨，冲过了卡尔巴拉隘口。同一天，海军陆战队来到了距离巴格达南部40英里、位于底格里斯河上的军事重镇库特，占领了那里的一个共和国卫队营地和一个伊拉克空军基地。101空降师同时进入并控制了纳杰夫，并且非常有效地维护了该城的秩序。特种部队占领了巴格达以北60英里、位于塞尔萨尔湖的一处萨达姆总统官邸。也是在4月3日，我们在对巴格达西南部的萨达姆国际机场进行了连续多日的大规模轰炸后，开始对其发动地面进攻。这是一个关键的战略目标，只要能占领该机场，我们的军队距离巴格达城就只有10英里的距离了。
到了4月4日，机场已被我们控制；伊拉克人进行了还击，但我们还是取得了胜利。这个胜利非常关键，它使我们在首都附近拥有了一个营地和机场。在东南部，海军陆战队已经安全占领库特，继续向巴格达进军。在行军途中，他们接受了共和国卫队2，500名士兵的投降。我们同时还加强了对巴格达的空中打击。经过了14天的轰炸后，巴格达共和国卫队的战斗能力已经被削弱到最低程度，无数个重要的领导人被清除，伊拉克军队的通讯也陷入混乱。
数百名平民逃离该城。我们后来才发现，这些“平民”当中有许多都是伊拉克士兵，他们穿着平民的服装，试图逃往约旦或叙利亚。大多数真正的平民都留在城里。其实，约旦早在战前就搭建了难民营，他们原以为会有数以千计的难民穿过边界，但是根本就没有人来，结果他们只好关闭了这些难民营。伊拉克人相信我们在进攻中的准确性，很少有人逃离家园。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尽管我们投下了数千枚炸弹，巴格达城内的灯光却从来没有彻底熄灭过。我们的激光制导炸弹以及全球定位系统制导炸弹就是这么精确。这次战役与历史上任何一次战役都不同。
4月5日，我们开始发起了进攻巴格达的第一轮战斗。陆军第五军团从南部向首都进军，而海军陆战队第一远征部队则从西南部进军。海军陆战队第七师第一营从东部向其郊区进发。我们遇到了抵抗；战斗是近距离的，非常艰苦，有的战斗更是发展到白刃战的程度。我们摸索着向前，从不同的位置对该城进行了试探性的进攻。我们还展开了大量的“奔雷行动”，把我们从其他城市的战斗中学来的经验运用到巴格达的战斗中。结果，我们增强了信心，认为巴格达很快就能攻破，人人畏惧的持久战不会出现。不出几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就确定了敌人不会使用化学武器，看不见的“红色警戒线”确实是看不见的。巴格达不会出现持久的城市巷战。
4月6日，我们开始收紧绳索，将巴格达彻底包围起来，切断了它与外部往来的所有高速公路。所有被困在城内的伊拉克军队都已孤立无援。在夜幕的掩护下，我们的第一架飞机——一架满载士兵和装备的C130运输机——飞抵巴格达机场。巴格达破城之时指日可待。
伊拉克的情报部长穆罕默德·赛义德·萨哈夫（Mohammed Saeed AlSahaf，我们把他称为“巴格达吹牛大王”）却不这么看。就在我们的军队在他背后不断开枪之际，他还出现在电视和广播中（他在战争中始终如此），声称在巴格达5英里以内根本没有美国的军队，说伊拉克仍然控制着机场，而巴格达很快就会成为联军的“坟墓”。他说：“美国军队正在巴格达的城墙上自寻死路。萨达姆·侯赛因的士兵将给他们一次毕生难忘的教训。我们实际上会鼓励他们继续自取灭亡。我们给了他们死亡和毒药。我以上帝的名义发誓，这些惟利是图的人，还有那些仍然坐在华盛顿的人，他们派来的军队将被活活烧死。”
有记者问他背后的枪声是怎么回事，他说那是伊拉克士兵在歼灭美国士兵。我们不得不对这个家伙说：他的牛皮吹破了天。他是放肆的代名词。他是一个满嘴谎言的部长，是萨达姆政权的象征。他实在是滑稽可笑，我们能做的就是大笑不已。他给中央司令部那些灰暗的日子增添了不少喜剧色彩和轻松的气氛，其实我们非常清楚，我们已经来到了巴格达的门口。
我们确实敲响了巴格达的大门。4月17日，我们的坦克再次冲入巴格达，采取了又一次的“奔雷行动”，并攻占了两个萨达姆官邸。到4月9日为止，我们已经占据了巴格达大部，伊拉克平民都意识到了战争已经结束（至少在我们占领的地区），他们已经开始成群结队地走上街头，愉快地庆祝胜利。他们撕掉了政府的宣传海报，并在海军陆战队员的协助下推翻了一座巨大的萨达姆雕像，这一幕还被电视镜头捕捉到，在世界各地播出。
巴格达已经在我们的掌握之中了。
这座雕像轰然倒下的时候，一切都仿佛发生在最佳时刻的最佳一幕，堪称“柯达精彩一刻”，也是我们在开展了大量艰苦的工作后迎来的巅峰时刻。对于饱受萨达姆政权欺压的伊拉克人民来说，这无疑是一件壮举。但就在这时，雕像上一时竟出现了美国国旗，从华盛顿到坦帕到位于卡塔尔的弗兰克斯办公室，都出现了小小的不安。在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有人做出这种举动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的军事行动准则明确规定：我们不是在占领伊拉克。美国国旗不能出现在任何一座已被攻占的伊拉克城市上空。我们很高兴地看到，国旗没有在那里停留太长的时间。
一个问题刚结束，另一个问题又出现了。我们事前也估计到了，巴格达会像战争开始的时候一样出现一些抢劫事件，可是伊拉克平民对自己的首都竟然大肆破坏，着实让我们吃惊。他们洗劫了萨达姆的官邸�